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比梦更美好
李尚志 (科大651、数学系78级研究生)
一、好梦成真
1982年6月17日清晨，一阵急迫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有人在喊：“博士，快起来听广播！”我在前一天刚刚挤硬座火车来到北京，临时住在一间实验室里，手边没有收音机。匆匆起来打开门，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了我们6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消息。这是新闻媒介首次宣布我国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博士，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我知道，在我的家乡四川内江，以及我工作了八年的四川万源，这一消息播出后都引起了轰动。而我本人却在睡梦中漏听了这条新闻。当然，这条新闻的内容我早已知道。我在5月15日就已通过了博士答辩，中国科大学位委员会在5月25日批准授予我博士学位，我从那时起就应当算是博士了。
我大学毕业后在大巴山区当教员或农村工作队员的时候，曾经做过许多的美梦。那还是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解放以来的教育战线被判决为“修正主义黑线”，教师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心里很苦闷，盼望着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常常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学习，梦见国家又重视教育和科技了。但美梦醒来，发现自己仍然躺在深山小屋之中，窗外黑黝黝的巨大的山影将满天的繁星遮去了大半，桌上仍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美好的梦境在心中留下的是深深的惆怅。到后来，每当这样的梦境出现的时候，我就凭经验知道这又是在做梦了，希望自己不要马上醒来。但那时从来没有做过博士梦，没有梦见过自己当上博士。中国从来就没有学位制度，没有博士，我怎么可能凭空梦见当博士呢？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兴奋和希望。这不再是梦了！那时我还在农村工作队里。那一段时间常常与周围一伙知青通宵达旦地议论，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着从各种渠道得来的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凭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判断着这些消息的真伪。好消息来了，总希望它是真的，又老是担心它是假的，是一场梦。好消息确实在一个个出现，一次次被证实。但我们的心情太急迫了，老是嫌它来得太慢，来得太少。
虽说是好事多磨，但好事毕竟一个一个实现了。教育战线不再是“修正主义黑线”。教师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我考回自己的母校当了研究生。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在中国实行学位制度，中国人第一次有可能在自己国土上成为博士。但我仍然没有做博士梦。
我是1965年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读本科的。只读了一年书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好不容易考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获得了重新学习的机会。回到母校仿佛有隔世之感，一心想的是怎样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至于最后能得到什么结果，才没功夫去想它呢。想了又有什么用呢？直到1980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有的专家认为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研究生同学们羡慕我已有了毕业论文可以交差，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我盼了这么多年才盼来的重新学习的机会，难道只是为了交差吗？中国的博士学位怎么授予，领导层还在讨论、研究，我们当研究生的没有资格去参与。但我认定自己有一件事情可做：将自己的论文做得好些、再好些；多些、再多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大些、更大些。仍然无缘做博士梦，但梦中却常常在做数学题，常常在梦中“攻克”了做论文中的难关。醒来一回忆，梦中想出来的解题高招大多是荒唐的，不免有些失望。但也真有几次发现梦中的思路还颇有启发性，沿着这思路走下去果真攻克了难关。就这样，趁着领导层在讨论研究授予博士学位的具体办法，许多研究生都焦急地等待上层研究的结果的时候，我抓紧时间拼命做论文，要抢在学位授予工作具体实施之前多做出几篇论文来，将自己获得博士学位的保险系数加大、再加大，不要在美梦即将成真时功败垂成。到我终于被批准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已经写出了六篇论文，被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一致认为做出了系统的、完整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博士的诞生，我有幸名列其中，这不再是梦。全国各大报纸也作了报导，刊登了专访，这不是梦。大约一年之后，1983年5月27日，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我作为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的一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从严济慈校长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这不是梦。
人民大会堂授博首批博士合影 (其中中国科大6人）
手捧着紫红色封面的博士证书站在那里，面对全会场人们的祝贺，置身于音乐声和掌声之中，虽然明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这是在做梦的感觉。这太美好了，比以前做过的所有的美梦更美好，会不会又是一场梦呢？会不会又从梦中醒来，重新躺在那深山里的小屋中，在起床之后去参加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会呢？二、不是神童
当了博士，许多人以为我一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亲至少是知识分子。我到英国作访问教授时，一位英国朋友也问：“你的父母是教师吧？”。但他们都猜错了，我并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的文化程度都很低。父亲是个会计，虽然算盘打得很熟练，但只有高小文化程度，x,y之类的一概不懂。母亲是家庭妇女，初小文化程度。但父母亲对教育子女非常重视，也很严格。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就开始教我识字、写字、算算术。父亲每月的工资只有40元，刚够供一家人吃饭穿衣，没有多少剩余。为了节约开支，就让我用他以前的废旧账本练习写毛笔字。又找了一块木板，用黑漆漆成黑板，让我用来写字和做算术题。这样，到我六岁时就能认能写好几百个字，算术也会做加减乘除了。为了教育我有好的品德，在我五岁时，父亲下了一个狠心，花钱买了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每天晚上给我讲解一段。卓娅和舒拉是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出现的英雄，这本书描述了他们的母亲回忆他们小时候的成长历程。那时许多家长都以他们的事迹来教育孩子。到我六岁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还没有把这本书给我讲完。他认为我已经有能力自己读完这本书了，就没有再讲下去，让我自己读完。
我六岁时，去报考内江市的一所重点小学一年级。谁知道却没有被录取。虽然我已经会认字、写字、算算术，但考官不考这些，而是问了一大堆问题，诸如：家在哪里住，家里有些什么人，你最喜欢谁；……，等等。我小时候很怯生，不敢说话，大概给考官留下的印象不好，因而没有被录取。过了半年，我到一所民办小学考插班生。这次是考认字和算算术，正是我的拿手好戏，老师很赞赏，马上就录取了我。我果然不辜负他的信任，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到小学三年级转到了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了中学。从小学到中学，成绩始终保持全年级第一名。
既然我连小学都没有考取，当然就不是神童。如果我生长在现在，进不了重点小学，以后就很难考上重点中学；考不上重点中学，今后要考上大学那就难了，更别说当博士。我觉得现在这种制度对小孩太残酷了，一次“失足”就定了终身，被打入另册，差距越拉越大，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这埋没了许多有潜力的小孩。幸好我读书时不是这样，虽然进了民办小学，学习成绩照样可以超过重点小学的学生，照样有机会脱颖而出。当然那时也有另外的弊病，特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调子越唱越高的时候，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另册，学习成绩好也被作为“白专道路”加以批判，埋没的人才就更多了。
三、书缘难解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家里却没钱买书。到处找书看，自己却几乎不拥有一本书。除了在上学以前父亲花钱买过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外，一直到我进大学，没有再让家里花钱买过任何一本书。那时的小孩，最早看的是“娃娃书”，也就是连环画。我周围的小孩家里都不富裕，很少有家庭自己买连环画。小孩看书的主要地方是租书店，一分钱租一本看一次。我当时觉得租书这种方式很不合理：我花了钱，书看完了还是还给你，书也没有损坏，我的钱就没了，你不是白赚钱了吗？所以，往往在租书店将连环画的封面看来看去，还是舍不得掏出钱来租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看。终于有一次，实在不能抵抗连环画封面的诱惑，咬咬牙掏了一分钱租了一本《空军英雄张积慧》。张积慧是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的空军英雄，打落了四架美国飞机。我那时崇拜的就是这样的英雄。不过，仔细想来，之所以崇拜空军英雄，内心深处其实还包含了对航空奥妙的向往。孙悟空腾云架雾虽然很神奇，但那毕竟是假的，总使我感到有些失望。但空军英雄腾云驾雾却是真的，因此特别受到我的崇拜。飞机怎么能够在天上飞翔而不掉下来呢？飞行员背着降落伞从天上掉下来为什么不会摔死呢？这些问题都曾在我的脑海里转来转去，百思不得其解。
上了学，读了书，看书也从看“娃娃书”升级为看“字书”了。家里没钱买书，就到新华书店去看。开始因为年龄小，身材矮，进新华书店要被赶出来，很是委屈。后来书店的人看我进书店并不是去调皮捣蛋，而是津津有味真在看书，也就不赶了。看起书来往往忘了时间。特别是星期天，钻进书店一看就是半天，过了吃饭时间也不知道回家。家里人也知道在书店，叫弟弟来找。全市的书店只有两三个，弟弟很快就能把我找着。
有一次，从别人手中借来一本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神秘岛》，一看就入了迷。书中说的是五个美国人乘气球掉到南半球一个无人小岛，他们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利用岛上的自然资源在岛上生存下来，还对岛上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他们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测定岛的经纬度，利用太阳光取火，还制造出硝化甘油炸药来，并以此改变了岛上的地形。我看了这些，不禁为知识的伟大力量所震撼。自己也异想天开想搞发明创造。看到书店里墙上挂的钟可以永远走个不停（不知道它还需要上发条），就想自己发明永动机。还真设计出了一个方案，想用一根弯管把下面水槽里的水引上去、转弯后向下流动，冲着一个水轮永远转动。我找来一根橡皮管，用脸盆盛了水做实验，水就是流不出来。终于有一次水流出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却发现这次是出水管比盆里的水面低。我明白这不可能用来造永动机了，但还是为自己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直到有一次看到一本科学画报，才知道这叫虹吸现象，人家早就发现了很多年了。
看小说毕竟不能在书店看，因此非常渴望能到图书馆借书回家看。市图书馆是令我神往的地方，但不让小学生进去，每次想进去都要被守门的人拒之门外。也有几次趁守门人不注意偷偷溜进去，在阅览室猛过一阵看书的瘾。那时非常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进中学，办借书证。等我进了中学，领了学生证，当天下午放学后就一口气跑到市图书馆，昂首挺胸就往门里冲。谁知还是被守门人拦住了。这也难怪，我那时身高才1米32，哪像个中学生呢？直到我骄傲地拿出中学学生证；守门人才笑了笑让我进去了。
有了借书证，我如同一个饥饿的流浪汉闯进了一个堆满佳肴的餐厅，贪婪地吃起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数理化，什么都看。书店仍然经常光顾，但我从来不买书，只是看，连数学书也在书店看。当然不可能拿起纸笔在书店一边看一边演算，我就在书店看这本书所讲的是什么问题，主要思路是什么，具体细节只能大致浏览一遍，不可能完全理解和记忆。回到家里再自己拿起笔来推证或演算，遇到困难再到书店去查书上是怎样解决的。由于无钱买书而迫使我不得不采取的这种“穷办法”，很好地训练了我的自学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今受益不浅。到国外访问的时候，我曾经对一个外国教授谈起过我当年这种读书方法，他马上转过头去对他的研究生说：“瞧，这就是训练科研能力的好办法！”
从书店、到图书馆、和别人手中读了很多书，直到高中一年级总算自己拥有了一套数学丛书。但这不是自己花钱买的，而是参加学校数学竞赛夺取冠军后获得的奖品，是一套由华罗庚、吴文俊等数学家为在北京市开展数学竞赛写的小册子。
1965年我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满载家乡父老乡亲的希望奔赴北京入学的时候，行李中仅有的书就是这几本小册子。
四、巴山情结
我的家乡内江是丘陵地带，既没有大块的平地，也没有高山。从小到大一直到考上大学，从来没有离开内江城超过30里。因此，当第一次坐火车奔向北京，穿行在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的时候，不禁为大自然的壮美所陶醉。当时是踌躇满志，以为只要在大学里仍然保持名列前茅，受到华罗庚这样的权威专家的赞赏，就可以跻身于科学家的行列，大展宏图了。当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自己已经命中注定了要在和秦岭同样险峻、同样壮美的大巴山区经受长达八年的磨练，付出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科大，班上当然是高手如云。看到别人带着一整套大学教材，厚厚的好几十本，而我却只有那几本得奖来的薄薄的小册子，实在感到寒酸。但是，我读书的穷办法还是显示出了优势。很多同学在中学时代就听过华罗庚苏步青的讲座，从正规的大学教材中预先学习过不少大学知识，我在中学时代从来没有见过大学教材和大学老师，只是在中学数学和物理课程的学习以及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中自己提出和思考过一些问题，进入大学之后却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大学数学要学习的，我早就不知不觉探索过甚至解决了，这使得我在进大学一年后如愿以偿在班上进入前列。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人民都在劫难逃。我们不再读书，不再有大学二年级、三年级、……。只有无休止的大批判、大斗争、大规模武斗。我内心深处希望这场大革命早日得胜收兵，重新开始向科学的进军。但是，四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大革命”花样翻新越来越收不了场，我们的大学生涯却就此结束了。那时正值知识分子最臭的时候，我被分配到四川省达县专区，专区把我分到万源县，县把我分到一个公社小学当教员。
如果你难以想象大巴山的偏远险要，只要告诉你：这里经常有野猪出没，并且还有狗熊，这就够了。我还亲自参加过打野猪。
如果你是一个游客，能参加打野猪自然是令人向往的浪漫之旅。但如果你不是游客。而是在这野猪出没的深山中长年累月做主人，那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了。
这个公社虽然通公路，当时却不通公共汽车。学校开学，公社小学派了一位老师进城领教材，顺便也把我接去。我与这位老师一起，各背着几十斤重的书，翻过大山，走30里山路，来到这所学校。
我生活了8年的大巴山
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大山里，心里自然不好受。更难受的是当了教师。既然说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壮大资产阶级的队伍呢？所以，当县文教局的人将我分配到公社去当教师，称我为“李老师”的时候，我心里感到的是深深的刺痛。但是，当我去公社小学报到的路上遇到第一位学生称我为“李老师”的时候，心里竟完全是另外一种滋味。那时我只是在山沟里茫然前行，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突然走过来喊我：“李老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上课？我们班的同学都盼望你来给我们上课呢。”虽然我不认识他，但马上醒悟到他是我即将要教的学生。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突然遇到这么一个渴望知识的学生。在那个举目无亲的深山老林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虔诚的粉丝，我冰凉的心里感到一阵温暖，顿时觉得“老师”这个称呼是多么的亲切、多么的神圣。我不忍心辜负这样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纯洁愿望。在以后的八年中，不管是在公社小学，还是在县师范学校,不管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心情有多么苦闷，只要往教室的讲台上一站，面对学生们期待的目光，就会象着了魔似的，立即宠辱皆忘，全身心投入讲课，直讲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不再觉得举目无亲。除了课堂上教的学生之外，还有素不相识的而又渴望学习的知识青年请我辅导他们学外语。我还为教师设计了快速计算加权平均成绩的算图，为公社会计设计和绘制了计算百分比的算图。我只身一人、空空两手来到这深山里，凭借自己的良心和知识结交了许多朋友，得来的回报是他们的友情、关爱和照顾。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在那高山深谷中，这份友情胜过任何金银财宝。
但是，一离开讲台，一离开朋友，回到属于自己的那间小屋，心头的苦闷和彷徨靠什么来驱除？白居易有诗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我也只能这样，当我作为中国科大学生的身份和光彩都已经被无情地消除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只剩下读书这个根深蒂固的癖好给我带来安慰和欢乐。我重新拣起在文革中被冷落一旁的大学课本，继续学习被耽误了的大学课程。以前，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基本上没有自己买书。进了大学，觉得要看的书都可以到图书馆借，不用买书。到了深山里，才发现以前没有买书是很大的失策。这才开始亡羊补牢，利用每次回内江探亲路过重庆的机会到书店买书。人家问我：“你现在看这些书有什么用？”当时确实说不出有什么用。但我想，现在老是觉得自己是受到埋没的人才，假如有一天出现了机会让我施展才能，我只念了一年大学怎么能够胜任呢？希望抢在机会出现之前补上自己的缺陷。
1974年我看到整天鼓吹阶级斗争的报纸上意外出现了表彰陈景润搞哥德巴赫猜想的，让我看见了一线希望的火光。虽然火光很快熄灭，但还是鼓舞我从重庆一所学校的图书馆被灰尘掩盖的书堆里找出一本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斯基编著的教材《数论基础》，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当时我被县文教局派到农村工作队，下乡住在农民家里，连油灯都没有，就用松树枝点火照明，在松枝火焰的照耀下读完了这本书。书中习题的解答，有好多是在开批判会或在劳动时想出来的。这为我以后考研之前三个月内自学完一门从未听说过的新课程“抽象代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大巴山中呆了8年。从23岁到31岁，我最美好的青春华都留在那里了。从1978年考上研究生离开那里，到现在已经17年了，比那8年长得多。这17年里，我经历了许多辉煌的场面，见惯了中国和外国的繁华都市。但是，这些繁华的、辉煌的场面很少进人我现在的梦境，梦境中频繁出现的仍然是山，还是那崇山峻岭、崎岖险道、深山里的小屋、深山里的人物。巴山中的那八年刻下了太深的烙印，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巴山的八年是艰苦的，但巴山的回忆、巴山的梦境并不只是苦涩，更多的还是自豪。它再造了我的人格、我的意志、我的人生观。每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难题的时候，总可以从这八年的经历中找到力量和智慧来克服它。这八年对我是一笔花不完的财宝，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这可以称为我的巴山情结吧！
(原文写于1995年2010-06-08发表于我的新浪博客,网址：blog.sina.com.cn/ku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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