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个常见辩护套路是，中共支持者会根据六四事件后3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来为镇压背书，以及否定八九民主运动、否定当年学生和人民的政治诉求。
其逻辑是，正是因为镇压了民运，中国才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之后几十年经济增速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从温饱不足到实现小康。而他们又假设性的认为，如果民运成功、中国民主，那么中国反而会“乱了”，多党制下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会像印度、拉美、非洲国家一样，经济落后、治安恶化、人民困苦。他们还进一步将一党专制、中共统治，与稳定、发展、和谐划上等号，又将民主、自由，与混乱、无序、衰退划等号。
对于这样的说辞，笔者首先从事实角度加以反驳，即是否是镇压了民主运动、一党专制，让中国发展繁荣，而民主又会导致混乱、衰败。
中共支持者这样的说辞和假设，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民主还是专制，对于经济发展，影响都是复杂的、有利有弊的。既不是说民主一定导致经济繁荣、专制造成经济衰退，但也并不是专制促成经济繁荣、民主就会经济凋敝。
二战后至1970年代，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是民主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当时这些国家年均经济增速不低于8%，有时超过10%，不亚于中国在1990-2010年代的经济增速。而经历第三波民主浪潮（1990年前后）的东欧、拉美各国，也大都实现了年均5%以上的经济增长，其中波兰、捷克等国经济增长和繁荣进步最为显著。
当然，也有专制或威权体制下经济迅猛发展的例子，如韩国、台湾、新加坡、西班牙等，以及民主化之前的拉美部分国家（如巴西、智利等）。但显然其不能代表只有专制威权才能让经济繁荣。而且，韩国、台湾等之所以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成为稳定繁荣的发达经济体，一定程度正是因为实现了民主转型，促进了分配公平，缓和了内部矛盾。民主当然也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好的惠及民生，而非被统治阶层垄断性的分肥。
而最近十多年，中国人较为鄙夷和对其有优越感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年均经济增速也在7%以上（除疫情中两年），年均增速超过了现在的中国，也与中国经济增速较快时期持平。另一人口众多、人均GDP较低的印尼，并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已民主化二十多年，经济同样以年均6%以上增速发展。
显然，这些例子足以否定“只有专制才能发展”的说辞。而且，中国的经济一度高速发展，是建立在毛泽东时代极为贫穷的前提下的，是极度贫困后补偿性的增长、“触底反弹”。从1978年连续发展三十多年，直到201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才达到世界平均，今日中国人均GDP也仅与马来西亚相当。而由于中国有着悬殊的贫富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的差距，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是显著低于世界平均的。而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显然只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总量较大。
而中国经济繁荣下，巨大的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形象工程等，也都极大侵蚀了经济民生。这让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民生活水平又打了折扣。而中国所谓的“稳定”，是建立在残酷侵害人权、暴力构成的“高压锅”式“稳定”的，是弊大于利、未来可能引爆更大冲突的。
而以上所说，只是从绩效角度、经济繁荣程度角度，看待专制与民主的利弊、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是非。
但从根本上说，民主与专制，并非是一个绩效问题，不应以对经济的盛衰、民众物质生活的好坏来判断。或者最起码，不应将经济和物质作为评判民主和专制的第一标准。
民主，本质是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拥有决定国家领导人和各项事务的权力、享有作为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问题。民主及民权，关系到一个公民的人格尊严、基本安全、对公共事务的知情和参与、对自身命运的主宰、对自身自由的保障，以及这些基本权益基础上自我发展、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共同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探索和发展的权利和前提。
而经济问题、是否可以促进和保障物质繁荣问题，只是民主政治的子项、一个目标和要求，而并不是决定民主价值的根本性问题。或者简单说，经济和民主是两件不同的事（哪怕有一些交集）。
追求和捍卫自由民主，是作为现代公民保障自身公民身份，不成为臣民、工具、炮灰、“韭菜”的基本前提。虽然这从广义上也是一种“绩效主义”，但起码并不是只重视物质、只看经济、只看GDP的更加狭隘的“绩效”。
从19世纪至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往往都是以对自由民主本身的追求，或以民主为实现其他权利与政治诉求为目的，而并不将经济和物质作为追求民主的、进一步的、根本的目的。“不自由，毋宁死”，正是人们将自由看做超越生命、超越各种物质的写照。法国大革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苏东剧变，虽不乏物质动机，但主要是为了民主、自由、正义，否则人们不会舍生忘死的抗争、仁人志士放弃优厚生活而宁可接受牢狱之灾。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人许多次政治抗争，也都强调对民主本身的向往，而主要不是希望通过实现民主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
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从毛时代极端的政治狂热、刻意抑制甚至摧毁物质需求，又逐渐走向了极度的功利主义、务实主义，一切向“钱”看、无利不起早。1989年的八九民运，是一部分仍然还有理想的人尤其青年学生，为了中华民族百年民主梦想，而做出的抗争。
但之后，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残存的理想主义，普遍而彻底的沉沦。包括高校学生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人，也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不仅全身心追求私利、沉迷物欲，不愿再参与政治、为公共利益抗争，甚至都不能理解曾经的许多中国人那种纯真的理想，如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这些理想追求、精神品质，甚至加以讥讽、嘲弄。
而同时，198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经济也确实取得了一定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改善。哪怕这只是之前中国经历长期战争、内乱、非正常社会后，和平及部分走向常态后的必然。中共利用压榨工农、迫害弱势群体换来的“低人权优势”，以及全世界生产力的提高，一定程度实现了发展、满足了中上层的物质和服务需求，也顺便让大多数民众实现了温饱。而中共的统治，也物质改善和高压控制这“两手抓”，越发的稳固。
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出现了“六四镇压的好、民主了会乱”这样的奇谈怪论，以及绩效主义的辩护思维。同样绩效主义的，还包括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高度赞美。
笔者个人也是承认邓江胡等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的。但笔者同时也反对对他们过度拔高，以及因其经济成就而忽视民主人权问题。
若论绩效主义及经济贡献，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人，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等，其经济贡献、对其国家经济发展的提高和民生改善贡献，都比邓江胡等人更大。如朴正熙直接将韩国从极为贫困国家拉到准发达国家，并为之后韩国成为发达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但这些外国独裁者，在其国内和国际上，都以负面评价为主，虽一些人承认其经济贡献，但绝不会以此掩盖其专制独裁和对人民的杀戮，也不认为没了某某具体的人，国家就发展不了。经济贡献在于人民的劳动、奋斗，而非独裁者的恩赐、专制统治的福音。即便统治者起到重要作用，人们也不会因其经济贡献而无视其人权侵害罪责。
而这些国家即便经济长足发展，也并没有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步伐。韩国、台湾、西班牙、智利等经济高歌猛进时，民主化浪潮不仅没有退潮，还更加汹涌。这些国家地区的人们，既不会觉得“没吃饱饭追求民主有什么用”，也不会认为“饭都吃饱了还追求民主有什么用”，而是无论经济繁荣与否、个人温饱与富裕与否，都积极追求民主。因为民主本身就是重要的，就是价值和诉求，而并不因经济绩效好坏来决定是否追求民主（虽然经济和民生状况确实会影响民主运动）。
人类从远古发展到现代，尤其到了20世纪，已不再是茹毛饮血、以杀戮为荣、黔首百姓跪迎帝王的时代。现代社会，人们显然应该在物质之外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人民大众也应有更多尊严感与权利意识。如果只追逐物质，那与禽兽没有本质区别。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缔结基于人人平等的社会契约，每个人都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对自身权利和他人命运都有路径关心、对公共事务能够参与讨论和决策，才是这个时代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都应当追求的。
不仅自由民主，人们的身份认同、民族情感、道德操守、宗教信仰，都不应以绩效主义、功利化态度对待、转变、坚持、舍弃。许多中国人经历贫困的过去、活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一切都以物质利益作为评判和取舍标准，显然是狭隘、短视、不可取的。
中共官方及其支持者以经济发展问题，来为六四镇压辩护、贬低八九民运及其他政治抗争、贬损民主抗争者和人权捍卫者，无论从绩效还是非绩效角度，都是不成立的。而民主，也不应是一个绩效问题，起码不是将绩效作为第一位的问题，而是自然法权问题，是人类社会应实行的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组成部分，是捍卫各种权利和人格的基石，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