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625）
不久前，有一位网友写了篇学习英语的回忆。由此开头，好几位网友接二连三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英语的故事。看来，对身在海外的人，学习英语都是一段不能忘记的经历。这些故事不免勾起了我关于自己同英语之间结下的不解之缘的回忆，这一段缘份决定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这里说的改变人生不是指学习英语对于升学、出国一般意义上的影响。而是指五十年之前国家采取的一项英语教育措施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事件波及到本人，使我走上一条独特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相信在同龄人中也是不多见的。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人到晚年，确实是回顾的时候了。
从高中开始学英语
和大多数年轻的网友不同，我在1956年进初中的时候，没有外语课，全中国的初中都不设外语课，无论英语还是别的外语，都没有。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少一门课还不好吗？倒是家里的大人有些嘀咕，因为高我几届的邻居孩子都是初中就学英文的。不久前，我问了比我低几届的校友，才发现两三年以后，他们进初中的时候是有外语课的，不过大多是学俄语。这才意识到，我前后的几届学生恰好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初中没有外语课的时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不知道研究教育史的人有没有探讨过当时中国的教育当局为什么有如此决策。以我现在的回想，大概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中国执行学苏亲苏、反美仇美政策最高潮的时期，1957年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说了一点美国的好话，或者对苏联专家有些微词。显然英语这种敌人的语言是不适合在青少年中普及了，老大哥的语言才应该是第一外语。但是要在全国的中学里全部开俄语课，师资是个问题。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刚刚实行了几年，学校里还没有培养出那么多俄语老师，于是干脆停了初中的外语课。直到 1958 年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和师范院校的俄语系终于培养了足够的俄语师资，才开始在初中恢复开设外语课。毕竟，外语还是需要的，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既然是武器，长矛不时兴了，那就换成大刀。
所以，我的外语是从高中开始学的。不过，我进高中时学的却是英语，大概是为了解决原来的英语教师的就业问题，教育当局将他们集中到少数几个学校教授英语课，其余的大多数学校则教授俄语。我瞎猫撞上死老鼠，进了一所教授英语的高中。记得当时的英语课还是比较重的，大概是为了弥补初中的缺课，同语文、数学一样，英语课几乎是天天都有的。不过我当时对数学、物理课的兴趣更大一点，开始阅读各种科学幻想小说和科普读物。当时有一套 “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 和 “趣味天文学” 等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书，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另外还有一本名为“知识就是力量”的科普期刊，实际上是苏联同名刊物的中文译本，每一期都有苏联科学院这院士那院士的文章。这让我有点羡慕人家学俄语的同学，觉得要是学俄语的话，就可以直接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文章了。
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生
待到进了大学，就轮到学俄语的同学来羡慕我了。我是1962年考入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的，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里的科技文献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学校的教授，严济慈、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贝时璋，哪个不是欧美回来的？苏联回来的教授一个也找不到。这才知道对于科学技术专业的学生，英语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外语。入学第二年我们系有了第一届毕业生，被钱学森留在学校里多读了半年书，原因之一就是英语太差。这等于给全校各系各年级里学俄语的同学一个严重警告。当时学校里学俄语的学生大大超过了学英语的学生，拿我们系我们年级来说，六十个同学里只有九个人是中学里学英语的，按十个人一组编组，我们九个人连一个小组都不够，系里把我们的学号编在全年级的最前边，让其余五十多个学俄语的同学隐约感到了“歧视”。每到上外语课的时候，我们九个人就在同学羡慕的眼光中去英语“快班”上课。因为每个系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是在中学里学英语的，所以这种“快班”要由三、四个系的同学凑合而成。当时学校的政策基本上是原来中学里学什么语言，进大学就继续学下去，只有少数系科允许从俄语改学英语，称为“慢班”，大概是因为这些专业完全没有俄语的文献。快慢之分明白显示那些学俄语的同学——用今天的话说——“输在了起跑线上”。
从中学到大学，英语和俄语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还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就在我读中学的三、五年间，中苏两国共产党的争论由隐蔽转向公开，1960 年的时候，苏联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苏联已经不再是老大哥了，成了同帝国主义并列的修正主义，俄语的地位原来就是由政治原因支撑起来的，这时自然就一落千丈。想想中国当局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的中学里普及俄语教学，这期间费心费力培养新时代的俄语教师，淘汰和安置旧社会过来的英语教师，雷厉风行，效率不能说不高，成果不能说不大——有些网友的学英语回忆都提到在边远小城幸遇优秀的英语教师，大概也可以归功于这样的安置。到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我所在的科大力学系 62 级大体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80%以上的中学生已经以俄语为第一外语，剩不到 20%的英语学生全都来自上海、北京和江苏这三个地区，或许是因为这些地方“帝国主义残余影响”不易肃清，如果再接再厉，全国中学 100%俄语化也是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风向掉了个头，英语教员又成了稀缺资源。当时科大的学生几乎全部都要求改学英语，那些欧美归国的教授大约也都有此要求，然而学校当局却只同意少数系科开设英语慢班，主要原因就是英语老师不足，俄语老师过剩。早几年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局面，何必费心培养那么多俄语教师，又何必费心淘汰那么多英语教师？今天回顾往事，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折腾。这一折腾，浪费了多少教师的才智，耽误了多少学子的时光，似乎没有人算过这笔账。不过比起我们经历的那些更大的折腾，像土地分给农民后又收归集体、右派分子戴帽后又改正、私人企业国营后又重新扶植、人民公社建立又解散，这点小折腾实在微不足道。
不过对我本人来说，这个小小折腾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64 年秋天，我在力学系读书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当时学制是五年）。按规定，这是基础课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学完之后，就要分专业了。这时系里的领导找到我，向我提出了一个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光荣任务”——立即停止在力学系的学习，转到学校新成立的英语专修班全职学习英语，归外语教研室领导管理，准备毕业后留校当英语教师。后来到了专修班，领导给我们这样解释事情的原委：1964 年一月份，戴高乐总统领导的法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外交部预计今后几年内将有一系列国家跟进，甚至美国也在做这样的考虑，为此外交部门将要求大量英语人才，而前些年恰恰是英语教学受到严重削弱的时期。因此外交部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提出今后几年内，包括师范院校在内的所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统统归外交部分配，从事外交工作。至于当时各个高等院校也正处在第一外语由俄语向英语的转变之中，师资问题请自行解决，勿谓言之不预。要是搁在民国时期，教育部长蔡元培或者那些很“牛”的大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傅斯年大概不会买外交部的账。不过蒋南翔部长尽管打右派时毫不手软，这种事一点脾气都没有，要不怎么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呢？于是教育部向全国各个高校发出一个通知，让它们利用自己的英语师资从在校学生中培养英语教师。我们的英语专修班就是根据这个通知成立的。我就是这样不幸“被光荣”了，毫无思想准备，从理科生一夜间转行成一个文科生，确实有一番犹豫和思想斗争——今天称为“纠结”。要知道，当时普遍重理轻文，一般只有数理化成绩差的学生才会报考文科。1962 年的高考更是史无前例的严格和艰难，中国科技大学又是科学家的摇篮，在我们同学眼里，比清华“工程师的摇篮”更胜一筹。想不通的是，我当初背井离乡、不远千里为考上科大而用功读书，最后却落得一个专修英语的下场！将来不理不文，专修班毕业算个什么学历呢？早知今日，还不如轻轻松松报考一个家乡的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时还算是正规的英语科班出身。但是现在“组织”找到你头上，如果拒绝“光荣”，即使继续在原来系科学习，留下“不服从组织安排”、“成名成家思想严重” (今天称为“追求自我实现) 的纪录，会有什么好的前途呢？就在这重重“患得患失”的纠结中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据说，当时学校要求二十多个学生改学英语，最后只有八个人同意进了我们的“英语专修班”，看来，成名成家思想比我严重的，还大有人在。参加我们班学习的还有本校几个年轻的俄语老师。
英语专修班的老师
于是，1964 年末，三年级的第一学期还没有结束，别的同学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匆匆告别了那些复变函数和拉格朗日方程，开始了英语学习的第一课——正音。原来学习英语的时候，只是为了阅读科技文献，完全没有考虑将来会有同外国人对话的可能，出国、留学更加属于异想天开，所以，没有人注意发音，现在要当教师了，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最初的一两个月里，我们的重点放在纠正以前的不正确发音，课上朗读葆青编译的《英语口语日常用句》，课后抱着笨重的录音机听“灵格风”。老师是从外语学院调来的刘新。刘老师眼睛不好，几乎半盲，上课时提一个暖瓶，随时喝水润喉，半闭着眼陶醉在自己柔和的伦敦口音中，我们则看着他的嘴形跟着念课文。有时也练一些绕口令 ：“She sells seashells”，“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从那时开始， 直到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除假期和短暂的下乡劳动，我们专修班的同学每天都十几小时沉浸在英语学习中。学习的课程除语音以外，还有阅读（又分泛读和精读）、语法和口语。这段时间的高强度英语学习，使我们的英语水平确实有很大提高。
这不能不归功于教我们的那些老师们。由于是培养自己的教员，学校给我们配备了最好的教师。语法课由教研室主任田雨三先生执教。田老先生是延安来的老革命，但是外表完全是一个老学究的样子，也从来不提他的革命资历。他是河南人，口音浓重，他跟我们说：“我讲英文的时候，谁都不懂：中国人以为我在讲英文，外国人以为我在讲中文。” 他的专长是语法，用一本原版的英文语法教科书给我们上课。他最推崇的语法学家是丹麦人叶斯珀森（OttoJespersen），引用的文句常常出自作家艾略特（ George Eliot）的《织工马南传》（ Silas Marner: The Weaver of Raveloe）和一位归化为日本人的欧洲人小泉八云的作品。当时市面上流行的英语教科书多采用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作品片断作为课文，认为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具有进步性——天知道这种阶级分析法来自哪里，多半也是从苏联那里沿袭来的。田老先生不理睬这种“政治正确性”。这或许是因为个人的偏好，或许是因为他本人在“旧社会”就是接受这样的英语教育，艾略特和小泉八云是当时主流的英语教材，他只是把他认为最好的英语典范传授给我们。
我们的阅读课主要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孙瑞禾先生讲授，他最推崇的英语权威是复旦大学的葛传椝教授，对他的《惯用法词典》和自学成材经历津津乐道。孙老师讲课时解释词汇适用的场景，有时配以动作，十分生动，对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提高极有帮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来到中国》一书最早就是他翻译为中文的。文革后还出版了他翻译的名著《简·爱》和许多关于英语教育的论著。其中一本《常用汉语虚词英译》其实在教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雏形，他把有关讲义发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关照这是他的“独门秘籍”，只对我们倾囊相授，但不要外泄。讲义中提出的问题是：汉语中有一些加强语气或表达强烈情感的虚词，英语中没有这类词汇，那么英语如何来表达这类语气和情感呢？举个例子说，“约翰逊没有料到，竟然是肯尼迪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从他手里夺走了。”这句话里虚词“竟然”被用来加强“没有料到”一词的语气，表示约翰逊原来认为肯尼迪是最无竞争力的一个对手。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竟然”这个意思，孙老师认为，这里可以用 “of all people”这样的词组来 表达：“ Johnson never expected that Kennedy, of all people, could take the candidacy from him.” 按字面翻译的话是：约翰逊数遍了所有人也没有料到肯尼迪会赢他，这就把“竟然”、“居然”、“偏偏”这样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我们的口语老师是著名力学家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她是教研室里唯一在欧美长期生活过的人，待人和气，教书认真。有时她还编排一些 “小品” 让我们练习对话。当时为了提高听和说的能力，我们也听英语广播，不过“敌台”是不能听的，只能听我国对外广播 Radio Peking。另外还有一些英语电影，不是英美制作的原版电影，而是我国自己译制的对外宣传影片，如替我国民族政策辩护的《农奴》和《天山上的红花》等，可以想象，这些广播和电影充满了政治词汇和“中国特色”的英语。李老师不同，由于她本人在国外的经历，所教的口语更贴近外国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使用的语言。
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接触真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记得学校还曾设法安排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夫人来给我们上课。当时来访的外国科学家很少，来自西方国家的尤其少见。这位科学家夫人的弟弟是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的主席希尔，现在很少人知道他了，需要作一点说明——当时中苏两党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世界各国共产党大多站在苏共一边，也有少数人从其中分裂出来，成立“马列主义共产党”，在自己的共产党名称后加一个括弧“（马列）”，以示区别于修正主义的正统共产党。希尔大概是这类“马列主义共产党” 中最坚定的一位，每年都要来中国几次，每次来访都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接待规格同外国的领导人访华一样，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大概是受到希尔的影响，他的姐姐和姐夫决定来中国做较长时间的访问，由科学院负责接待。科大属科学院领导，而科学家的夫人也提出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正好可以安排她来给我们上英语课。我们从来没有同外国人接触过，对此十分期待，然而最后还是落空了。不是别的原因，而是——文化大革命来临了。
如果说从力学改行到英语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急转弯的话，文革的爆发让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第二次急转弯。文革的经历不在这里细说了。总而言之，从１９６６年六月初开始，全国所有学校的课程都停了，我们的英语课也停了。本来，由于英语教师的紧缺，教研室的领导已经决定让我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提前一年毕业，以便在秋天开学的时候可以上岗教书。假如文革没有发生，那我就可能在一个多月后，成为中国科大的一名新出炉的英语教师，并从此“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终老于北京八宝山旁边的科大校园，眼看着原来的同学们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骨干，心里或许还会带点儿“羡慕嫉妒恨”的醋意。
工厂里的用武之地
历史没有假如。文革不仅打断了我的英语学习，也打断了我原来力学系同学和全中国所有在校学生的学业。于是到１９６８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因为文革，推迟一年毕业），本来似乎已经注定要当教师的我们又面临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原因是文革不仅中断了所有学生的学习，也中断了中国的外交进程，似乎没有多少国家急于同中国建交，英国的代办处都给烧了，英语人才的需求也不那么紧迫了。至于学校，连要不要办下去都是个问题，有谁还关心是不是要开英语课？又有谁还需要我们这几个半路出家、半生不熟的候补英语教师呢？面临不确定前途，各个学校的英语专修班同学于是按照文化革命所提倡的“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串联起来到教育部去“造反”，控诉开设英语专修班是教育部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结果，要求“解散英语班，彻底闹革命”。教育部这时泥菩萨过江，也没有人在乎这么一小撮人的前途，就同意了造反者的要求：解散英语专修班，各自回原来系科参加分配。就这样，我的人生在两个急转弯之后表面上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同学中。回顾分别的这段时间里，我的那些老同学们在我离开力学系不久，就中断了专业课程，到北京郊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直到文革爆发，因为伟大领袖说，参加阶级斗争是大学生的“主课”，不上不能毕业。跟他们比起来，我错过了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掌握了一门敌人使用的语言，“生活斗争的武器”。
１９６８年离开学校后的几年里，经历了云南边疆军队农场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厂当了一名烧锅炉工人。这期间我都按毕业证书上写的力学专业向单位报到，除了信得过的朋友，尽量避免告诉人家专修过英语的经历，一是为了减少“偷听敌台”的嫌疑；二是怕厂里把我分配到子弟学校去教英语——文革中教师受到学生批斗的遭遇使人人将教师视为畏途。再说，英语在农场和工厂里除了教书也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事实上，力学专业也同样没有用武之地，“夹紧尾巴做人”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如果从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算起，整整七年时间，我几乎没有再碰过书本，无论是科学还是英文的。不过到第七个年头时，我的人生道路又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一次竟然还是同英语有极大关系。
跟第一次一样，转折是从与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开始的：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文革已成强弩之末，工厂的生产逐渐走上正轨，当时工厂还是由军队干部掌权，不过也开始重视提高产品质量以及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据说在一次研究提高我厂钢铁产品质量的会议上，厂里的一些技术人员向省里的军代表提出了购买质量检验仪器的建议，我们厂是云南省数一数二的企业，军代表很大方，请技术人员把需要购买的仪器开列出来。出于我至今也没弄明白的原因和心理，那些技术人员在清单中提出要从日本进口“扫描电子显微镜”。其实，钢铁企业作日常产品检验有金相显微镜足矣，完全没有必要用这样高档的科研仪器，当时全国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几家有这样的仪器。可是省里的军代表居然同意了，可能是把它错当成了平常医院里见到的显微镜同一类的东西。等到发现这玩意儿那么昂贵，全省一年的外汇指标都不够买一台，才知道被“臭老九”忽悠了。只好硬着头皮，挪用下一年度的外汇，把它买了进来。成套设备到了厂里，才发现它只有日文和英文的说明书，没有人知道如何安装和使用。厂里唯一的一位有相当英语水平的人是民国时期公派到美国实习的“海归”工程师，因为“特嫌”的原因，还在学习班里接受审查。厂里只好临时将我们这些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找去，询问有谁能胜任翻译这些说明书的工作。没有想到，我这个半路出家、半文半理的人在这里显示了“杂交优势”：我的英语比一般的理工科大学生好一些，另一方面，那些物理和电子光学的原理和术语让文科生头痛，对我却没有困难。
以上所说只是我的人生道路发生改变的“微观”原因，直接听说或者从当时的经历中感受到的。现在翻阅那几年的历史，发现它也许还有“宏观”的原因。那就是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他的决策之一就是从国外进口一批工业设备。当时广为人知的是进口了几套化纤制造厂设备，以解决国内棉花产量不能满足人民穿衣需求的问题，“的确良”等化纤产品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中国普及的。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日邦交的建立也在那个时期发生，为进口成套设备提供了可行性。于是，史册记载，在 1972 年后形成了一个进口工业设备的小高潮。很可能当时各个省都获得一些进口工业设备的外汇，这些钱不用白不用，到了云南省就被掌权的军人们用来优惠几个大企业了。回想起来，当时我所在的钢铁厂进口电子显微镜，也应当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生的。换句话说，同第一次一样，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通过一种无法预知的方式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第一次是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内的一个决定，这一次是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里的一个决定。现在人们常说，亚马逊丛林里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就在地球另一边的太平洋上掀起了一场风暴。说的是，一个微小的扰动会触发复杂动力学系统的不可预知的巨大变化。套用到本人的经历来说，戴高乐、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在世界政治丛林中可不是小蝴蝶，算得上是大象级别吧。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喻：大象晃动了一下鼻子，就在太平洋上掀起了一场风暴，这风暴中的一朵小浪花，把几个小鱼和虾米永远冲离了原来的觅食路径，我就是其中的一只虾米。
于是在１９７３年，我这只虾米就从车间调到总厂技术处，担任专职的科技情报翻译。同第一次从专攻力学转为专修英语时不一样，那一次是勉为其难，这一次是欣然赴任。因为经过这八九年间的动荡，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有了很大不同：第一次是全国一流大学的学生，本来有希望成为航空航天专家，却从那个“两弹一星”的接班人队伍里被拽了出来。这一次是边远工厂里的锅炉工，背着“臭老九”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包袱，看不到什么前途。另一方面，目睹当时出现不久的工农兵大学生基础太差，不堪造就，这种局面似乎看不到终结的日子，不免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虽然大学的学业被文革打断，若干年后或许就是中国最后一代还懂得微积分、读过莎士比亚的人了。从而相信自己的英语和科学知识，尽管只有大学里的基础水平，终有一天会有派上用场的机会。没有想到，大象鼻子的晃动，加上军代表被几个别有用心的“臭老九”一忽悠，机会就这么早早降临到了我头上。
虽然大学里的那些课程已经荒废了七八年，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靠着四年文理两方面的训练，尤其那一年半时间的高强度英语学习打下的基础，我就这样干起技术翻译来。那位海归工程师在经过一段时间隔离审查后，也被释放回家，但是属于“控制使用”，被分配来同我一起做科技情报的翻译工作。他对于钢铁生产业务的熟悉，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一老一少两人，从事领导看不懂的业务，除了同技术人员往来，没有人检查我们的工作，竟有点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一般。在那些年里，我们除了翻译电子显微镜的说明书，帮助实验室的人员安装和调试以外，还负责厂里其他同外语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翻译各种进口设备的说明书，大到运输矿石的重型卡车，小到厂医院里的牙科设备，以及根据各车间技术人员的要求，帮助查找和翻译有关的外文资料。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有几件事不能不提：
我接管了文革前厂里的科技资料库，惊奇地发现了一批的英语和日语科技资料，从文革开始大约已经尘封了七八年，杂乱地堆放在一间小屋子内。这些资料大部分是 1967 年之前大约十年时间内的外国科技期刊，由一家名为“光华出版社”的神秘机构影印出版。后来了解到，民国时期确有一家私人办的“光华出版社”，1949 年后就消失了，实际上是搬到北京，成了内部机构，专门从事发行影印的外国书刊的工作。当时全国的科研机构、企业和学校，都没有订阅外国刊物的外汇和权力。所有中国需要的外国书刊，都由“光华出版社”对外订购少数几本原版，然后大量影印供国内读者使用。这种做法当然是无视“知识产权”的行为，不过在那个年代，对于中国的有关人员了解国际科技发展动态还是有着正面的作用。我发现，文革开始后不到一年，所有期刊干脆都中断了，也许是厂里没有人去订购了。也有可能是光华出版社停止出版了——有那么几年连国内的学术刊物也都全部停刊闹革命了，光华停业也不算奇怪。
不论如何，到我开始在技术处工作的时候，光华出版社也逐步恢复了业务，每年年底，就会寄来一本征订目录，厂里每年给我们一千元的限额，可以订阅几十种期刊书籍。此时就由我和老工程师二人一起确定订阅的书刊名单，大部分当然是跟生产有关的采矿、冶金、机械、炼焦刊物，也有一些学术性高的刊物如晶体学报，金属学报之类，也有动态性的刊物，如“Science News”和一些学术团体的会刊，以及科普性的刊物如“Popular Science” 和“Scientific American” 等。反正领导也看不懂那些名称，完全是我们说了算。这些刊物，每隔几天就会从邮局成包送来，成了我天天阅读的材料。除了从事翻译任务以外，工作之余也会浏览一下各种科技新闻。由于个人的基础知识所限和兴趣爱好所致，美国物理学会会刊《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和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是我经常阅读的刊物，有时还到库房中查找旧刊来读。它们为我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猛然发现，就在我国人民——包括自己在内——紧跟伟大领袖一心一意闹革命的那些年里，世界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进展，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例如“夸克”粒子的理论就是在文革爆发前两年的 1964 年提出来的，1968年夸克就在实验中发现了，使得物理学家对物质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反观我们自己，1964 年，我的同学们——不管是学火箭导弹，还是学基本粒子的——统统被送到农村上“阶级斗争”的主课去了，我因为学英语得以幸免。而到 1968 年，中国的所有大学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招生，我和同学们则被分配到工厂、农村和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我们订阅的影印刊物当然都是科技资料，没有什么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内容。在这方面，出版者是小心把关的。我在阅读那些旧刊时注意到，光华出版社的出版物在文革之前随着形势日益严峻，有一些醒目的变化：早期的影印刊物还算完整，只是彩色图像都印成了黑白图像。后来那些插在期刊中的广告照片——免不了有风景和男女人像——都不印了，留下一块块空白。再往后，所有的插入广告全都成了空白，只剩下科技文章的正文，这时已经接近文革了。即使是这样严密，有时也能读到一些科技以外的内容。例如在六十年代的一份物理学会的会刊中，我看到一则杨振宁到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消息。其中说当时的纽约州长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后来当过福特的副总统）在竞选时承诺，要把纽约的州立大学办得跟加州大学一样好，所以在他上任后，以全纽约州政府雇员的最高薪水聘请杨振宁到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任教授。这一类的报道对于今天的中国公众来说也许习以为常，但是当时对于只知道“调动工作要经组织批准”、正在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而找门路的我来说，则是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办大学的，还有这样换工作的。当我把这条消息告诉老工程师时，他笑笑说“我们国家，解放前也是这样的。”
从1973到1978年，我天天同英文打交道，阅读和翻译这些影印的外文书刊。回想起来，这五年时间对我后来的人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让我在荒废了七年的学业之后又回到了学习的轨道上，使我在那个“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难得地获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又有机会在中国的边陲地区接触到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进展，仿佛虾米飘泊到一个食物丰富的小海湾。尤其重要的是，我在这几年时间里，拣起了已经丢掉了七年的功课，包括在大学里头两年半的科学基础和后一年半的英语，还直接用英文书本自修了一些物理学和电子光学的课程。同时我还学会了阅读日文资料，因为厂里的进口的设备，从电子显微镜到“五十铃”卡车，都来自日本，而且当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之一，有着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企业。日文的科技资料，三分之一汉字，三分之一是片假名拼写的英文字，只有余下的三分之一要花点功夫学习，相对来说容易掌握。不过自从 1978 年离开了那个工作岗位，日文再也没有用过，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其他方面的学到的东西，却让我此后的人生受益无穷。由于我在工作之余还为重庆科技情报研究所出版的《科学》（最初是《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翻译了若干篇文章，并为科大老师编辑的《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担任翻译和校对，从而使我同母校恢复了学术上的联系。当1978年来临的时候，恢复了高考招生的科大亟需各个科目的教师——学校在 1969 年搬迁到安徽的过程中了流失了许多教师——就把我调回了学校作物理教师。
接待外宾的经历
1978 年秋天，我回到了阔别十年、“人是物非”的母校——老师和考回学校的研究生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校园景象却完全变了——从北京的西郊搬到了陌生的合肥市。我虽然是在物理教研室教书，仍然剪不断同英语的关系，时常被拉差去从事同英语有关的事情。那个时候西方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开始多起来，而由于五十年代中国教育界的全面俄语化和文革期间教育的中断，教师学生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听懂他们的学术报告和讲座，需要现场翻译，而外语教研室的老师又不懂起码的科技词汇和概念，不愿意在这种场合难堪和闹笑话，于是为来访的科学家担任翻译成了我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一位来自西德慕尼黑的天体物理学家当翻译，不仅为他讲课时作口译，还为他游览黄山作翻译兼陪同。那是 1980年秋天的事，当时对于外宾的接待政府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规定，还 是更早的年代留下来的。这里写下我本人所感受到的那些规矩，晒一晒那个时代国门欲开未开的尴尬，为历史记录下一点可作谈资的“轶事”。
首先，科学家未到，上面就有内部文件到了，我没有见到过文件本身，但是领导在交代我翻译和陪同任务时会提到一些文件内容。其中有关于这位科学家的介绍，学术地位和职务，国际影响等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文件规定了他到安徽后的接待规格——住什么样的宾馆、日常伙食标准是什么级别、有几次宴请、宴请时我们由什么级别的官员陪同：系主任级、副校长级还是校长甚至省里的高干，什么级别的教师可以出席宴会，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所谓“外交无小事”嘛。后来我陪同他前往黄山，学校派小车送我们过去，省里又有文件下达沿途停留的各地，如中午到芜湖过长江，之前在哪家宾馆招待午饭，伙食标准几何，夜间留宿黄山哪家宾馆，都已安排妥当。我们的小车开进芜湖的宾馆，他们看见车到，也不“验明正身”，就上菜招待，吃完后上路，也不用付账——那个时候，凡是坐小车的人，都有一定的级别，都由单位事先作好安排。那位德国科学家当然是不知道的，只是感受到 “中国人民” 的热情招待。到了黄山下榻宾馆，他发现了问题，问我们陪同和司机为什么不同他住一个旅馆？我们不得不如实相告：我们的级别不够，不能跟他住一样的宾馆。同样是文件规定，我们陪同在路上可以“沾光”，同客人在一桌用餐，到达目的地后就不能享受这样的超规格待遇了，客人的饭菜标准有文件规定，我们只能吃普通的客饭。所以他只能独自一人享受大餐，即使在同一餐厅，我们也只能在另外的饭桌上互相遥望着用餐，这让这位来自资本主义德国的科学家见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只觉得不可思议，一点也没有荣耀感，反而十分不自在。不过除此之外，他的旅行还是十分愉快，当时已是十一月份，山上已经下雪，我们替他雇了一个当地的老乡给他背成套的照相器材，他走遍各个景点，拍了很多黄山雪景。他回国后给我来信，说他的黄山游记和照片刊登在德国的旅游杂志上，是当年最佳风景照片。他是游览黄山的第一个德国人，在旅游界也成了名人。
当时学校有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我刚刚回到学校，虽然算是物理教师，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上过物理系的课，力学系的课也没有学完。半文半理，不文不理，始终是我自己的心病，所以不好意思争取这样的出国名额。终于 1980 年有了留美物理学研究生考试的机会，可自由报名，我贸然报名参加考试侥幸得中，在1981年来到美国重新开始学生的生活。（那次考试的英语考题，of all people，是李佩老师出的。）此时离开我扔下书本，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15年了。如果从当年在大学里由理科生一夜之间变为文科生算起，再到美国又成了一个理科学生，则经历了17 年的光阴。其间几经曲折，除了文革的爆发，每次曲折都同英语脱不开干系——先是因为“国家需要”，被动地从理科生转为专修英语的文科生，后来又借助英语的优势，主动争取从事翻译工作，开通了回归自然科学的学习道路。从我对于科学的向往和追求的角度来看，说得上是“败也英语，成也英语”。假如早知道英语的学习对我后来大有帮助，当初何必那么纠结？再一想，假如不是文革的爆发，我又有何可能离开原已注定的英语教师的职业？可是再一想，假如不是那台进口电子显微镜，我又怎么可能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从而在十几年后来到海外回归自然科学？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诚哉斯言！
2013 年 12 月 16 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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