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策反右，江渭清巧言妙顶

一、

50-60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1]：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分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什么？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雅谑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2]，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是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相应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后地位上升，其实际权责近似党的副总书记。彭真在来宁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个别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并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极为聪明，他请求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彭真当着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指问，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渭清当年所要保护的仅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则不属这个范围。康生坐镇苏州查办右派所获的「战果」是「揪出」了一个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团」。「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苏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发组成的文学社团，仅存在18天。据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当时江苏省委曾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问题，尽管所有的常委「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省委宣传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保得住」[3]，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忆录》称，江苏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若从江苏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后，江渭清对此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为此「一直内疚在心」。

（江天随笔：江渭清的回忆录不仅提供了一手史料，更折射出中国50-60年代复杂的政治生态。在毛泽东的权力逻辑中，他既要依赖地方大员，又要时刻警惕他们的独立性。故 北京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并非单向控制，而是一种微妙博弈。江以机敏圆熟保护了江苏的党内干部，展现了地方官员在高压政治中的有限弹性。但可想而知， 更有许多地方大员把这种弹性当成为邀功请赏的筹码，他们不惜出卖良知，主动迎合极端或血腥政策，甚至往往比中央更激进，用把别人推入深渊来换取毛的信任与权力。相比之下，江渭清对部属的维护和迟疑的“抗命”，在冷酷的政治场就多了几分人性的温度。但这种“余地”并不适于知识分子与普通干部，他们仍然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开启了对地方工作直接干预的闸门，毛的干预的无序性和强制性，逐渐成为北京与地方关系中的显着特征，使得地方领导人对北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地方领导人与北京的关系更趋复杂。

毛泽东对江苏的又一次直接干预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这一次毛看准了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认定他是一个「老右倾」。（未完待续）

（节选于高华教授所著：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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