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处理后遗症
自1994年4月28日到刺绣厂上班，我一直深受前任遗留的问题困扰。比如前领导动用公款私自建房；晁克华居住的大杂院的水费电费均由刺绣厂付款；一位女工的晶体脱落的费用一直全额报销，每次来报销都闹得天翻地覆；门面出租房的租费过低，领导有受贿之嫌；很长时间不来上班的人，不到厂里交劳动保险等等。产生极为恶劣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晁克华任期，省外贸状告刺绣厂合同纠纷案，晁克华因为受省外贸利诱威胁，把刺绣厂铁定胜诉的官司以调解的方式判输，为此刺绣厂的赔偿三十几万元；二是一个王姓退休工人，月月的报销的医药费动辄上千元至数千元不等，令人发指。记得第一次这个王姓退休工人拿着一千多元的发票，我因刚来，不便发作，勉为其难地给他报销了。第二个月他又拿来三千多块的发票来报，我当场就把发票甩给了他，斥责道：你是在开玩笑！全厂退休人员工资也不过三千多块，拖延了一个多月至今未发，你一下拿来三千多块药品发票，你当全厂职工和我是冤大头啊！说罢扬长而去。这些问题反引出刺绣厂先前小作坊式管理的混乱程度，以及职工对此的愤怒心态，也反映了职工对我的信任。我慎重地思考后，决定以难易和紧迫度为原则处理上面所列的问题。
第一次厂务会议专题研究晶体脱落的女工的医疗费问题。参与会议的有七人：倪四维，晁克华，周兆余，胡志刚，徐忠云，刘自权和我。会议开得尴尬，没人发言，我几番催促，众人仍然沉默。鉴于厂里没有医疗方面的硬性规定，我说：既然厂里没有规定，我们领导班子举手表决，以简单多数为决定。之所以决定举手表决，是因为他们不发言，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们怕得罪人，举手就可以使他们无可规避。表决的结果是四票赞成全报销，他们是倪四维，晁克华，周兆余和我，反对全报销三票，他们是胡志刚，徐忠云和刘自权。这次投票使我对领导成员有了一个初步认识。何人为公，何人为私，一目了然。这次投票，在场内产生不小的震动，手管口实行投票表决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过去一直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居然一人一票制，开了新局面。
接下来开始处理医疗报销制度。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必须用职代会的力量来解决它，我把这事交由周兆余处理，因为他是工会主席。首先开始职代会代表选举，产生合法的代表，然后报经市工会和市人大，要求召开新一届职代会，并希望上级派代表参加。最终由职代会通过了职工医疗报销制度，从通过之日起执行，使得医疗费用报销有制度可依。这个制度和现在的大部分企业的医疗报销制的相同：住院费用按一定的比例报销；平日门诊看病，自己解决，厂里每月补助若干金额的费用。说来也怪，那个王姓从此再也没来报销任何医疗发票。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他过去拿来报销的发票全是假的，是为了捞钱；第二就是他现在吃的药都是他的子女从他们厂里解决。我相信他的子女绝不敢每月从他所在的厂里拿上几千块钱的医药。
刺绣厂面临皖西路和长青路，有几十间门面出租。但在我去的时候，每月仅收取二千多块的房租。群众对此反映强烈，认为是厂领导玩猫腻，个人受贿，厂里受损。我把这个问题交由魏清瑜主任处理，魏主任通过走访皖西路其他商铺的租金，向我提出了一个调整门面房租金的方法，我同意了。结果整个铺面的租金达到七千多元，除去发放退休工人工资，还有五千多元的结余。这里再说一件趣事，皖西路的门面房，一直有一个姓杨的二房东整体承租，然后分租给其他租户。在姓杨的得知我要动手解决门面房租金时，拎了两瓶茅台酒到我家，希望我能让他继续当二房东。我答应了。在魏主任全面提高租金后，他找魏主任，要求降低他的租金。魏主任找我，我说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老杨送了我两瓶茅台酒，你问他是我退给他，还是他来拎，你再告诉他，如果他能在我们提租金的基础上分租时再加，那么我们就租给他，到明年我们再按他提高的数往上加，省去我们许多事。我当时讲这话的时候，办公室的人全部在场。老杨不再提当二房东的事。这两瓶茅台酒，在一次厂里职工去我家热闹时，我拿出来给他们喝了。之后，我和魏主任经过两年的时间，把门面房的租金逐年提高到与其他单位门面房的租金持平，整体租金达到一万多元的水平。和之前的每月两千多元形同天壤
至于西大街大杂院的水电费，处理起来更为顺手。我请一位在厂工作的人回家告诉他在供电局的丈夫，让他转告分管西大街供电的人，说刺绣厂不愿再当冤大头，自下个月，不再为这个大杂院付电费。请供电所自行处理。同时还带去一纸通知，敬请供电所理解。供电所由此没找刺绣厂的麻烦。水费处理遇掀起了一点小波澜。当水厂到厂里收取水费时，财务科拒付。水厂通告住户将安装分表，费用自理。一个杜姓老混混在其他人的怂恿下，到厂里找我撒泼。我说你吃水凭什么要厂里掏钱？他继续撒泼，我说白吃白喝的年代过去了，不要再想好事了。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处理和省外贸的官司波费周折。前文已说过这个官司是省外贸许以给订单，使晁克华上当，打输了官司。幸好晁克华被免职，倪四维上任后及时提出上诉，而中院分管此案的法官调任，官司拖延到我接任尚未判决。我上任后，庭审的通知下来，那时我法制观念淡薄，认为律师是和法官穿一条裤子的，所以没请律师，自己出庭辩护。第一次开庭，我义正言辞地斥责省外贸卑鄙无耻，用给订单做钓饵，以调解的方式，诱骗晁克华上当。我还说这样一个事实清楚的的案件，居然判刺绣厂输，这是法律不能彰显正义的悲哀。我还反问：如果晁克华签字同意把刺绣厂送给省外贸，难不成地区中院也会同意？所以，我希望省外贸知错就改，主动撤案，不要再令堂堂的省属企业蒙羞。
第一次开庭后，当事法官找我谈话，希望能够理解法院的苦衷，维持原判。我断然拒绝，说刺绣厂现在有二百多号人要吃饭，每月发工资都很艰难，哪有钱去打水漂。再说，省外贸太恶劣，这场官司来得蹊跷，一个从不存在的合同，怎么会出现判输三十多万的结局。卢法官听了，态度很冷淡。他原是地区武警支队的政委，转业到地区中院担任法官，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很快就会担任领导，最小都是审判庭长。和卢法官谈话即将结束时，我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这场官司如果刺绣厂输了，我徐凯肯定会到北京去，从金水桥上跳下去！我不相信，神圣的地区中院会再次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判决。
鉴于卢法官的冷漠，我非常担心这个案子会维持原判。出了法院，我直奔地区政法委，来到政法委书记张勤先的办公室。张勤先曾担任过六安市长，家住在地委大院，我们经常碰面，但未交谈过。他见我来，很热情，询问有什么事？我如实地把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完后说：真如你所说，这场官司不值得担心。我说我对这个卢法官很担心，他找我谈话，就是想告诉我他要维持原判。张书记说：你先回去，等我了解的情况再说。
大约四天以后，我正在厂里上班，一个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自我介绍说他是张勤先书记的秘书。他说：张书记让我来告诉你，这场官司如果中院判你们输，你就去找他。我喜出望外，连声致谢。秘书走后，倪四维对我说：徐凯，这个官司算是打成功了，那个卢法官的脸真难看，我和他接触几次，觉得一点信心都没有。我说晁克华怎么能这样做呢？他说小裁缝大都这德行，只顾眼前利益，结果呢？他去找省外贸要订单，人家翻脸就不认人，哪有订单给他。
处理数年不在厂上班，又不到厂里缴社会保险的情况，我遇到了阻力。这阻力来自政府，当我通知停缴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险时，市社保局不同意这样做，坚持要我们继续替他们缴。魏主任据理力争，无奈权力在他们手中，他们要挟说：如果你们不缴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险，他们就停发退休工人的工资。这样事情搁到现在不会是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大问题。当时，退休工人的工资由所在工厂发（工厂然后拿工资表到社保局要）因为他们害怕单位不缴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险，就把退休工资和在职职工保险捆绑在一起，我们不缴在职的，他们就停发退休的。我们说上班职工对此意见大，说凭什么我们挣钱来养活他们？还有没有天理！社保局理亏词穷，只好答应说你们可以采取登报通知的方式，通知他们们来厂缴社会保险，逾期不来，你们凭登报的证据，我们给于免缴。
尽管我们最后达到了目的，但却对我个人造成了伤害。这些人在那个冒领医疗费的王姓退休工人的煽动下，数次去市里、地区、省里诬告我贪污，使我名誉受损。我一直在任何场合都说：刺绣厂的混混们屡屡上告我的根源是六安市政府社保局，他们为了多收几个钱，不讲原则，用不发退休工人工资来要挟厂方替这些不上班的混混缴社会保险。更令人心痛的是：在我的任期里，这些不上班的混混最后都按月到厂里缴社会保险，可是，我离任后，政府里面的公务员将这些人收到市里去，替他们缴社会保险。这些败家公务员为了自己安生，花纳税人的钱，替这些不愿上班干活的混混买社会保险，真是恬不知耻。可见，在维稳的幌子下，一些人花钱买安定，浪费了多少国家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