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洪門歷史回顧（11）

洪门规矩与“妨碍司法公正”

从标题看是有些别忸，洪门规矩是从华人宗族规程中演变出来的一套规限门人的，“妨碍司法公正”却是西方国家法例中最为忌讳的行为；前者针对圈内人，后者则泛管国家范围内所有的居住者（不管是否公民或永居、临居的区别）。从深层次来看，是文化差异；从延续性看，前者时续时断，而后者却不断扩大解读的范围。从执行的角度看，洪门是“五雷诛灭”、 “死在万刀之下”，实际上是因人因事因时的有“人情”因素；后者则依对个人、社会、国家的危害大小或影响范围而各有轻重。在澳洲历史中，这两套东西同时共存了数十年；同样地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也是这种情况。

同样是洪门，也基本上是洪顺堂的分支，但在澳洲各殖民地或地方上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各有轻重，甚而褒贬两重天。

在搜索澳洲洪门资料时发觉英文报纸中针对“义兴”（Gee Hing 或Yee Hing）的报导并不多，大部份是“义兴”中人有犯罪嫌疑时的报导为多，也会在报导华人秘密社团Chinese Secret Society时题及。而华人秘密社团却又有点笼统，例如澳洲国民党在公开活动前是华人秘密社团，1936年雪梨出现类似日本“山口组”的黑衣党（黑头套蒙头并戴面具、身穿黑长袍）也是，各有各的政治抱负，真假难辨。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因为在他们接触的史料上，似乎没有“义兴”被“妨碍司法公正”的例子。

“妨碍司法公正”在当代是耳熟能详的名词，或许是近数十年才出现将一些类似性质的行为统归“妨碍司法公正”之下，例如“发假誓” 、“包庇或窝藏犯罪嫌疑人”之类的。有“妨碍司法公正”的人并不是犯法的直接者，也不是同犯或共犯，轻的话是“知情不报”，重者是使法庭判案无据可依。

为了防止个人、社团或政党干预法律的公正，西方才有了“司法独立”这么一条；华夏曾有过一剎那的曙光，到今天却是乌云压顶，谁能“说你是，就是”、 “说你不是，就不是”？一句“认知错误”就是“免死金牌”，连“罪魁祸首”都不能查了，那“法”在何方？

“妨碍司法公正”的严重性，在西方也有个认知的过程。

维省卡斯特梅因Castlemaine的Preshaw Street南面有个山脉名为Clinker’s Hill,再向南就应该是当年华人淘金的地方了，所以在Clinker’s Hill建了一座祠庙Joss House。这座祠庙并不完全是作祭祀的用途，也是华人作为执行宗法的地方。这座祠庙比同在卡斯特梅因Castlemaine的Ten Foot Hill中现外牌匾为致公堂的年代略早，地理位置也不一样(见图)。



（图1）

总体来说，维省大多数祠庙都有迁移或重建的历史，最早的如上图右下角的模样，只是在华人棚屋附近且非常简陋，甚而有些已无法确定原址，例如Ten Foot Hill的祠庙（见： “Significance Assessment, Castlemane Art Museum. Historical Collection”, by Dr. Sophic Couchman, page 59） 。

Clinker’s Hill祠庙的特点是设置了一个华人首领（Mr. A Luk）专门裁决华人间的纠纷，周薪5英镑，从华人抵达时所缴交的社团费用中支付。按当年的英文报纸（“A Political Revelation”: Mount Alexander, 20 May 1859, Page 6）所说，华人所有案件都提交他裁决，但如果被认为裁决不公而需要翻案的话，将是由地方的普通法院审理。报导中说Mr. A Luk的诉讼程序是纯粹中国式的，还是中西的混合，反正华人大多是满意。记者还建议有懂中文的去参加这类诉讼及撰写华人的诉讼程序，或许对改善自己的法典有所帮助。

关于Mr. A Luk的资料会在以后在说，要不这里就越来越离题。

或者可以这样说，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有相当的自知之明，对处理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且不熟悉的情况下，让华人本身实施有限度的自治，既减轻了种族矛盾的机率，也减少了带来的工作压力，到华人的矛盾真的落到自己的头上时，则可以兼容并蓄，从而使“法、理、情”得到兼顾。

问题出在华人自己身上。

近来看了不少有关移民的适应过程的文章，其中一张图（图2）既能说明当代移民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能解释许多人在吐嘈、陈述或渲耀移民个案所出现的原因。



（图2）

当新移民永远固守着原有的“自身文化”时，也就永远地不能融入新地方的社会，故而后面的各种变化也无从谈起；大多数新移民都在中间的两行中挣扎，到最后的一行已是各人凭自己的道行而获得的升华。在我来看，这一张图同样可以作更多的解读及变化。单是固守“自身文化”就已不容易，来自个人的认知、父母辈（甚而祖辈、朋辈、故人等等）的压力而无法跨出早期适应的第一步，更不用说来自故土、故国有形或无形的在道德绑架。而在适应及融合后，才有了今天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及难以计算的有华裔血统的N代。当“超越回归”时，麻烦也接踵而来，“适应及融合”的印记在抗拒原有的“自身文化”，被打压排挤也是必然，除非拥有某些特长才会被重用或利用；回归能否超越是个未知数，弄不好时“里通外国”、 “恃才傲物”等诸如此类的骂名随时而至，故而大多数人会自觉或不经意地披上“爱国”的外衣作自我保护，甚而至死不渝。

纵观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都无法容忍洪门式的规矩，形形色色的类似或近似的组织绝大部份是处于秘密状态。而早期移民来澳洲的人（包括洪门）能意识到时过境迁，重要不过的是“安身立命”；洪门的头领各有选择，或带领及协助门人适应环境，或固守堂规隐性欺压门人。澳洲后来立法打击的是后一种。说句寒心的话，华人的“笼内斗”早已成传统的无可救药。

在查阅维省洪门资料时发觉固守着原有 “自身文化” 的严重的莫过边地高Bendigo的义兴Gee Hing，本来警察方面在最早的二三十年还算能勉强容忍，因为大多数案件属私刑、殴斗、发假誓之类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直接将罪行与个人挂上而与社团分割开来，这种处理方式香港警方是一直在沿用的，除非社团声明对该事件负责。

到了1870年代后期，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灾害导致大量的华人涌到昆士兰及北澳，维省的义兴所出现的各种案件也由量变到质变，华人问题被各殖民地无论是政府或民间都出现太多的质疑，包括雪梨晨锋报在1877年也连续拋出“Mongolian Migration”的文章，1879年又再拋出“Among the Chinese”系列文章，之后各报陆续有评论出现。屋漏偏逢大雨，香港三合会的频繁作案，马来西亚方面洪门内斗，国内反清的苗头又起。内外因素叠加在一起时，澳洲各殖民地政府不得不考虑“枪打出头鸟”来稳定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安全，到1891年已有言论声称“打击该地区华人秘密社团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了（“The vices of the Chinese”: South Australian Register, 5 Sep 1891, page 4）,也有报纸警告华人，“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是愚蠢和危险的”(“Report of the Peace Committee: The Daily Telegraph, 25 March 1892, Page 3) 。

回顾历史，五味杂陈。将本题目铺开伸延或可成一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