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缘（02）我的初恋女友

女人缘（02）我的初恋女友

我的初恋女友是我休学后重读高二时的同班同学。

1962年台海局势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中学征兵，适龄高中生踊跃报名。检查身体通过后，我们64（2）班杨克卡、周振至和我三人被批准入伍。学校为应征入伍的同学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我们班的同学也为我们三人开了欢送会，几个好朋友还送了日记本，第一页贴上自己的相片后写了一些鼓励的话语。



（右起后排高中班团支部书记刘芷汉、初中老班长康六红、高中班长黎林；前排右起周振志、杨克卡、李培永）

没有想到，接兵部队来汉后，集中已经穿上军装的全体新兵，随机抽查新兵检查身体的情况。不仅抽查到我，而且查出我患有“浸润型肺结核“，被退回学校。教导处立即为我办了一张”休学证“。

休学期间，每天上午，我到位于武昌小东门的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去打一针“链霉素“针剂，再加上一日三次口服”雷米封“药片。不到半年就治好肺病了，但是学校严格规定必须休学一年。

那一年在家养病。我的家在武昌通湘门外，虽然祖父创建的颇具规模的李家花园，早已公私合营，全部香花和生产工具，还有一大栋花房，都搬到青山公园去了。仅剩下一栋父辈兄弟四家合住的老宅。二叔和三叔两家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合营之后都搬到青山公园去了，四叔一家早在解放初期就搬到宝鸡铁路局去了。后来，祖父也去世了。老宅那一大栋房子，爸爸周一到周六去青山公园上班，只有妈妈和两个弟弟常住在家里。我虽然住校，回家也有一间住房。休学期间，我住在家里，仍然保持在校养成的有规律的生活。早上六点起床，到我们已经没有花的李家花园走一圈，几乎每天都要去东面小山的桃树林转转，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回家吃早餐。八点钟，到医院去打一针“链霉素“针剂，原本要一年才能治好的结核病，不到半年就治好了。

当我拿着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的复查结论：“浸润型肺结核已钙化”，到学校申请复学时，教导主任告诉我，按照规定，必须休学一年。

后来半年，我就去湖北省图书馆阅览室看书学习。每天上午要看到中午，直到阅览室关门，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时是张老师负责管理阅览室，她见我每天上午都在阅览室，就主动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 我告诉张老师，我是华师一附中高二的学生，因肺结核病休学在家。我家住在通湘门外李家花园，祖父辈都靠种花为生，家里只有一本《李氏宗谱》，是有字的书。

张老师没有因为我得了传染病而嫌弃，还特别表扬我爱读书是好事，鼓励我珍惜这段休学时间，多读点名著。然后，让我把学生证给她帮我办了一张借书证，可以 去后面的图书大楼借书回家看。 

从此，我这个从小只闻花香的农家子弟，就一脚踏进了“书香门第”——古色古香的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大楼！

于是，每天上午，我继续到张老师管理的阅览室读书看报，自学高中课程到十二点钟回家吃饭，下午和晚上在家看借回来的书。省图书馆藏书之丰富自不待言，每次能借阅两本。我经常是一二天看一本，虽有囫囵吞枣之嫌，但确实锻炼了我的快速阅读能力。后来读《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感同身受。

 那一年，从湖北省图书馆借回来读了许多小说，虽然没有“万卷”，但少说也有几百本吧。读了之后，增长了许多知识。谈不上“胸中脱去尘浊”，那个时候正是我人生的青春期，真的觉得“书中自有颜如玉”。不仅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读了许多小说中描写男欢女爱的情节。实话实说，生在文盲家庭的我的性启蒙，完全来自古今中外的小说。特别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憧憬哪一天也能遇到自己的“佟丽娅”。

 休学一年后，回学校重读高二，被分到65（2）班。不期然遇到了我的“佟丽娅”。



 学校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找我谈话说，原来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陈全群同学，是我们学校当时唯一的学生党员，年龄较大。为了保证她将来能考上大学，学校团委准备让我当团支部书记。

那两年我当团支部书记，不仅锻炼了我的社会工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的口才。每周要召开团支部委员会，间周要开一次团支部全体团员会议，我不仅要主持会议，还要在会上讲话；有些重大活动，事前要向团委请示，事后要汇报；平时，不仅要经常与班干部沟通，还要经常找同学个别谈话。大量的说话实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团支部的实践活动，也帮我培养了许多良好的习惯，比如，记笔记、写提纲，即席讲话打腹稿等等，这些能力和习惯让我终生受益，特别是当我走上讲台当教师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让我很快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我更加感谢母校那两年对我的栽培。

高二下学期，有一天晚修时间，我看到一位女同学正在看一本前苏联小说《州委书记》，我就请她给我看一看。她马上给我翻看了，并告诉我还有一本叫《叶尔绍夫兄弟》，都是她爸爸刚看完的。这两本书当时是“内部读物”，只有厅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看，她爸爸是当时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我看了这两本书，才知道前苏联的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已经腐化，因此，更加感觉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更加觉得中国就是要大力“反修防修”。

也许是这两本书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千里姻缘一线牵”吧。从那以后，我们俩经常在课余时间“谈话”，有时晚修时间还在一起复习功课。后来同学们纷纷议论，班主任也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影响，原来的老朋友们听说后也善意劝告我。我们后来也确实非常注意影响，很少在学校公开接触，等到了周末，我们就相约一起回我家，

那时，我们那栋老宅里也有我的一间房，回家后，我们在房间自由自在谈情说爱，充分享受初恋的甜蜜，当然也是我主动“强迫”她接受了初吻，有了第一次，以后回家进了我的房间，就迫不及待地吻个够，然后再谈其他。

初恋是甜蜜的，初吻是难忘的，接吻是非常亲密而浪漫的，但也是非常理性的。尽管我们俩经常同处一室，也绝不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都有远大的理想，“佟丽娅”要学医，我要学工，憧憬读大学的美好未来！

虽然我们李家花园里已经没有花了，但是，我们家所处的环境，正如经常到我家去玩的那些老朋友们所说，真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家三面环“山”，东北方向那一面“水”是一片藕塘，从那一片藕塘边走上东面的小山，山上一大片桃树，每当桃花盛开时，远远看去，真是美极了。在桃花盛开，风和日丽之时，我们徜徉在桃树林中流连忘返。

我的初恋是非常甜蜜幸福的，结果也是非常苦涩的。正如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说：“凡是让人幸福的东西，往往又会成为他不幸的源泉。”休学期间读歌德时，走马观花，亲身经历后才体会到歌德的伟大。

初恋是甜蜜的，幸福却是短暂的，很快就高中毕业了。参加1965年高考，自信高考成绩是不低的，但是，那个年代不公布高考成绩，结果是“佟丽娅"被军医大录取，我却未被大学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中学语文教师，送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一年。

那一年，武汉市教育局从高考落榜生中，直接录用了一二千人当中学教师。据说都是考试成绩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我是什么问题呢？在我退休之后的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终于看到了那份“政审”材料：

高考委员会人事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问题，本人填的是中农，有时又填工人，外调材料又说是小土地出租。汉口考区对此提出过疑问。我们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进行过了解，据派出所同志谈，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划的地主”但因没搞社教，成分无法肯定。究竟属什么成分，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不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录取绝密专业是不适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后半学期表现不够好，要求自己不严格，接受同学意见不虚心，和一个女同学接近较多，影响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学对他有意见。这些缺点是原来评语中所没有的，特另作补充。

      此致

敬礼

                                                                                  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补充”材料落款还盖有“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的公章。当年，我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共产党基层组织提供的材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被大学录取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此前，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在《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是这样评价我的：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拥护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主动积极学习毛著，并能活学活用，解决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少问题，是全校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阶级观点明确，有一定的认识问题的能力；态度明朗，在经济困难时期表现好，思想进步品德好，曾几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党，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出席过市三好生代表大会。高三下被评为优秀团员。先后担任过团支部宣委、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在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热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并且善于抓活思想，在群众中有威信。敢于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尊师守纪，劳动一贯表现好。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好，参加体育锻炼积极。

缺点是：有时遇到问题还不够冷静，在生活纪律上严格要求不够。

如果我的档案中只有这份《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凭我的高考成绩，完全可以实现我的大学梦。但是，……

人生没有“如果”啊！

1965年8月下旬，我的“佟丽娅”去军医大报到前，来我家告别，劝我还是留在武汉当老师，不要去新疆。让我等她寒假回来再见，并说到学校安定好了之后，会给我写信的。后来，她如约写信报告了她的大学生活，第二封来信告诉我，她们马上下连队当兵，进行军训，不方便写信，寒假回来再详谈。

放寒假回武汉第二天下午，她身着军装来我家，还送了一张穿军装照的相片给我。我们聊了一下午。妈妈为她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后来，她返校因学习任务很重，无暇写信。我也深知无论是家庭，还是自己本人的条件，与我的“佟丽娅”“门不当户不对”，不能干扰她的学习生活，就没有给她写信了。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我们彻底失联了。

1983年开始，我们65（2）班每年初三都回母校聚会，她从始至终，一次都没有参加。她中学时代的“闺蜜”，据说也因为我的缘故。与她失联了。

机缘巧合。从1982年开始，母校袁福老校长，指派我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分编型实验教材改革试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兼教研室主任彭慧敏，负责领导湖北省这项重大的教材改革实验。而时任教育学院院长正是当年“佟丽娅”的父亲。

1987年，全国实验教材备课会在上海召开。我听说“佟丽娅”转业后，一家四口都在上海，很想借这次出差机会去看看老同学。于是请彭主任带我去拜见院长，对他说：“我是您女儿的高中同班同学，听说您的女儿一家都在上海，可以告诉我她的联系方式吗？”院长非常高兴地写下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她上海家的，一个是武汉家的。

1987年8月6日晚饭后，在上海，我打通了“佟丽娅”的电话。她告诉我怎么去她家，大约个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二十年后再相会”了。

第一眼，互相看出了“都胖了”，但她说我胖得与学生时代成“两个样了”，还好，基本轮廓还是那样。她的两个儿子与我的两个女儿年龄差不多，都读中学了。她转业到上海一个大学的医院当医生，先生也转业到上海工作了，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我告诉她，我的老伴是她大妹读初中时的同学，原来就住在他们家旁边。我们一家四口现在住在母校原来的初中男生宿舍二楼。新的教工宿舍马上建成，很快就可以分到两室一厅的公寓房。谈及同班同学，就我知道的，介绍了他们的近况。其中也谈到一个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学，她不屑于谈他。后来从其他同学那里略知一二吧！总之，人不可太势利。我们还是那个年代的习惯吧，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都在谈他人，很少谈自己。但是我知道了，她不参加班级聚会，不完全是因为我的原因。虽然后来几次聚会，我都电话联系她，均被托词婉拒，因为她实在不想再见那个老同学。后来也曾偶而通电话互致问候，待到进入微信时代，却再次失联了！但她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佟丽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