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洪门内的秘密郑成功信仰
孟晓峰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摘 要: 据天地会会簿及乾嘉时期案犯供词推测，洪门在创立初期曾存在强烈的郑成功信仰。“洪”字的源头之一是郑成功出生时的异象，“洪门堂上历代宗亲”实为郑氏家族世系表。郑克????主政起始之年和有讹误的郑成功生辰，合为天地会诞生日“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洪门忠义堂会场内的木斗及手写的“木杨城”三字表示郑成功军营，洪花亭象征郑成功出生地并体现对郑氏家族的祖先崇拜，十六字碑文象征郑陵且“开山”指郑成功的“开台”之功。“斩七仪式”中的毛人亚七，原型是向出卖郑芝龙的家仆伊大器。洪门还将郑成功郑克????及隆武帝等附会为应谶“木立斗世”的人物。由于这些象征不露郑氏信息，致其真实含义及已有的郑成功信仰被逐渐忘却，至清朝中后期洪门内仅遗存了神秘的香规礼节、隐语和少许郑成功传说。
关键词: 郑成功；信仰；郑克????；洪门；木立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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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的台湾，清廷曾严格禁止百姓祭祀郑成功，意图彻底清除明郑时期在台湾的“反清复明”思想，但民间感念其开台之恩，私下以“开山王”或“开台圣王”等名义偷偷祭祀，加上郑成功治水、驱虫、助战等灵异传说盛行不断等因素，终至郑成功庙遍布全台。晚清时期，为避免日本觊觎台湾，清廷于光绪元年（1875）在台湾府城建延平郡王祠，郑成功有关的祭祀活动自此受官方认同，并享有官祀。在中国大陆，因地缘关系而缺少对开台之恩的强烈感念，虽有福建惠安埭厝村“国姓爷神诞”、厦门搏饼习俗等实例，但总体来看郑成功信仰远不及台湾普遍。[①]
郑成功去世后，康熙帝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赐忠臣牌匾，后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式褒扬郑氏为明室忠臣，允许郑克塽将祖父郑成功、父郑经灵柩迁葬至泉州南安覆船山下的郑陵，立墓志碑并重修郑陵墓碑。此二碑铭成为康熙后期至晚清世人可亲见的重要郑氏文物。另外，与郑成功有关的历史小说或传记，如江日昇《台湾外记》、黄宗羲《赐姓始末》等，也在康熙年间公开流传或刊印。但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诏编《贰臣传》与《逆臣传》，为郑芝龙立传，在叙述郑成功活动时，体例上视其为“逆”“贼”或“寇”。可以推知，在清廷褒扬郑成功的康熙年间，大陆民间可以进行某些郑成功纪念活动，甚至可拜谒郑陵，且闽台之间的人员往来也会使闽台同有郑成功信仰。至清朝中后期，公开的郑成功信仰必然伴随反清意识提升，故此信仰在大陆会逐渐消失或转为地下。
有清一朝，民间秘密社会的反清活动几乎没有间断，其中天地会从乾隆年间至清末频繁发动起义，而在其主要活动区域可能存在秘密郑成功信仰。一般认为天地会成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福建漳州，初期活跃于闽粤，后传播到广西、江西、浙江甚至上海、四川，洪门渐成天地会与哥老会的对外称呼。[②]洪门内传说，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入台前夕，郑克塽见大势已去，把天地会秘笈，包括《金台山实录》、天地会员花名册及“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装入铁箱，沉入海底，然后拔剑自刎而死。后来，海水把铁箱冲到了大陆福建沿岸的海底，被当地渔民陈寿亭捞得。道光二十五年（1845），洪门骨干郭永泰前往福建做药材生意，访得这批秘笈和印章乃郑成功遗物，用银子购得。道光二十八年（1848），郭永泰在四川开荩忠山时，“一切香规礼节，发出证书（洪门称之为‘宝’）都是按照《金台山实录》上做的，而且在证书上盖了那颗玉印，流传直到现在”。“其证书至今尚有存者，惟《金台山实录》与郑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平天国之乱，不知下落。”不过，历史上郑克塽并未在清军入台前自刎，而是“赍送降表并书来澎湖军前求抚”，“郑克塽尚有招讨大将军印一颗，据称有户口兵马各项册籍俱未攒造，因暂留用候缴。” [③]尽管传说中的郑克塽结局和招讨大将军印下落与史实不符，但天地会文件被携入四川传会的情节尚属可信。《金台山实录》之书名中，“金台山”指郑成功所收复的台湾，“实录”本为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史实的资料性编年体史册，在此应指郑成功幕僚杨英编写的《先王实录》（“先王”指郑成功）。传说中的《金台山实录》记有香规礼节，并用以在四川开荩忠山，显然该书具有天地会会簿的传会功能。由此推测，所谓《金台山实录》应是《先王实录》和某天地会会簿的合称。[④]此传说还透露出道光年间的洪门中人认为郑成功与洪门可能存在重要联系。
天地会会簿是会内流传的重要文献，也是该会的传会工具，只有拥有一件会簿才算得有真传，享有充当“大哥”的资格，从而可以自行结会敛钱。天地会作为一个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其历史鲜有文字史料流传于世，仅仅在《会簿》保存一件“西鲁故事”作为该会的缘起，被认为隐藏着天地会起源的奥秘。“西鲁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康熙年间有“西鲁”入侵中原，清廷文臣武将俱无退敌之策。康熙皇帝只好发布榜文，征集全国的英雄豪杰去平服西鲁，许诺事成之后封万户侯，赏黄金万两。少林寺僧闻讯赶赴京城，一百二十八名僧人，未用清廷一兵一卒，一举打败西鲁，得胜回朝。众僧婉拒了皇帝的封赏，仍回少林寺清修。旋遭奸臣诬陷，康熙皇帝不审真伪，令清军将少林寺焚毁，僧众大多惨死，仅有十三人在神将帮助下逃生。他们来到福建云霄，遇万云龙和明太子朱洪竹一同结盟，创立了天地会以“反清复明”。[⑤]各西鲁故事对天地会诞生时间和过程、万云龙葬地特征作了细致且大致相近的描写。在叙述天地会诞生时一般有五祖、陈近南和幼主朱洪竹盟誓，其后出兵北上时遇万云龙，万云龙开战不久即阵亡，但其地位反高于五祖及陈近南。五祖本为少林寺僧却各有俗名。西鲁故事还有神仙救五祖、亚七（或马宁儿）叛少林寺的荒诞情节。曾为洪门中人、同盟会员的冯自由认为西鲁故事“盖欲借民间流传之通俗故事，以博取中等以下社会之信仰也”，“乃诡辞诡实，托于子虚乌有之事，以激其忠愤，以广其流传。”[⑥]
西鲁故事的谜题之一，是“西鲁”为哪一番国。平山周称“不知何国或曰即西藏”，周贻白指少林寺僧征西鲁影射中俄雅克萨战役[⑦]，而曾五岳将“西鲁”与《先王实录》中的“西虏犯边”传言联系起来。《先王实录》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致书清廷泉镇韩尚亮：“今西虏悉有秦地，肇庆失守，李率太仅以身免，羊城危在旦夕，李西藩兵临南雄，南赣、南昌风鹤靡宁，此亡清之秋也。”同时致书清军门佟国器：“且以清朝论之，陕西为天下元首，现今西虏倾国入河州地方，方割全陕；清朝若从之，则溃裂立见也；若不从之，则溃裂立见也；其元首之决坏如此者。”佟国器回书：“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无影响，……此如山村野落传说、市井咄咄称怪，而不知其无稽也。”[⑧]因1655年或稍早时无类似事件发生，故“西虏犯边”一直被认定为传言。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义发生于顺治五年（1648）至六年（1649）的甘肃西北部，曾占河州，可对应传言中“倾国入河州地方”。起义后，陕西总督孟乔芳进驻秦州（今甘肃天水），在传言中误传为“西虏悉有秦地”或“方割全陕”。起义消息在六年后才为郑成功获知，说明此消息并非从西北经内地各省直接传入，而是由西亚、南洋辗转传至郑成功处。由此推测，“西虏犯边”传言的源头应是真实存在的米喇印、丁国栋起义，而“西鲁故事”则是对该传言展开的想象和演绎。[⑨]
会簿多提及远离闽粤的甘肃。万提喜本为漳州僧人，但嘉庆十六年（1811）的《传会花帖》（会簿的早期形式）记有：“甘肃省城都太平府太平寨少林寺修身和尚，字提喜，佛名万和尚”，将福建漳州误作甘肃。[⑩]嘉庆年间的姚大羔本和道光年间的田林本会簿中的西鲁故事，也记少林寺位于甘肃，而后者更指少林寺位于“庆阳府河水县太白山”。此地名并非虚构，今甘肃省仍有“庆阳市合水县太白镇”。尽管天地会在创立初期与甘肃无关，但会内仍有人认为甘肃是与起源有关的特殊省份，并刻意将少林寺所在地河南也记作甘肃。西鲁故事以“敌国”名称为篇名但与西鲁有关的内容仅占全篇十分之一[11]，且寺僧征西鲁后无一伤损，可说明两方并不敌对。早期西鲁故事称少林寺与西鲁为邻，合理的解释是，会簿作者认识到西鲁（西虏）出自甘肃，西鲁国是天地会假想的一支可联合的抗清力量。[12]至于不同版本的西鲁故事情节混乱，应是在多个流传路线中，各续编者仍以“西鲁”为篇名但加入了不同的通俗情节，使故事情节渐渐脱离了篇名本义。
“西鲁”与仅见于《先王实录》中的“西虏犯边”传言有关，从这一角度来说，西鲁故事实际取材于郑成功故事。西鲁故事与《金台山实录》传说，均是天地会或洪门内曾存在郑成功信仰的重要线索。
- 洪门之“洪”字、历代宗亲及洪花亭与郑成功信仰
“洪”是洪门内部的关键字，如洪门、洪花亭、洪英等都带“洪”，另有重要物品如洪旗、洪船、洪棍、洪钱、洪酒、洪灯等，甚至新丁入会后“改姓洪”。[13]乾隆末年案犯也供有“兄弟结拜共姓洪”。[14]探讨“洪”字源头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解读“洪门堂上历代宗亲”“洪花亭”提供依据。
- “洪”字的源头之一是郑成功在日本出生时的异象
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续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凡同盟者，均曰洪门，门家门也，故又曰洪家。既为一家，即系同胞，故入会者，无论职位高下，入会先后，均称曰兄弟。[15]
另有 “汉留说”认为，“洪”指“汉（漢）”字失“中土”。[16]不过“洪武说”和“汉留说”均在天地会会簿、清廷档案中未见佐证。学者蔡少卿和秦宝琦推测，既然天地会由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那么“洪门”之名，可能均由此而来。[17]
西鲁故事对“洪”字源头另有说明。《中国秘密社会史》载西鲁故事中，有“而东天复发红光，红音同洪，故即以为姓。拆之为三八二十一，即以作符号。”《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后文简称《史料》）载《西鲁序》中有“不觉东边红气一阵，以洪为姓，以义为主”。[18]会簿的诗句、口白中也有东方、红光、日等文字，例如姚本会簿中有“日出红就来”、“洪门等日开”等。[19]《史料》的“先锋对答”中有口白：“问：你从边方而来？答：从东方而来。问：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函关日影月朦胧，天下人心尽向东。金鸡报晓扶桑国，吐出明珠万里洪。”此四句诗，在《史料》诗句中名为《日诗》。[20]
会簿中还有含“日”字的重要隐语“日山”，如姚本西鲁故事有“印是铁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日山二字为记”。[21]《史料》的会场陈设图和各洪门总图中，“日山”或“家后日山”均出现在中心位置，且多与洪门独特的三角形标记及“洪”字相邻。[22]岛国日本之国名中已含“日出”之意，且位于福建省的东方，所以“日山”应指郑氏家族发迹之地日本，“家后日山”中的“家后”则指郑成功的日籍母亲翁氏。
根据《史料》中三处相近诗句推测，《日诗》首句应为“函关日影正洪濛”。此诗引用了多个与东方有关的典故。“函关”指函谷关，出自老子“紫气东来”典故。“洪濛”同“鸿蒙”，出自《庄子·在宥》的“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扶桑”是东方日出之地，出自《山海经·海外东经》的:“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闽台民间与日本多有交往，自然会以“扶桑”指代日本，故诗中“扶桑国”必指日本。[23]
《日诗》描写的是郑成功在日本出生时的异象。民间传说郑成功出生前后，其母翁氏梦中有“如日在岸上”“大鱼腾翻”，众人望见“光亮达天”，见于《台湾外记》：
天明，哄说海涛中有物，长数十丈，大数十围，两眼光烁似灯，喷水如雨，出没翻腾鼓舞，扬威莫当。通国集观，咸称异焉。阅三昼夜方息。空中恍有金鼓声，香气达通衢。一官妻翁氏正在肚疼昏迷间，梦同众人岸上观大鱼跳跃，对怀直冲，惊倒。醒来即分娩一男。一官闻之，不胜喜跃，方扶在毡踏绵上坐，忽闻四处呐叫“救火”！一官忙启户视之，见众人齐来门首，作踌躇状。问曰：“列位！火在那里起”？众曰：“都见是你家失火，故群来救。至此又无，岂不怪异？”一官曰：“我家那有火起？或是拙荆临盆，灯火射出。”众人方知翁氏生子，俱向一官作贺曰：“令郎后日必大贵！我们眼见光亮达天，非恍惚也。”……翁氏曰：“此亦奇异，我方才疼绞之时，略定睡去，如日在岸上，看那大鱼一般摇摆腾翻，冲我怀中，惊倒醒来遂产。”……正秋七月十四（一作十五日）夜子时也。[24]
翁氏之姓“翁”字拆为“公羽”，即“公鸡”，进而转为报晓之“金鸡”。[25]翁氏在“洪门堂上历代宗亲”称作“金氏夫人”（见后文分析）。“金鸡报晓扶桑国”喻翁氏生郑成功时有似晨早日出。“吐出明珠”亦形容郑成功出生，而“万里洪（红）”则指“灯火射出”“光亮达天”等异象。
简单地说，会簿中“东天复发红光”或“东边红气一阵”等文字与东方日出有关，“日山”指日本，《日诗》描写翁氏生郑成功且诗中“扶桑”指日本。所以，“洪”字的源头之一是“日出”，即传说中郑成功在日本出生时的红光异象。
- “洪门堂上历代宗亲”指郑氏家族成员
“大哥万云龙”之名“云龙”出自《郑氏附葬祖父墓志》碑四框的云龙纹图案（详见后文分析），“万”姓则为“千里驹”所转。《台湾外记》有“独叔父郑鸿逵甚器重焉。每摩其顶曰：此吾家千里驹也！” [28]即“千里驹”一词曾用于赞幼年郑成功，但不适合赞成年郑成功。因“凡马八尺以上为龙”，故可以“龙”代“驹”，再以“万”代“千”。由此衍生出“万云龙”之名，寓意幼时“千里驹”已长成“万云龙”。天地会腰凭上的“千变万化”隐语，是“万云龙”出自“千里驹”的佐证。
另，“大哥”和“先生”“军师”等称呼，与《三国演义》对刘备与诸葛亮的称呼相同。明郑后期的陈永华被郑成功赞为“复甫今之卧龙也”，所以与“大哥万云龙”相对的“先生陈近南”或“军师陈近南”必指陈永华。[29]
“太始祖考朱洪英、妣金氏夫人”的身份可从“结万”隐语来分析。天地会案犯曾供称“结万”为“结交万和尚”，实际并非其本义。姚本会簿“盘问包袱”一节有“万兄在先，结兄在后，洪兄去路”，另有口白：“结兄剪万兄裁，金氏祖母针指，木立斗世师父做的”。[30]《台湾外记》和《广阳杂记》分别记有颜思齐和郑芝龙在日本曾以裁缝为生。[31]金氏、结兄、万兄三人为同时代人物，故此处的万兄应为郑氏家族的郑芝龙，金氏是其日籍妻子翁氏，结兄则为颜思齐。[32]金氏夫人之“金”姓，与《日诗》中的“金鸡报晓”同源。郑氏家族发迹始于郑芝龙，故“太始祖朱洪英”为郑芝龙。
“太宗洪启胜”与其谐音“洪旗胜”有关。会簿中洪旗泛指各类军旗，其中招军旗有“天庭国式”四字，暗含郑经的号“式天”。五色旗中的“锦箱”二字出自郑经乳名“锦舍”，“箱（厢）”“舍”同义。洪门票布中的“天赐兴，地赐旺，日姓孙，月姓唐”，除嵌有“赐姓”二字外，还含“兴旺孙唐”隐语，而洪旗文字中也有“兴旺孙唐”。[33] “兴”“旺”因前有“赐”字而代指郑成功。因“日月”可喻夫妻，故“孙唐”之“孙”指郑经（太始祖郑芝龙之孙），“唐”为其妻唐氏。“庇氏九□”中“庇”与“唐”形近，“九□”则出自《郑氏附葬祖父墓志》中的“母唐柩附焉”，变“柩”为“九”，“附”转为另一怪字（女+人）。
“启胜”二字另有深意。“启圣公”是对孔子及其他儒家圣人父亲的尊号，所以“启胜”之子是洪门极重要人物。“朱三太子”在清初民间有极大影响力，例如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称推奉朱三太子，郑经西征期间漳州蔡寅起义时诈称朱三太子，等等。洪门五房之第四房堂号为“参太（三太）堂”，也能说明“太子”之称对反清有号召力，进而在西鲁故事中对太子朱洪竹极为尊崇，甚至万云龙（郑成功）也奉其为幼主。显然，“太子”作为明宗室后裔，地位要高于其父洪启胜（启圣公）和万云龙。不过，会簿中的“太子”并非“朱三太子”，而是郑经之子郑克????。对比会簿、天地会案犯供词及清初文献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 会簿中多称朱洪竹为太子，而郑克????在郑经西征时在台湾主政并监国，且监国之职常为太子担任。
- 《西鲁叙事》中记朱洪竹出场时“一小童子年方十三岁”，而郑克????生于1662年，康熙甲寅年（1674）时十三岁。
- 西鲁故事中朱洪竹在天地会创立后不久即兵败失踪，而郑克????在郑经死后即被击杀，《台湾外记》称“年十八，兵民叹息”。乾隆末年天地会案犯供词中，“朱洪德（竹）食仙桃孕生，年约有十五、六岁”，即朱洪竹在民间被设定为一个少年，与郑克????少年主政和早逝的史实相对应。
- 姚本会簿中朱洪竹为崇祯的李妃所生，又记朱洪竹生后“又蒙万家恩养”。因天地会以“万”姓代“郑”姓，“又蒙万家恩养”，意为朱洪竹（郑克????）蒙郑家恩养。其母李妃之李姓与一些史料中的记载相对应，例如《台湾外记》载郑克????传为螟蛉子或李氏之子，《裨海纪游》记流言称郑克????实屠者李某子。[34]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洪花亭图式中的“洪门堂上历代宗亲”是郑氏家族世系表，郑芝龙和日籍妻翁氏化名为朱洪英和金氏夫人，郑成功化名万云龙，郑经和妻唐氏化名洪启胜和庇氏九□，郑克????化名朱洪祝（竹）。陈近南确为明郑将领陈永华，且被洪门尊为郑氏家族成员且列为宗亲之一。将郑氏家族作为宗亲加以崇拜，是洪门内郑成功信仰的重要特征。
图1 洪花亭图式（左）、庚辛碑图式（中）和洪门忠义堂会场陈设图（右）[36]
- “洪花亭”象征郑成功出生地日本
天地会案犯杨咏等供称洪二和尚（万提喜）居住在“后溪凤花亭”。[41]“后”“高”音近， “凤”“洪”音近，故“后溪凤花亭”应为“高溪洪花亭”误传。不过，秦宝琦等考证万提喜起会于福建高溪观音亭，并非“洪花亭”。姚本会簿载《观音对》：“摇摇摆摆影无踪，万物争观日已红”，[42]而《台湾外记》中描写郑成功出生时亦用“摇摆翻腾”一词，并有“通国集观”“如日在岸上”。这说明观音亭之《观音对》影射郑成功出生，且乾隆末年洪门已将万提喜的福建“观音亭”附会为象征郑成功出生地的“洪花亭”。
- 会簿中的郑成功生辰——“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
“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在西鲁故事中多记作天地会诞生之时。赫治清认为，天地会选择这一时间创会，是因为万五道宗的七弟蔡禄于康熙甲寅年四月反清事泄后被杀，部属逃归福建。道宗又利用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结束普度的宗教仪式，乘僧俗群情悲愤之际，沿用过去化异姓为万姓、歃血订盟的习俗，结拜天地会。实际上，甲寅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州反清，月余间，全闽皆下，迁界令被废除。郑经于四月率师渡海至厦门，六月黄梧之子黄芳度献漳州归附郑经。[43]可以推知，康熙甲寅年七月时，闽南民间公开反清已无障碍，道宗等不必深夜结拜，蔡禄部属也不必以僧人身份作掩饰。另外，康熙甲寅年时原“万姓集团”的“二哥”郭义在广西为总兵，排行第五的道宗已六十一岁，蔡禄部属不应改奉老僧为“大哥”。故本文认为，赫治清的观点颇为牵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应另有出处。
- “康熙甲寅年”为郑克????主政起始之年。
（康熙十九年二月）监国克????知其父回师澎湖，与留守东宁总制使兼管勇卫事陈永华率诸文武士庶，连启接踵，请经回台。经方领锡范、绳武、国轩等，全□（舟宗）而回。见其母董夫人，夫人责之曰：“七府连败，两岛亦丧，皆由汝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窃权，各树其党耳！”经无以对。
……（国太）迨至孀居，每深戒子孙：当抚恤百姓，厚待将士。至于丁巳，败七府，弃诸岛，……。[44]
《中国秘密社会史》所载会簿记有天地会创立后“扫荡七省”，后“七省亦一律又为清军恢复矣”。[45]所谓“扫荡七省”，指郑经占闽粤七府（泉、漳、潮、惠、汀、兴化、邵武等），“七省亦一律又为清军恢复矣”则指“七府连败”。会簿将“七府”夸大为“七省”，又将“甲寅之变”附会为由洪门发起。
郑经西征开始于康熙甲寅年，时年郑克????十三岁。《台湾外记》载《郑氏应谶五代记》中记有“郑克????，经长子。当甲寅之变，经乘衅西渡，仍踞金、厦各岛；允陈永华请，令其在台监国。” [46]也就是说，康熙甲寅年是郑克????在陈永华辅佐下在台湾主政起始之年。会簿指太子朱洪竹十三岁时被陈近南等奉为幼主，天地会案犯则称朱洪竹少年创会，两种说法均影射郑克????十三岁开始主政。郑经西征七年后败回台湾，而郑克????在台湾监国尚有功绩，又在郑经逝后三天被击杀，“年十八，兵民叹息”，所以民间对郑克????有特殊感念。
- “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源于郑成功生辰。
前文分析传说中的洪花亭位于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福建观音亭（附会为洪花亭）有《观音对》描述郑成功出生时的异象。另外，《史料》所载会簿中还记有“飞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生。起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本姓洪，洪花亭是也。”[49]因此，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的人物必指郑成功。郑成功生于七月十五日子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时又有变化。笔者推测，粤语“二”和“一”音近，“一十五日”在广东易传为“二十五日”，而“丑时”与“子时”同为凌晨时分。“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应是郑成功生辰在民间辗转流传后发生的讹误。
- 会簿中的万云龙葬地和十六字碑文——郑成功陵墓
赫治清先生认为，晚清会簿中的“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十六字碑文中，“受职长林寺”“开山”“达宗公”“和尚”等均与万五道宗有关。不过，僧人不应称“公”，且墓碑不应称“塔”。因会簿记此十六字刻于万云龙墓碑，而万云龙为郑成功的化名，所以分析十六字碑文含义应参考郑成功故事。
- 万云龙墓碑即“郑氏附葬祖父墓志碑”。
郑陵的墓碑高七十五厘米，长一八五厘米，呈“山”字形，系花岗岩石雕琢而成；墓室高三米余，长二十三米，宽十八米，整个墓占地九九七平方米，墓前矗立华表一对，八角形状，直径五十二厘米，高十四米，顶端雕石狮一对，系整块花岗岩雕成；华表两侧立有九对“旗标夹”。[50]
《郑氏附葬祖父墓志》碑刻有以下文字和图案：
王父讳成功，字明俨，号大木，姓郑氏。……王父生于甲子年七月十四日辰时，卒于壬寅年五月初八日未时，享年三十有九，故明末赐国姓，封延平王。……附葬于南安县康店乡乐斋公茔内，并曾大父灵主、曾祖母翁、祖母董、母唐柩附焉。……山坐巽向乾，兼己亥、庚辰、庚戌分金，在南安县卅八都，土名康店乡。[51]
墓志铭保存较好，呈圭形，倭角，四周刻有双边框线，双边框间均刻有云龙纹。额首为正面龙，……；墓志铭两侧边框内所刻纹饰相同，均为三条向上飞升的云龙纹，每条龙上方均有一颗火龙珠，周边间饰如意云纹，龙为小头细长身，四脚四爪，身躯稍弯曲，神态较安详。墓志铭下侧为双龙戏珠图，四周点缀如意云纹，双龙形象、神态与两侧的龙基本相同。[52]
而《史料》所记万云龙葬地有以下特征：
万云龙大哥葬在丁山，前有九层塔，后有十二峰，山形八角，坐东南，向西北，寅辛分金，有石碑一个，高七尺二寸，阔三尺六寸，有十六个字，字字三点水：受职少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53]
综合以上记载可知，万云龙葬地“山形八角”，与郑陵的“山”字形墓碑和柱身为“八角形状”的巨型华表有关。万云龙葬地“坐东南，向西北，寅辛分金”及其碑名“庚辛碑”, 对应墓志文字“山坐巽向乾，兼己亥、庚辰、庚戌分金”。前文已推测“洪启胜”之妻“庇氏九□”出自墓志文字“母唐柩附焉”，“万云龙”之名与墓志碑的云龙纹有关。笔者认为，因《郑氏附葬祖父墓志》碑为后人可亲见，且其云龙纹特征和文字在会簿中有重要体现，故会簿中的庚辛碑正是《郑氏附葬祖父墓志》碑。[54]
会簿多记“广东惠州府石城县丁山”为万云龙葬地，也是朱洪英、金氏夫人等宗亲的居住地。天地会案犯陈苏老供词中虽无“丁山”，但有“广东惠州府石城县”。[55]“石城县”可解为郑成功祖籍泉州南安石井乡，因粤语“井”音“zing”，“城”音“sing”，容易混同。“丁”字为“覆船”的象形，故“丁山”即郑陵所在的“覆船山”。所谓“惠州府石城县丁山”，糅合了郑氏祖籍和葬地信息。至于“惠州府”，笔者尚无法解读其出处。
万云龙葬地特征也可用于分析天地会案犯供词中的“马九龙”身份。案犯严烟在交代天地会根由时说：“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严烟还供出“九龙生天李朱洪”与天地会起源有关。[56]《史料》的《九龙井》诗首句为“丁山山下九龙泉”。[57]前述墓志碑的云龙纹中，额首绘一龙，下绘双龙，左右各绘三龙，合为“九龙”。严烟所供的“九龙生天李朱洪”中的“九龙”也指郑成功。严烟供词中的“和尚四十八人”，“和尚”为“墓碑”二字误传（见后文分析），“四十八人”在会簿中体现为墓碑上的十六字各带三点水合为“四十八点水”。供词中的“十三人四处起会”或与康熙甲寅年朱洪竹十三岁创会之说有关。
赫治清先生根据乾隆初年的马朝柱故事分析“马九龙”身份。马朝柱“知道过去未来”，“甚有法术，本事又好”，曾前往安徽桐城“万山九龙洞”取得兵书、宝剑，编出幼主朱洪锦（竹）、李开花等“在四川峨嵋山西洋寨”。根据这些记载，结合姚本会簿中出现的“马朝志”和严烟供词，赫治清认为“马九龙”是马朝柱。[58]不过，天地会会簿也有“万山”一词，例如姚本会簿有“九千十百是万山”，田林本会簿有“（老）万山”是万云龙家乡。因“万”为“万云龙”之姓，“万”的简体字形与“丁”相近，亦为“覆船山”的象形，故“万山”应为“丁山”的别称，同时“万”亦为万云龙之姓。“九龙洞”则与丁山脚下的“九龙井”“九龙泉”同源。马朝柱故事中的“万山九龙洞”，实际是万云龙葬地（郑陵）的另一说法。
- 十六字碑文均指向“洪祖”郑成功。
- “首聀長林詩”指首次见识“长林诗”。
《游桃源涧》为弘光元年（1645）三月郑成功于常熟拜谒其师钱谦益期间所赋。[60]诗分上首和次首，次首及诗评如下：
孟夏草木长，林泉多淑气。芳草欣道侧，百卉皆郁蔚。乘兴快登临，好风袭我襟。濯足（清）流下，晴山绿转深。不见樵父过，但闻牧童吟。寺远忽闻钟，杳然入林际。声荡白云飞，谁能窥真谛。真谛不能窥，好景聊相娱。相娱能几何，景逝曾斯须。胡不自结束，入洛索名姝。
牧斋师评：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瞿给事评：桃源上首，曲折写来，如入画图，一结尤清绝。次首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可为吾师得人庆。[61]
《游桃源涧》诗有以下重要特征：
- 该诗出自《延平二王遗集》，为郑成功遗诗。
- 诗名含“桃源（园）”。清廷严禁异姓结拜，顺治年间即有“凡歃血为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62]，而“桃源（园）”二字极易被认定为与结拜有关，所以此二字需改为“团圆”或其他文字。笔者推测会簿中的《天本诗》首句“天本团圆”应为“天本桃园”[63]，《五祖诗》中的“后来相会团圆时”应为“后来相会桃园时”。[64]《游桃源涧》原诗无断句，次首前两句“孟夏草木长林泉多淑气”即含“长林”二字，所以《越旬日复同孙爱兄游桃源涧》的较长诗名很可能被后人简称为《长林诗》。
- 诗中的“长林”二字与郑成功号“大木”同义。《郑氏附葬祖父墓志》记郑成功号“大木”。“大木”为郑成功师钱谦益所赐[65]，出自《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郑成功必有感于此，故以“孟夏草木长”的首字 “孟”暗含先贤孟子，并将“大木”转为“长林”二字嵌于诗中。“大”“长”、“木”“林”近义，即“长林”可作为郑成功的别称，故“长林诗”亦可引申为“郑成功诗作”。
- 诗后有钱谦益、瞿式耜诗评。钱谦益（牧斋师）晚年助郑成功北伐南京并因此被乾隆列入《贰臣传》，而瞿式耜（瞿给事）为永历朝抗清名将，事迹可见于《台湾外记》、《赐姓始末》等清初史料，所以钱、瞿在民间较为知名。二人在诗评中盛赞郑成功为“少年天才”“他日必为伟器”，更加深了后人对郑成功的崇拜。
- 该诗重现于世的过程有传奇色彩。遗集跋文中有如下记述：
七月七日，贺表侄抱孙喜，忽见新得旧册中有斯一卷。循读再三，狂喜之极。向之假归，靳弗与；乃宿斋中，侄寝后急抄一通，将书置原处而归。昔求一首不可得，今嗣王诗亦在焉，尤为希有，何快如之！虽祗十余纸，足为希世珍。
时直忌讳，文字狱繁兴。越半月，表侄忽来饶舌，谓余抄此书以害之。余辨（辩）无有，则坚称书僮目击。原本已付祝融，索此册去，同付焚如。拒之不能已，邀亲友共保无事，始恨恨而去。复于东海夫子所见墨谕附录于后。今吕氏已为灰烬，谕亦毁灭，幸存于此，弗致湮没。倘他日文网稍宽，得以留传，俾后人得见真迹，亦天之厚爱二贤王也，所以巧于遇合，转展获存，真有神灵呵护。[66]
跋文所提“文字狱”，即著名的“吕留良案”，东海夫子应为吕留良。[67]跋文赞郑成功“真豪杰而忠孝圣贤也”，“故东海夫子称三代下希有人物”。又指抄者冒死抄存诗集，且称“神灵呵护”，盼历文字狱后得以流传，增加了遗集及《游桃源涧》的传奇色彩。
综上所述，郑成功遗诗《游桃源涧》之诗名含体现异姓结拜的“桃源（园）”二字，次首诗中有郑成功号“长林”，诗后有重要诗评和跋文，所以该诗极易为郑成功崇拜者所珍视。笔者推测该诗为早期《长林诗》，碑文中的“首聀（識）長林詩”意为某民间人士首次见识郑成功诗作。
- “開山弟壹枝”指郑成功的开台功绩。
- “達宗公墓向荅”原为“洪祖宗公墓碑”。
万云龙墓碑文字不应出现“和尚”，但晚清十六字碑文有“和尚塔”三字。如果会簿在流传时“诗”误抄作“寺”，则“墓向”会被误认为与寺僧有关的文字。“尚”字的“?”常写为“十”或“艹”，“墓向”易被猜作“和尚”二字。[70]碑文的十六字，存在由“洪祖宗公墓碑”转“達宗公墓向荅”再转为“達宗公和尚塔”的演变过程。
- 忠义堂会场中的郑成功信仰
《史料》载有一幅详细的洪门忠义堂会场陈设图（见图1）。会场正中悬关羽像，体现了洪门的异姓结拜特征。另有对联、三角符、反清隐语及有道教色彩的陈设、神仙名号等。值得注意的是，忠义堂会场左侧写有“洪花亭”三字。因洪花亭象征郑成功出生地日本且供奉象征郑氏家族的“洪门堂上历代宗亲”，所以会场设“洪花亭”体现了对郑氏家族的祖先崇拜。会场右上侧绘有坛形图案，上书带三点水的“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十六字。按《史料》所载庚辛碑图式（见图1），塔状庚辛碑的下半部为坛形，即会场中的坛形图案是未绘制完整的“庚辛碑”。又如前文分析，“庚辛碑”为郑陵中的墓志碑，且十六字均与郑成功有关，所以此坛形图案和十六字体现的仍是郑成功信仰。
忠义堂会场正中位置的香炉前设一木斗，上书“木立斗世 和“木杨城”等字。会场右侧有一斩鸡刀，左侧有一人形物品，此二物品用于香规中的“斩七仪式”。此类木斗陈设和斩七仪式，为洪门独有。
- 木斗、“木立斗世”、“木杨城”与郑成功信仰
- “木立斗世”的本义确为唐王李世民
荷兰人施列格在1866年出版的《天地会研究》（中译本书名）一书中有附注：“刘伯温有谶语曰，一甲士，一短衣，二人死在苍埔上，木立斗世天下知”。[71]蔡少卿也认为，天地会诗歌中“木立斗世”之类的隐语，类似古代“推背图”内的隐语。[72]实际上，译者薛澄清并未译出英文版原书的全部附注。施列格青年时期曾旅居厦门，而原书称厦门（Amoy）的中国朋友“汪先生”帮助解说《推背图》。[73]也就是说，在1866年之前中国流传有刘伯温《推背图》，且确有“木立斗世天下知”谶语。
谶语文字可出自创作者感兴趣的各类素材。从流传至今若干含甲士短衣的谶语分析，“木立斗世”实际是出自唐初“玄武门之变”。民间流传的《原本无讹推背图》中的某象，图为“一水边上二死人，一甲士一短衣人”，诗文“干戈未息干戈起，将败君人走弃关。但见血流漂北海，斯民不复见长安。” [74]“甲士”为“世”，“短衣”为平民打扮，意为“民”，合为“世民”；诗句中“北”解为“玄武”，“斯民”谐音“世民”，“长安”指玄武门之变发生地长安。《资治通鉴》记李建成、李元吉死于长安城的临湖殿旁，“临湖”对应配图中的“水边”。施列格引用的“二人死在苍埔上”中，“苍埔”应为一种水中常见植物“菖蒲”，亦含“水边”之意，二死人则为李建成、李元吉。由此推测，“木立斗世”并不是预言，而是依据“玄武门之变”并伪托刘伯温所作的谶语。
将“木立斗世”四字作为字谜，谜底仍与李世民有关。“木立斗世天下知”中的“天下”二字，指《庄子·天下》篇。《天下》中有“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原字为“鬭”）；禁攻寝兵,救世之战。”[75]“救民之斗”又可从字面解为“救李世民的木斗”，喻木杨城中李密的粮食救下李世民，“救世之战”的含义也相近。“救世之战”和“救民之斗”之第二字，合为“世民”。以“斗”代“民”字，取“李”的半字“木”，“立”和“世”取其原字，再改变字序，则“木立斗世”演变为“李世民立”四字。“立”则指李世民建立“木杨城”。
- “木立斗世”被洪门引用。
刘伯温之名常见于各会簿。姚本会簿的西鲁故事有“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又载诗句“刘师神算天下知，洪公招集保明王”，显示洪门称其创会及反清应验了刘伯温的某些谶语。《史料》载刘伯温《锦囊诗》：“木杨城内兵马动，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反转山河定太平。”又有“伯温遗下一首诗，贤人闻者要知机。二九山河归我主，一统乾坤为洪儿。”《刘伯温木立斗世诗》：“二八山河在眼前，立心来向帝王边。世间多少愚拙子，斗转星移正向前。”[77]此外，会簿还有“木立斗世”与反清复明有关的诗句，例如姚本会簿有《三六底》诗：“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和合□（同）。扶明灭清登龙位，齐心协力讨江山。”田林本会簿《火诗》有：“木立斗世天地知，顺天兴明和合同”。《守先阁天地会文件》有《近南诗》：“木立斗世皆兄弟，清朝不久其扫平。”[78]《史料》有诗句“木立斗世清皆绝，万里和同再复兴。”[79]
- “木立斗世”转为与郑氏有关的谶语。
《郑氏应谶五代记》记“芝龙引见隆武，赐姓朱，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即应谶人物除郑氏家族五人外，还有唐王隆武帝。会簿中另有“木立其师成斗世，结兄裁剪万兄缝”、“结兄剪万兄裁，金氏祖母针指，木立斗世师父做的”等诗句或口白。郑芝龙为隆武朝“太师”，又为“万兄”（见前文），符合“木立斗世师父（傅）”的身份，此处“木立斗世”已非唐王李世民，而是唐王隆武帝。会簿中还有隐含唐王隆武帝的文字，如口白“唐王始立木杨城，云龙重修显威名”。[81]隆武帝与“木立斗世”所隐藏的“唐王”信息暗合。
刘伯温《锦囊诗》中的“木杨城内兵马动，木立斗世六十年。太子十三来结义，反转山河定太平”，指朱洪竹十三岁即结义反清，所以郑克????也是应谶“木立斗世”的人物之一。
- “木杨城”象征郑成功、郑经军营。
由以上对“木立斗世”和“木杨城”的分析可知，洪门借用木斗器物，以参拜唐王李世民的名义来祭拜隆武帝、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等人物。洪门中人拜木斗，隐含郑成功等为应谶“木立斗世天下知”的人物。
- 洪门的叛徒“亚七”——郑成功的杀父仇人伊大器
清中前期与天地会有关的反清起事，例如卢茂、李少敏、林爽文起义，以及可能与天地会有关的朱一贵、马朝柱起义等，均无与亚七相对应的人物。与郑氏有关的史料中或有线索。《台湾外记》记有：十月，郑芝龙家人伊大器出首，龙与其子功不时书信往来，谋为不轨，遂收芝龙，寻而弃龙于燕市，并子弟共十一人。[86]此书写明叛徒为郑芝龙的家人“伊大器”，其出首清廷致郑芝龙和子弟被杀。[87]郑芝龙之死因未必与家人出首有关，但洪门可依据《台湾外记》或民间传闻，迁怒于伊大器。伊大器应为“亚七”的原型人物。
- 伊大器在闽粤称“阿器”或省称“伊器”，音近“阿七”或“亚七”。“马宁儿”、“马二福”之名中的“儿”或“二”，在粤语中与“伊”音近，“易谓”之姓亦与“伊”音近。
- 会簿中“亚七”常以“马”为姓[88]，暗指亚七为马夫。郑芝龙与郑成功密信往来，必经由亲信，而善驾车之人尤为适合。在《西鲁序》中马宁儿在王泉地方为车夫度日，《锦囊传》中马宁儿为“御夫”。[89]马宁儿熟知往来少林寺路线并为官兵带路，暗指伊大器常往返京城和闽地。在郑芝龙与郑成功暗通之事败露后，最值得怀疑的告密之人即伊大器。
- 传说亚七有调戏郑君达（《史料》辑者萧一山认为郑君达影射郑芝龙）妻和妹并致受辱而死的情节，说明亚七原是郑君达的家仆（家人）或亲信，而非普通部属。田林本会簿记“易谓乃广东老万山石城县人氏”，即易谓（亚七）与万云龙（郑成功）等为同乡。
- 余论
天地会或洪门会簿、案犯供词中隐藏了与郑成功及郑氏家族有关的众多信息。西鲁故事是对郑成功幕僚杨英所撰《先王实录》中“西虏”入甘肃河州传言的演绎。“洪”字源头之一为郑成功在日本凌晨出生时的“光亮达天”异象。“洪门堂上历代宗亲”为郑氏家族世系表。确如早前学者推测，万云龙、陈近南分别影射郑成功、陈永华。宗亲中的朱洪英、洪启胜则分别对应郑芝龙、郑经。朱洪竹是郑克????的化名，又被称作幼主或太子，附会为传说中的清初朱三太子。洪花亭象征郑成功出生地日本。会簿记天地会诞生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实际是糅合了郑克????主政之甲寅年和有讹误的郑成功生辰。万云龙葬地特征和其墓碑上的十六字碑文，含郑陵墓碑形式、《郑氏附葬祖父墓志》文字、郑成功遗诗、开台功业等信息，并隐奉郑成功为“洪祖宗公”。忠义堂会场中的洪花亭和十六字碑文，分别象征郑成功出生地和郑陵。会场正中木斗上的“木立斗世”四字谶语，虽然出自唐王李世民故事，但被洪门引用后，应谶人物转为隆武帝、郑成功、郑经、郑克????等。木斗上的“木杨城”三字象征郑成功、郑经军营。会场中的毛人及斩七仪式中的“亚七”象征郑成功杀父仇人伊大器。
会簿、案犯供词以及忠义堂会场中的多件陈设中隐含众多郑成功信息，说明洪门内曾存在强烈但秘密的郑成功信仰，也可证实洪门在创立初期即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洪门刻意隐藏郑成功及其家族成员的姓名，使郑成功信仰在中国大陆不易传播。天地会或洪门创会之后，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期间暴露了名色并被严查。在清廷的高压政策下，从乾隆末年至清末，此秘密郑成功信仰逐渐消失，仅留存了模糊的郑成功记忆和反清复明意识。
[⑦]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3页；秦宝琦：《新修〈清史〉与清代秘密会党》，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sy/sy_qsbzdgjx/363507.shtml。
[11] 以《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载《西鲁叙事》为例，从西鲁寇边到少林寺僧得胜回朝，不到一百五十字，仅占十分之一篇幅，其后不再提西鲁，而是创会和反清故事。参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3页。该书载有多种会簿，辑者萧一山称会簿约在咸丰年间抄写。此书在后文多有引用，正文中一般简称为《史料》。
[43] 参见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276、277、222、223页。该书介绍，万五道宗俗姓张，大约是福建漳州平和县琯溪人，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闽南著名僧人，擅诗文，兼学辟谷，郑成功部将万礼的小功弟，也是郑的幕僚。
[48] (清)江日昇：《台湾外记》卷之一；阮旻锡原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彭孙贻：《靖海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116）；夏琳：《海纪辑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117）。记载中的颜氏为郑成功后母，生母实为日籍翁氏。
“七月十五日”既是“祭祖”之日，也是道教中元节、佛教盂兰盆节，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是反对“祭祖”、排斥其他宗教。郑芝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可能改其子郑成功的生日为“七月十四”。历史人物的生日未必是真正的出生之日，例如清末溥仪生于正月十四，逢道光皇帝忌日，故改为正月十三。
“七月十五日”既是“祭祖”之日，也是道教中元节、佛教盂兰盆节，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是反对“祭祖”、排斥其他宗教。郑芝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可能改其子郑成功的生日为“七月十四”。历史人物的生日未必是真正的出生之日，例如清末溥仪生于正月十四，逢道光皇帝忌日，故改为正月十三。
[64] 在乾隆年间天地会案犯严烟的供词中，有拆“洪”为“五点二十一”（参见《天地会》（一），第111页）。嘉庆十二年的某会簿中，有“‘顺天’、‘李朱洪’、‘五点二十一’以及‘祖是万大哥’等句”（参见《天地会》（一），第149页）。由“五点二十一”为“洪”字和“祖是万大哥”推测，“五祖”应是“洪祖”郑成功的别称。
会簿中多记有四句诗：“五祖（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会）团圆时”。守先阁本会簿另有《五祖遗下诗》：“五祖分派一首诗，我今传与众兄弟”。可以推知，洪门认为五祖（郑成功）曾 “遗下诗”。值得注意的是，四句诗中含与“桃源”音近的“团圆”二字。
会簿中多记有四句诗：“五祖（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会）团圆时”。守先阁本会簿另有《五祖遗下诗》：“五祖分派一首诗，我今传与众兄弟”。可以推知，洪门认为五祖（郑成功）曾 “遗下诗”。值得注意的是，四句诗中含与“桃源”音近的“团圆”二字。
[67] 简究岸：《清雍正朝浙江吕留良“谋逆”案——旷古未有的文字狱》（上），《观察与思考》2000年2月。雍正皇帝撰含吕留良“悖逆之言”的《大义觉迷录》，并下旨“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后乾隆皇帝将此书收缴焚毁。《大义觉迷录》广为流传又被禁，反而会在民间留下对吕案的强烈记忆。
[70] “万云龙法名和满”，“和满”应为“和尚”二字，“满”原为“淌”。“郑君达圭日在清朝为官”，“圭”应为“当”，说明“?”在草写时作“十”或“艹”。“和满”和“圭”字的写法参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第6、9页。同理，“墓向”竖写时“墓”字下方的“土”与“向”合为“尚”，“墓”去“土”后为“莫”，而“土”上部短竖与“莫”合为左“木”右“口”，即“和”字。也就是说，“墓向”二字存在抄作“和尚”的可能。
[73] GUSTAVE SCHLEGEL: 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 Batavia: LANGE & C,1866, pp.24,236.
[81] 完整的口白为：“问：木杨城何人所造？答：唐李世民所造。问：何人重修？答：万云龙重修。问：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唐王始立木杨城，云龙重修显威名。没?（清）四海皆宁静，尽把胡人一扫平。”唐王始立、云龙重修，说明唐王、万云龙大致应处于同时代、同地域，而唐王隆武帝与郑成功二人符合此条件。口白中的“唐王始立木杨城”，与前文中“木立斗世”的谜底“李世民立”四字相对应，但此句中的唐王兼指李世民和隆武。此口白出自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四，第10页。
[84] 参见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488、515页。原诗句为《斩毛诗》：“毛人一丈八尺高，木阳（杨）成（城）内逞英豪。弟兄将他来斩了，免得二次又过刀。”《斩毛诗》后接《反骨诗》：“木杨城内一死尸，四方八面尽皆知。比（此）人不忠并不义，千刀万剐复凌迟。”该书所载田林本会簿中记叛徒名为“易谓”，且“易谓乃广东老万山石城县人氏，生得身长一丈八尺。” “毛人”亦为一丈八尺高，故推测“毛人”即叛徒易谓，易谓是亚七的另一名字。
[87] 相似情节在其他史料中也有记载，但家人的姓名，在《南疆逸史》和《海上见闻录》中分别记为尹大奇和尹大器。朱逖先先生（即朱希祖）认为，尹大器之告变或为政府所指使。参见佚名《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https://www.guoxuedashi.net/a/6884i/77295k.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