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周年回眸

六十週年回眸

我今年六十五歲，在我生活過五十年的那塊土地上，近幾個月來，當局一直在緊張地籌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大慶。作為一個曾在紅旗下長大的海外華人，重洋外瀏覽著媒體上相關的報導，不由得想起了從前在那裏歡慶紅十月國慶日的某些經歷，撫今追昔，幾乎想不起一個令人親切懷念的日子。

1959年10月1日，我在故城西安參加了十週年國慶大典。那時我正讀初中，我們天未亮即從學校整隊出發，在輔導員的督促下，趕在拂曉時分走入首長們檢閱遊行隊伍的新城廣場。我們少先隊員當時被稱作“祖國的花朵”，男孩白襯衣紮入藍褲子，女孩白襯衣腰束藍布裙，一個個戴上紅領巾，天真爛漫，花朵般列隊站在主席台對面的空地上。

主席台上的黨政領導人來得較晚，當他們在麥克風上講完話，向全市宣佈昇國旗、唱國歌、鳴禮炮的時候，我們少先隊員已木樁一樣在原地站立了好久好久。這期間誰也不准喧嘩，誰也不許離隊，有幾個向輔導員喊報告要上廁所的孩子，均遭到拒絕，被厲聲呵止。我當時也想小便，但迫於眼前那森嚴的陣勢，只好硬憋下去，隨大家齊呼起“中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把我小肚子下面那一股想撒尿的衝動昇華到高昂的口號聲中。

我在心裏發急，只盼這集會快點結束。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女生也在不安地左顧右盼。她梳一頭齊耳根的剪髮，平日裏，每當我們班的學生在一起整隊集合，她的出現常引起我想和她並排站在一起的願望。那一天我倆正好站了個並排，她也在揮手，也在呼喊，但不知為什麼雙目溢出了忍不住滾落的淚水。我起初還以為她是在愛黨愛國的氛圍中激動得流出熱淚，仔細一注視，卻發現她彆扭地站在那裏，不時把裙子向下一拉，像是要遮蓋什麼的樣子。我因此往下瞥了一眼，這才看出了她的窘迫：原來她沒能憋住，尿濕了裙子。我立即明白了她淚眼中的委屈。因此我二話沒說，隨即從脖子上解下在當時惟一可供擦拭的紅領巾塞到她手中，由她拿下去在腿上擦了幾把。

輔導員對我們講過，五星紅旗是烈士鮮血染紅的，紅領巾就是國旗的一角。後來，當我把那條弄得抹布般潮濕的紅領巾背過人扔掉的時候，心裏頭悚然飄過了一絲模糊的恐懼。走筆至此，順便把這件陳年小事披露出來，權當給我那本“反動自述”補進一條漏寫的“餘罪”。若有人認為我褻瀆了紅旗，那就讓他們那樣認為去吧。我至今仍堅持認為，一個學生上廁所的自由和權利，要比那被迫參與的儀式更值得尊重。後來我漸漸長大，隨著共和國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從那面五星紅旗的掩蔽下被陸續揭露出來，我對國慶日也漸漸失去歡慶的心情。

因為這一歡慶的儀式自始便由黨一手操控，黨叫你怎樣做，你就得怎樣做。要做到緊跟形勢，最好的做法就是別說真話。黨與國家的歡慶始終建立在人民保持沉默的基礎上。我們一直被告知解放軍趕走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但卻很少知道國民政府領導全國軍民打勝了抗日戰爭的事實。我們還被告知，是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終止了百年來的戰亂，但卻很少知道共產黨在挑起戰亂和分裂國家上都做了哪些不可告人的勾當。就在那國慶十週年的日子裏，我們對十年來中共在這塊土地上的罪行同樣一無所知。沒有人知道在土改運動中有多少地主富農被暴民打死，沒有人知道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有多少抗日將士受到殘酷鎮壓，沒有人知道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有多少工商業主被剝奪財產，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沒有人知道反右運動中有多少愛國的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投進勞教農場……

1963年我考入大學，9月1日開學後，我們全體新生熬過了整整一個月緊張的列隊訓練，在10月1日早晨，正步走過主席台，接受了首長們的檢閱。仍然是紅旗和歡呼，是喊得人喉嚨眼冒火的口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取得偉大成就的大幅標語，是慶賀豐收的花車遊行。然而我們學校的土高爐並沒煉出合格的鋼鐵，吃食堂熱鬧了一陣後也都紛紛解散了，聽說國家元帥彭德懷批評了虛報產量的浮誇風，結果被毛主席打成反黨分子。儘管人人都知道吃不飽肚子，但從中央文件到廣播和報紙，仍然在宣揚形勢一片大好。因此，沒有任何人知道，就在過去的三年中，有三千多萬農民在他們連年豐收的土地上死於饑餓。他們生產的糧食和肉類被超額徵購，被一列列火車送到蘇聯，去償還買武器打韓戰欠下的舊賬。而糧食生產者自身，卻被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國家主席劉少奇知情後去找毛澤東問責餓死人的事件，就因他說出了毛不願面對的真相，後來在文革中招致了殺身之禍。

革命的紅輪繼續在中國大地上橫衝直撞，從千百萬無辜者身上隆隆軋過，碾出了一條倒退的血路。不幸在1968年國慶前夕，我也撞上了這個巨大的紅論。我突然被捕了，經審訊才得知，是因為我給蘇聯莫斯科大學圖書館寫信借閱《日瓦戈醫生》。想讀“反革命小說”的欲望當然比暗地裏把紅領巾當抹布用的行為要罪不容赦多了。就因這封被公安中途截獲的借書信，我獲刑三年，被送到勞教農場改造，在那裏度過了1969和1970兩年的10月國慶。在我三年沉重的勞教生涯中，這兩次國慶日可謂最輕鬆的日子。犯人在國慶日不必下地幹活，因為管理幹部要放假，我們跟著沾了光。全體勞教犯被鎖進勞教大院，享受了一年中最不受管教的一天。遊行、口號、煙火和盛大的歡慶遠在天邊，如夢似幻，在那舉國狂歡的時分，我們可以歇息疲勞的筋肉，睡一個難得的好覺。在一年到頭的惡劣飯菜中，我們最嚮往10月1日，因為只有到了那一天，我們的伙食才會有所改善，每人的飯碗中可分到幾塊難得一見的豬肉。

我於1971年9月獲釋，回到西安正是國慶前夕。剛剛發生過林彪墜機事件，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黨反毛的罪人。這樣一個中共的二號人物突然從國事活動和媒體上消失，該如何向公眾作出解釋？當局惟一可以遮羞的做法就是突然下令，取消例行的遊行活動，把林彪的缺席暫時隱瞞下去。紅十月黯然失色了，毛主席躺在中南海的大床上休起他漫長的病假，再也沒心情登上天安門城樓向革命群眾揮手。從此以後，國慶日不遊行不檢閱成為另一慣例，幾十年來，老百姓樂得在家中享受國慶長假的清閒。

即使如今中國人多少已瞭解到毛澤東時代的災難，但也只是知道在心裏，因為相關的書籍和電影一律不准發行，封口的效力至今仍很強悍。當年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如今存世者已寥寥無幾，倖存的老右派也都進入了風燭殘年。中共當局深信，死亡最終會消除一切，所以就打定主意，絕不許談論那不可告人的“過去”。

1989年適逢四十週年大慶，不幸在6月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人民共和國悍然露出了與人民為敵的猙獰。天安門廣場從此成了中南海致命的腳踵，任何遊行和聚會，任何標語和口號，都不許進入那塊脆弱的禁區。這二十年來，成千上萬的喊冤者和抗議者都因闖入兇險的廣場而受到被打、被抓、被關押的懲罰。

今年的國慶前夕，天安門廣場上防範更加森嚴。八十萬雜牌安保全面擔負起維護安全的任務，早在一個月之前，滯留在京的訪民都被全部驅逐出城。這就是號稱盛世的今日中國，既未實現所許諾的和諧，也從未保持住所力求的穩定。維權抗議的活動每日每時都爆發在全國各地，藏族在藏區的騷亂尚未平息，維族又在新疆製造了驚人的暴力事件。據《新京報》最新報導，為保證今年六十大慶的遊行和檢閱絕對安全，北京市七萬輛計程車已裝上微型監聽器，司機和乘客被逼得只敢用目光交換彼此的不滿。此外，各商場還接到上級奇怪的指令，紛紛被迫地撤下了陳列在貨架上的日用刀具，暫時停止出售這些可能會被用來刺傷行人的“武器”。

不可否認，比起前四十年，今日中國社會的情況已有了很多明顯的改善，經濟在發展，國力在增強，不少中國人都說他們的日子過得比從前好了。之所以取得了這些可喜的成就，就是因為當局為挽救自己而被迫採取了改革和開放，他們不得不革除毛澤東反現代化的政策，從而也解開了束縛人民手腳的繩索。三十年來，是勤勞能幹的普通民眾發揮了他們發家致富的潛能，是突破了政治框框的生產力發揮了能動的作用，從而挽救了文革後瀕於崩潰的經濟。最可恨胡溫政府至今還硬要揹起中共尚未得到清算的罪責而死不認賬，還要將那面血腥的紅旗高高舉起，把普通民眾所創造的經濟奇跡硬說成中共集團的功勞。

中共的革命歷史基本上是一個不斷求取幸存的歷史，他們勝利得太僥倖，得意得也很可恥。當他們一貫把“活下去”當作唯一的目的，“怎樣活”的問題於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原則可講了。對他們來說，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好比一個富婆，與富婆聯姻，所看中的只是財富，其中根本無所謂真愛。共產黨即使同資本家生了胖娃娃，按照党的紀律，也只能當私生子去養。毛澤東依然是這個政權和體系的黨父，儘管他已死去，胡錦濤還得假惺惺供起他的牌位。這實在是一幕政治亂倫的鬧劇：江澤民、胡錦濤這倆兒皇帝已和資本家二奶生了一大堆寶貝孩子，可歎他們卻不敢公開認親，也沒有合適的法律依據能給他們的所有權做出公證。因此，他們只好與自己的私生子一起給老朽的黨父當兒子，把那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掛靠在父皇帝毛澤東的名下，一個勁兒空喊著要當“三個代表”。

週年是生日也是死期，可慶賀也潛藏著危機。昨天我在康州家中的電視節目中看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的遊行盛況：內心中深懷恐懼的中共當局試圖用耀武揚威的閱兵和六十輛花車的鋪張為他們極度的不安衝喜，據說，為保證廣場上絕對安全，連空中的一隻鴿子都不許從那塊禁區飛過。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依然高掛在城門之上，對這幅守護紫禁城的門神像來說，木然地面對如此狂歡地揮霍著改革成果的奢華大秀，很可能也就是這最後一次了。

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計，胡溫政府還是趁早把毛屍毛像付之一炬，燒成青煙，任其隨風散去好了。只有祓除了舊鬼，確認了現在的身份，中共才有可能從造偽工程的苦役中解脫出來。只有到了那時候，他們才有條件真心實意地，甜甜蜜蜜地去愛自己的富婆，不止愛她的錢財，更要愛她求錢得錢——一如求仁得仁——的德行和價值，特別是自由和民主。

2009年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