香山南山村
陈钧(Chun Gwan)一九○八年十一月七日出生于香山县南山村，他的堂弟陈光(Chun Kong)，则是生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而一八六三年出生的陈耀(Chun You)是陈钧的伯父[1]，也是陈光的父亲。
早在一八八四年，陈耀便从家乡奔赴澳大利亚谋生。他自雪梨(Sydney)登陆入境，随后进入鸟修威省(New South Wales)的内陆充任菜农，经近二十年的打拼，于一九○三年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方才回国探亲[2]，结婚生子，开枝散叶。结束中国探亲返回澳洲后，陈耀逐渐将自己发展的地点从乡村转向都市，最终定居于雪梨。从一九一十年代开始，他与一位名叫Sue Fong(萧丰，译音)[3]的同乡合股，在距华埠不远的啤扪埠(Pyrmont)的哈里斯大街(Harris Street)一百八十二号开设商铺，名为“耀丰号”(You Fong & Co.)，主要经营销售与自己熟悉的产品，即以蔬菜水果为主，并在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式在鸟修威省工商局注册备案[4]。
澳大利亚自一九二一年开始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开放居澳华人申办其在乡子弟前来澳大利亚各地留学，由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具体负责办理护照申请及签证的预评估等事宜，然后交由澳洲内务部核发留学签证。这一年，总计上百名中国留学生得以进入澳洲读书，雪梨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留学地点。看到华埠中骤然增多的华童身影，陈耀便也决定将正在家乡新式小学读书的侄儿陈钧申请来澳读书。一九二二年上半年，陈耀填具申请表格，递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为侄儿陈钧前来雪梨入读都市商学院(Metropolitan Business College)请领护照和签证。为此，他以自己与人合股经营的耀丰号商铺作保，允诺每年供给膏火一百镑，作为侄儿来澳留学期间所需学费、生活费等各项开销之用。
中国总领事馆受理上述申请后，按照流程审理完毕，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廿七日由总领事魏子京给陈钧签发了一份中国学生护照，号码168/S/22；当天，内务部也在送上来的护照上钤盖了签证印章，从而完成了此次护照和签证的申领程序。之所以能如此快捷地拿到签证，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总领事馆和内务部都位于美利滨(Melbourne)，同城办公，联络方便；二是因为中国总领事馆在受理护照申请的过程中，也负责进行签证预评估，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总领事馆将护照送到内务部申请签证，也就意味着该项申请已经通过了签证预评估，内务部只需按章办事，在护照上钤印签证章即可。从内务部拿回护照后，中国总领事馆遂按照最后的流程，根据陈耀提供的地址，将其寄往香港的金山庄强华公司，由后者负责为陈钧安排赴澳行程和预定船票，并在最终成行时，将护照交给从香山来港搭船前往澳大利亚的陈钧随身携带。
强华公司的工作效率还是很给力，很快就在二个月内安排好了行程，也为陈钧找到了同行的伙伴，即前往昆士兰省(Queensland)北部汤士威炉埠下船的同邑曲涌村的吴玉华(Yock Wah)[5]，以及一对来自新会县古井镇大朗坡村的堂兄弟黄社稳(Share One Wong)[6]和黄者莅(Jerry Wong)[7]，他们也是要去昆士兰省留学读书，地点是该省北部的一个小镇吓李咈埠(Halifax)[8]。随后，陈钧便被家人送到香港，在此与上述诸位小留学生会合，一起登上驶往澳大利亚的“获多利”(Victoria)号轮船，于当年十月二十一日抵达雪梨[9]。
然而，陈钧在雪梨海关遇到了麻烦，前去接他的伯父陈耀无法接到他。原来在入关的卫生检疫时，他被发现罹患了疥癣，检疫官要他留下来隔离治疗，但海关人员则表示不让他入关，要让他随原船返回香港。陈耀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得要死，一边向海关缴纳一百镑的保证金，请求将侄儿留下就地治疗，一边紧急致电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希望由其出面斡旋，让陈钧留下。经一番紧急动员和沟通，内务部通知海关，准允将其送到雪梨医院里隔离治疗，一个半月后方才痊愈，于十二月五日出院。直到此时，海关才正式确认让其办理入境手续，而陈耀也方才得以从海关取回那笔保证金。
此时澳大利亚的各类学校即将进入暑假，陈钧只能等到明年新学年开学后才能正式上学。然而，他不能直接就去到伯父早期为他选定的都市商学院读书，毕竟那是需要具备小学毕业以上的资质才能进去，他便赶在学校放假前，到位于杜里奇希区(Dulwich Hill)的三一文法学校(Trinity Grammar School)报名注册，获得校长接受其入学，为他预留学位。
但是，到一九二三年新学年开学后，陈钧并没有进入三一文法学校，因为该校学风严，要求高，陈钧英语不行，难以跟上进度，故放弃了进入这间名校的机会，转而注册入读位于雪梨城里必街(Pitt Street)上的基督堂学校(Christ Church School)。可是仅仅上了三个月的课，他就因鼻子右侧生了一个恶性皮下肿瘤，不得不在五月初住院，最终于七月初动手术切除。在这个过程中，内务部对他的病情也很关注，并且表示如果他不能上学的话就要将其遣返，让他回国慢慢治疗康复。好在七月中旬海关检疫官对出院后的陈钧进行了检查，认为他虽然仍然需要经常定期返回医院接受X光治疗，但也应该在近期稍微康复后就可以去学校上学。当然，陈耀也坚持认为侄儿完全可以一边治疗，一边上学念书。在这种情况下，经检疫官在八月中旬再次对其复查后确认其已康复，认为他的情况已经可以回到学校上学，于是，陈钧便在八月二十日重返学校念书，避免了一场被遣返的危机。
然而，基督堂学校因教会支持不力，生源有限，加上师资不稳，无法再维持下去，遂于一九二四年复活节后于四月十七日关闭。由是，在这间学校读书前后也就一年多的陈钧只能另择学校入读。经一番比较和选择，他最终于五月五日去了冀恋街公学(Cleveland Street Public School)正式注册入读。后来，该校改名为冀念街中学(Cleveland Street Intermediate High School)，他仍然留在这里念书。学校对他的评价是：学习认真，遵守校规，举止有据，成绩良好。由是，他在这里一直读到一九二五年底学期结束。
从一九二六年新学年开始，陈钧转学到炮台街公学(Fort Street Public School)读书。该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即炮台街初等技校(Fort Street Junior Technical School)，即一个地点，两个校名，而教授不同的课程，陈钧实际上是选择后者入读。到次年的年中，他突然又患病，但这次不知病因，只是觉得全身疼，而且比其他人更怕冷，时刻都需要穿着一件大衣保暖，因而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达三周之久。直到这一年的十月份，他才得以康复，出院后回到学校继续上课。
进入一九二八年，陈钧将要届满二十岁，便从上述炮台街初等技校退学，转到位于雪梨城里的渣打商学院(Charters Business College[该商学院亦即由此前的斯多德与霍尔斯商学院Stott & Hoare’s Business College]改名而来)念书，主修簿记、打字及通识教育等课程，并由此一直在此读了三年。商学院的例行报告显示，他在这里的各项表现令人满意，尤其是其英语能力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从而对他的其它各项课业的学习助力极大，而且他也在此读完了中级会计课程。
经过三年的商学院课程学习，陈钧顺利毕业。一九三一年新学年开始，他注册入读雪梨美术学院(The Sydney Art School)。当他按例向海关报告自己的转学而请求内务部批复时，后者刚开始因对该校的性质不了解，也从来没有接到过中国学生入读此类学校的申请，因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拒绝批准其入读该校，并责成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敦促陈钧选择另外的私立学校入读；但经海关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陈钧已经在该私立性质的学院就读二个多月，也像以前在其它的学校那样每天正常上课，而且该校学费也很贵，每个学期的学费高达十一个几尼金币。为此，到四月二十日，内务部秘书最终批复了他的入学资格。而陈钧似乎对美术很有兴趣，在这个领域的学习也全力以赴，得到的都是好评。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又面临下一年度的展签申请，可是内务部秘书的回复是下个月陈钧便年满二十四周岁，已经到达中国留学生在澳学习的最高年龄限制，由此，按照规定，内务部不再批复其展签，而他必须在年底前离境回国。十一月十六日，中国总领事陈维屏再次致函内务部秘书，附上雪梨美术学院院长的陈情信，认为陈钧对美术的热爱，已经读了两年，希望内务部长考虑到其实际情况，再给他一年时间，从而可以完成在美术方面的课程。十一月二十四日，内务部长认可了上述陈情，同意特批给已经二十四岁的陈钧额外一年的展签。
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陈维屏致函内务部秘书，申请陈钧从雪梨美术学院转学到阿德雷佩利绘画学校(Adelaide Perry School of Drawing and Painting)，希望获得当局批复。内务部秘书通过海关得知，该校是通过教育厅认证的有资质私校，收费是每季度七个几尼金币，上课时间是朝九晚五，一切都符合规定，也很正规，便于六月六日通过了上述申请。但实际上，陈钧是到了九月份才离开雪梨美术学院去到上述绘画学校读书。可是，这时也到了他的签证就要过期的时候。绘画学校校长阿德雷佩利女士认为，陈钧此前的铅笔画和雕塑已经很有成绩，现在进入水粉画和油画学习阶段，如果就此终止学习，那他过去三年的努力就白费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陈钧的目标是学好绘画，将来回国当美术老师，可是如果让他中途停止学习，让他半吊子回去教学生绘画，不仅误人子弟，事实上也是给澳洲绘画教学抹黑。因此，她希望中国总领事馆应该再为这位学生争取一年的展签，让他的绘画培训更为扎实才好。对此建议，陈维屏总领事深以为然，遂于十月十六日致函内务部秘书，呼吁内务部长再次特批陈钧一年的展签，并附上阿德雷佩利校长的意见。内务部秘书接到上述信函后，先后与阿德雷佩利校长作了两次沟通，得知了后者的意见，也通过海关人员去到上述绘画学校观看陈钧的创作，并且也从他自己嘴里得知其本人确实是想学好之后回国从事美术教学，遂在征得内务部长的同意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复函陈维屏总领事，再次破例给予陈钧额外一年的展签。
在余下的一年里，陈钧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两幅油画在雪梨的当代画展中获得好评，甚至雪梨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和太阳报(Sun)都刊文对其作品予以介绍并提供了评论[10]，这对一个毫无背景的青年画家来说，显然是最大的奖赏，更何况他还是有色人种背景。有鉴于此，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阿德雷佩利校长再次致函中国总领事陈维屏，希望他再向内务部申请陈钧的一年展签，从而使他可以完成学业，拿到美术学位证书。陈总领事也对陈钧的成绩很赞赏，也希望他能达成目标，便于十月二十三日再次为陈钧提出展签申请。接到上述申请后，内务部秘书很纠结：按照规定，陈钧已经二十六岁，早已超出规定年龄两岁，按理他早就应该乘船返回中国才是；可是业界的意见也很重要，而且画家这个行当是需要时间浸淫才能有所成就的，从这个角度，放他一马，也许就能让他进入另一个高度。为此，他行文海关，希望能获得陈钧的现状以及他的生存环境如何的真实情况，因为内务部时刻在预防中国留学生利用留学签证出外打工。海关很快就报告说，陈钧现在整个人都沉浸在美术学习和创作当中，海关稽核人员几次去到绘画学校，都见到他在专心致志地琢磨绘画创作；而他的所有学费和生活等各项费用都由伯父陈耀提供，目前他也跟伯父住在一起。据陈耀对海关人员表示，他会大力支持侄儿完成学业，估计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会有结果；而他则打算明年回中国探亲，届时就带着完成学业的侄儿一起回去。内务部长见既然是这么一种情况，那就索性好人做到底，于十一月三十日再次破例给陈钧展签一年。而到了次年八月份，陈钧也再次获邀参加雪梨的现代派画展，选送两幅油画参展。
本来内务部已经破例给了陈钧额外三年的展签，按说他应该知足而返回中国，但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还是阿德雷佩利校长向陈维屏总领事陈情，希望再给她的这位前途远大的中国学生申请额外一年的展签，这样就使得他可以达到一个更进一层的的高度，完成学业。正好在上一年四月十六日时，陈维屏总领事曾就中国学生在特殊情况下亦即超过了二十四周岁之后，如果遇有尚未完成的学业课程，向澳大利亚总理游说，希望能获得特批，让其完成学业的照会，并获得了后者的认可。于是，陈维屏总领事遂以上述澳大利亚总理的回复作为依据，并附上阿德雷佩利校长的陈情信，于十月三十一日向内务部长申请，请其再特批陈钧一年的展签。内务部长去年就已经期望今年不再有这样的申请，陈钧也应该像陈耀所言，应该返回中国去了，但陈维屏总领事翻出了总理的照会备忘录，表明陈钧的展签申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此，他不得不予以认真对待。经一番考察陈钧的在校学习情况及获得部内几个不同层级官员的评估及正面意见之后，十一月十五日，内务部长再次破例批复了陈钧一年的展签，但特别强调，这是最后的一次展签；签证到期后，无论如何陈钧都必须离开澳大利亚回国。
可是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陈钧突然写信给雪梨海关，告知他已经结束了在阿德雷佩利绘画学校的课程，现在已经转学进入东雪梨工学院绘画系(East Sydney Technical College, Drawing & Painting)学习。因为距其十月底签证到期尚有一些时间，内务部对此转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予以认可。于是，陈钧放下心来，继续其绘画方面的学习。
按照教学进度，陈钧在工学院的课程到其签证截止期之前，尚有一个月方才完全可以结束。为此，陈钧给内务部秘书写信，再次申请签证展期。在此申请函中，一方面请求让他完成上述课程，另一方面也申请准允他结束课程后去澳洲各地走走看看，由是，总计延长时间完成学业和旅行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在申请中还特别强调，非常明白自己早已超过规定的留学年龄好几年了，也特别感谢内务部长过去几年给予他特别的照顾，方才让他可以完成学业，取得他梦想中的艺术学位。对于澳大利亚给予他的厚爱，他本人没齿难忘，铭记在心。但因过去几年里他全心全意投身于学习之中，根本无暇领略澳大利亚的大好河山，而此次如果没有机会，他此后恐怕也就再也无缘踏足这块土地了；尤其是对一个学习绘画的人来说，失去这样的机会，不能不会是一大遗憾。陈钧也将上述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维屏总领事，后者也于九月七日，致函内务部秘书，为其上述申请说情。内务部长接到陈钧的申请，得知他已经定下时间回国，而计划进行的旅行也对其日后之职业生涯影响较大，遂于九月十八日批准了他的要求，将其签证展延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是，陈钧得以从容地完成在东雪梨工学院的课程；同时，去到澳大利亚各省写生，以及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为回国做准备[11]。
就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底一切准备就绪即将离澳之际，陈钧突然发现自己右前额角质变异，恶痛异常，急忙去到雪梨医院检查。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他需要住院手术，预计要到五月中旬方才可以成行。为此，新任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保君建致函内务部秘书，附上医生证明，希望准允陈钧留在雪梨，至其治愈之后才离开澳洲回国；他也强调说，事实上，陈钧早已是归心似箭，毕竟他来到澳大利亚留学已经长达十五年，期间从未回过乡，早就想尽快返回中国，与父母团聚。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内务部也无能为力，也意识到这是个人无法预料及控制之事，只能顺势而为，遂批准他的签证有效期延至五月三十一日。
最终也由于船期的原因，二十九岁的陈钧并未能在五月底之前按计划成行，而是等到六月十九日，方才在雪梨港口登上驶往香港的“太平”(Taiping)号轮船，告别一直在背后任劳任怨地、默默地支持他完成学业的伯父陈耀，挥别在此留学十五年之久的澳大利亚，返回中国，开始其新的生活[12]。
从时间节点上看，陈钧回到国内时，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派兵大举侵华之际，由此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时期。因此，回到国内后的陈钧，能否实现其梦想，亦是未知之数。而此前一直扶植侄儿陈钧在澳求学实现梦想的陈耀，对于祖国的抗战进展也十分关注；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随着日军从华东向华中的推进，兵锋已近武汉，国民政府一直在向西南撤退，原先处于后方的广东省也日益面临着日军入侵的威胁，为此，他对家乡安全的担忧也日益增多。此时，他的小儿子陈光已经十二岁，正当学龄。为了让他能在一个较为平和的环境中读书，完成学业，陈耀决定将其办理来到雪梨留学。
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陈耀以监护人名义具结财政担保书，填妥申请表格，递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儿子陈光赴澳留学所需的学生护照和签证。此前他的耀丰号商铺因合伙人撤股，他便将其改名为“三利果子铺”(Sam Lee & Co.)，还是开设在老地方，经营的也仍然是以果蔬为主的商品，因此，他便以自己经营的三利果子铺作保，允诺每年供给膏火七十镑，作为儿子来澳期间所需的学费、生活费和医疗保险费等各项开支。因此时对来澳留学的中国学生都要求入读私立学校，陈耀事先便去自己所在的啤扪埠由天主教会主办的圣贝德长老会书院(St Bede’s Presbytery)联络，为儿子拿到了入学录取信，也预留了学位。
早在一九二九年底，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已经从美利滨迁到雪梨，因此，陈耀便直接去到馆址设在华埠的中国总领事馆，亲手将所有的申请材料递交上去。总领事保君建经检索，见陈光只是年满十二岁，勿需提供是否具备英语能力的证明，而所有其它材料也都齐备，便在十月十七日备文，向内务部申请陈光的签证预评估。
虽然在此前几年处理陈钧的延期展签时，内务部秘书已经对陈耀的情况有所了解，但接到这项申请后，仍然按照流程，要求海关对其财务状况及出入境记录进行核查，作为批复这项申请的依据。海关反应比较迅速，几天功夫就有了结果。根据海关掌握的情况，陈耀的三利果子铺平均每周可以为他赚取净利润四镑；此外他在联邦银行的啤扪埠分行存有一百一十镑，手中握有现金一百五十镑，其销售之商品存货的价值也有一百五十镑。由此可见，陈耀算得上财务稳定自主，而且其人品行良好，邻里关系融洽。至于他与陈光出生相近的出入境记录，则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出境，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返回，出入地点都在雪梨；而这段时间，也正好是其侄儿陈钧就读于冀念街高等学校和炮台街公学之时。其子陈光的出生日期是在陈耀回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五月，距其回到国内已经八个多月；而如果陈光的生日是按照农历来计的话，五月廿六日便是公历七月五日，那就应该是怀孕足月出生。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应毋庸置疑。
内务部秘书接到上述调查结果，检视之后确认陈耀完全符合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要求，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了陈光签证的预评估。保君建总领事接到批复通知，便在十二月二日签发了一份号码为437773的中国学生护照给陈光，当天就寄送给内务部秘书。后者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寄来的护照上钤印了入境签证章，再将其退还给中国总领事馆。随后，保总领事遂按照陈耀指定的地址，将护照寄往香港的金山庄，由其负责转交并安排赴澳行程。
此时，广东省的抗战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在陈耀刚刚提交申请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在惠阳大亚湾登陆，迅即攻占广东省城广州，其周边县市顿时便处于日军的炮火威胁之下，去往香港的交通也变得困难起来。尽管如此，金山庄还是尽其力量，在二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快就为陈光安排好了行程，订妥船票。于是，家人间关将其送到香港，让陈光搭乘驶往澳大利亚的“彰德”(Changte)号轮船，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抵达雪梨[13]。陈光比他的堂兄陈钧幸运，顺利通过了卫生检疫，当场获准出关。陈耀去到海关将儿子接出来，仍然是住进了他在哈里斯大街一百八十二号的三利果子铺里。
这时候，圣贝德长老会书院已经改名为圣贝德堂区学校(St Bede’s Parochial School)，仍然由天主教的修女会管理。内务部以为陈光安顿好之后，是应该按照原先的安排就近入读这间学校，遂于八月初致函该校校长，询问这位中国留学生在校表现与学业情况。然而，校长的回复却是，这位曾经报名的中国学生根本就没有前来注册。于是，内务部秘书连忙指示海关在周围的学校排查，看他到底是进入了哪一间学校念书。直到九月九日，内务部秘书才接到圣母昆仲会技校(Marist Brothers’ Technical School)校长的来信，告知陈光自四月九日开始便在该校注册，入读至今，除了几天因病请假缺勤之外，都正常到校上课，目前主要是学习英语，在校表现良好，学业颇有进步。对此，内务部只好认可他这次事先没有报备的转学，毕竟这间学校也是属于天主教会主办的，性质相同。他在这里读了两个学年，各方面表现都令人满意，最主要是其英语能力大为提高。
一九四一年新学年开始，陈光转学进入圣母昆仲会中学(Marist Brothers’ High School)念中学课程。他在这里的学习也一如既往，各方面表现都很受校长和老师青睐。这一年的年底，因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澳大利亚也立即对日宣战，成为已经独自抗击日本全面侵华达五年之久的中国之盟国。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对所有盟国因战争而滞留在澳的公民包括留学生提供三年临时居留签证，有效期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期满时如果战争仍然继续，则该签证自动延期两年。作为中国留学生，陈光自然也享受到这一红利。
但是，在此全国动员全民参战的战争时期，十六岁的陈光不想再读书了。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中国驻雪梨总领事段茂澜致函内务部秘书，申请准允陈光退学而进入父亲的三利果子铺充当店员，协助父亲陈耀经营。由于战争动员，许多人参军或去到与战争相关的部门工作，导致像三利果子铺这样的商店很难聘请到合适的人选协助经营，因此，陈耀便把眼光放在了儿子身上，希望他能尽可能快地加入进来，协助他经营店铺。内务部虽然不愿意看到只有十六岁的陈光就此放弃学业，但也深感局势如此，到处人手紧张，甚至有些学校的教师都上了战场而导致学校关闭，因此，便于九月二十二日批准了上述申请。由此，陈光便当起了店员，协助父亲打理生意。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但澳大利亚直到一九四七年初才基本结束战后复员安置工作，从原先的内务部手中接管外侨事务的移民部，直到此时方才得以抽出时间来处理战时滞留在澳的那些外侨去留问题。这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移民部秘书行文海关，希望将陈光现在的情况报上来，以便决定是否要他在六月三十日之前离境回国。
但是，此后的几个月里，移民部几经催促，都未曾收到海关任何与此相关的报告。直到八月七日，移民部终于接到了一份海关报告，特别说明二十一岁的陈光已经于七月十九日从雪梨搭乘一艘名为“鹏霸”(Poonbar)号的轮船离境回国，此时该轮船已经离开昆士兰省(Queensland)北部重镇坚时埠(Cairns)港口，驶往香港。这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海关与陈光保持着密切的联络；而在确认他于战时没有开办属于自己的生意只是在为父亲工作之后，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安排其离境回国，并最终达成目的。而来澳留学和工作达八年之久的陈光，就随着澳大利亚战时移民政策的结束，也成为战后被成功按时遣返之一员。
一年之后，陈光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移民部的公文里。陈光有一位与父亲同辈的亲戚名叫Willie Hin Yee(威利·显贻)，是一八九九年在雪梨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此时在雪梨西区啪冧孖咑埠(Parramatta)开设有一间商铺。一九四八年初，他携全家回广东探亲[14]，在家乡也见到了早他半年前就已回国的侄儿陈光。到了年底，他要返回澳洲，计划在回来后将其年事已经很高的父亲再送回中国探亲，让其或者就此在家乡养老。为此，他想在返澳时将陈光带上同行，让他在自己再陪同父亲回国探亲离开澳洲的这段期间，亦即大约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由陈光代为管理经营他在啪冧孖咑埠的商铺。当然，此事需要向移民部申请，使陈光获得入境签证方才可行。显贻因是在澳大利亚出生，平时也跟澳人尤其是一些政客有来往，而现任澳大利亚联邦众议员的霍华德·比尔(Howard Beale)便是其中之一，此时担任联邦政府的交通部长。于是，显贻便将此事托付给比尔，希望他能向移民部长说情，帮助陈光拿到签证。移民部长在接到十一月十五日比尔的来信交代此事后，也确实给予了认真考虑。但是，在去年显贻申请回国探亲的证件之前，他便已经安排从中国国内申请了一位亲戚来帮他照看商铺，以便他能安心回到中国探亲，而这位中国雇员的签证有效期要到一九五○年才失效。而这也就意味着，显贻申请的理由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因为无须再另行安排多一位的中国雇员前来为他的店铺打工。于是，十二月一日，移民部长复函比尔，将此实情相告，表示无法批复他所代理的申请。比尔见事情如此，也就无话可说，将此回复转给了显贻[15]。
陈光的重返澳洲梦由此破灭，此后澳大利亚档案馆里再也未能找到与其名字相关的宗卷。至于他的父亲陈耀，同样也因找不到与其相关的信息，不知在此之前是已经去世，还是在战后回去了中国。而即便此时他依然健在，以他高达八十多岁的年纪，此时显然已经无法再从事任何生意了。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陈耀填具申请表格，递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为侄儿陈钧前来雪梨留学请领护照和签证。右边是贴在申请表背面的陈钧照片。
一九二二年七月廿七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给陈钧签发的中国学生护照。
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陈耀填妥申请表格，递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儿子陈光的赴澳留学所需的护照和签证。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澳大利亚联邦众议员霍华德·比尔给移民部长的信，为陈光重返澳洲代理经营威利·显贻的商铺申请入境签证。
一九○三年。陈耀获得的永久居留证及照片。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
Chun Gwan Students Passport – 168, NAA: A1, 1937/2607
Chun Kong – Student, NAA: A433, 1948/2/6741
[2] Ah Hing (Tumut NSW), Ah Chong (Sydney NSW), Hong Shue (East Orange NSW), Yow Hing (Bundarra NSW), Chun You (Wee Waa NSW), Leong Gun (Wee Waa NSW), Lee Way (Bundarra NSW), Sam Hop (Arncliffe NSW) and Ah Sam (West Maitland NSW) [Certificate of Domicile - includes left hand impression] [box 1], NAA: ST84/1, 1903/161-170。
[3] 萧丰约生于一八六五年，也是大约在一八八十年代便来到澳大利亚发展。详见：Mrs Taminy Kainard (Kinaid), Yun Yuan, Charley On, You Foy, See Hop, Lee Doon Yow, Sue Fong, Way Hing and Tong Chum [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 - includes left hand impression and photographs] [box 26], NAA: ST84/1, 1909/13/51-60。
[4] 见鸟修威省档案馆(NSW State Archives & Records)保存的二十世纪初该省工商企业注册记录：https://search.records.nsw.gov.au/permalink/f/1ebnd1l/INDEX1837839。
[8] 详见：WONG, Share One - Nationality: Chinese - arrived Townsville 16 October 1922 on the Aki Maru; [Chinese student], NAA: BP313/1, WONG S O; WONG, Jerry - Nationality: Chinese - arrived Townsville 16 October 1922 on the Aki Maru; [Chinese student], NAA: BP313/1, WONG J。
[9] Chun Gwan [includes Certificates of Exemption]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Chun Gwan's periods of exemption status] [arrived ex VICTORIA in Sydney on 21 October 1922] [box 341], NAA: SP42/1, C1937/2660 PART 2 OF 2。
[10] “Art In The Shadows At Australian Exhibition”, in The Daily Telegraph, Saturday 18 July 1936, page 2。
[11] Chun Gwan [includes Certificates of Exemption]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Chun Gwan's periods of exemption status] [box 341], NAA: SP42/1, C1937/2660 PART 1 OF 2。
[12] Chun Gwan, Louey Kee Fung, Joe Yow [also known as Chow Yow], Ronald Hing O'Young, 8 unknown Chinese and 1 unknown Filipino [departed ex TAIPING from Thursday Island on 27 June 1937] [box 346], NAA: SP42/1, C1937/4888。
[14] Willie Hin Yee - Chinese - departed 28 January 1948 from Brisbane aboard NELLORE, NAA: BP210/2, WILLIE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