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孔子“仕的”用心

　　至于说到“仕”这个做官问题，儒家原初性的看法就是以义务论和德性论来设定，也就是道义论筹划。

　　1.用心的两个方面。孔子有他自己的仕论，又有自身的做官实践，并从这两个方面开启了这个方向。他的弟子子路见天底下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老师出仕之心，感慨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船山说子路是在“述夫子之意如此”。君子之仕，依仁义而知，依道义而行，船山发挥了这理：“盖圣人之必于仕也有三：道之欲行，一也；仁之不忍忘世，二也；义之不可废大伦，三也。人知仕以行道而已。言及于仁，而圣人之心合天下为一心；言及于义，而圣人之心且通万世为一理。故圣人仕止久速之时中，一精义之用也，而义极至矣哉！”仕，是道、义、仁的结合，“道”是大路，是方向；“仁”是入世原则；“义”是处理君臣关系的大伦大德。手段与目的、规则与程序，在孔子那里，经历了道义论的考验。

　　值得指出的是，子路此段评议，是对“隐士”的间接批评。当那位隐者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时，子路并未直接反驳，只是说了一句：“不仕无义”。这还是孔子的观点：不做官是不合义理的，也是违背道义的。这其中暗含了对隐士的批评。孔子有做官的经历，而每每出仕，总有“道义”理由。《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孔子经阳货的一番请仕，表示愿“将仕”。理由很简单：一是怀有安邦治国的才华和道德而不愿意见到国家混乱不堪，仕是出于道义；二是积极从政而不丧失机会，这是道义所逼和义务使然；三是岁月不饶人，趁当时年，理应为国家效劳，也是道义使然。其实，鉴于孔子与季氏家族的特别关系，孔子不愿意仕于阳货，因为阳货“囚季桓子而专国政”，所以孔子是说“将仕”，而不是“即仕”，这是礼节的谦辞，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出仕的基本规定，即原则性的仕道规定。船山说到点子上：“以夫子之至仁大智，必无怀宝失时之心，而其将仕者，未几而果仕。夫子之言，何一而非诚！而仕自有仕之道，特不因货而仕，夫子亦未尝欺货而背之。”所谓“仕自有仕之道”，恐怕在上述三条理由里，也可见到孔子的一番良苦用心。

　　说到儒家的“入世”说，在我们同情地肯定子路“不仕无义”是间接地反对“隐士”于世消极的“出世”态度的时候，势必会想到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的出仕评价。里面有没有蕴涵了孔子对“隐士”的间接肯定？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隐士不仕，和孔子这里讲的“邦无道则可卷而怀”，有根本区别，前者是反对政治、根本和彻底地淡出政治，与政治与人世间相隔绝，不管“邦有道”还是“邦无道”；而孔子讲“可卷而怀”，是暂时的、策略性的不仕，一旦条件具备，还是要出仕的，因为出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的原则和道义体现，而不出仕只是“权变”的一种政治策略。上述这段话出自《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鱼，卫国大夫。蘧伯玉，卫国贤大夫，受到史鱼的多次荐举。孔子赞赏史鱼的刚直：政治清明，他像箭一样直，政治不清明，也像箭一样直；也赞美蘧伯玉的政治智慧：政治清明，他就出来做官，政治不清明，他就把志向和本领收藏起来。这两位贤者，在孔子看来，都是值得称道的，只不过是出仕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可能蘧伯玉比较策略圆滑。由此看出，虽然讲“可卷而怀”，但孔子并没有间接肯定“隐士”对于“仕”的态度。

　　2.孔子的用心，没有白费。其实，孔子的用心，并没有白费，它对后世的为官之道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由士到仕，从读书人到做官，即古人称作的“仕途”，古人发出“仕途真畏途”，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始终牵挂着儒家政治道德的道义论关切。历代官箴似乎比较集中地反映出这样的观念：

　　《初仕要略》：“当仕之必仁以存心，恕以立志。”（做官必须坚持道义，心存仁义，立志于道，这是仕途的彻始彻终。）“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怠。”（勤政乃仕途之“首务”，属于道义的应当。）

　　《牧令书》：“仕途为人才争赴之场，我果先施必能获益。”（仕途是人才的竞争，这“才”乃包括道德素质与领导本领。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能获得成功。）

　　《从政遗规》：“世人之不明诸此，往往于仕宦中，昧冒礼法，取不义之财，欲为子孙计。”（“取不义之财”，乃为非道义之举，为从政者力戒！）

　　《佐杂谱》：“大凡入仕路在慎之于始也。”（“慎始”德性，乃为做官之德，也为仕途之要，与道义善始善终，就有慎始慎终。）

　　《舍人官箴录》：“仕宦须脱小规模，一仰羡官职；二随人说是非；三乘空接响，揣量测度；四谓求知（即随大流）等事为当为之事。”（“小规模”乃非道义之实，为官不可取，仕途不提倡。）

　　《甘氏家训》：“仕宦者义务也，非权力也。”“既有应尽之义务即当忠其事、勤其职、守其官。”（仕途乃履行义务而非专注权力，“忠其事、勤其政、守其官”，就是仕之道义规定的义务。）

　　《薛文清公要语》：“古人从仕者养人，今人从仕者养己。”（古代圣贤从仕是为了养护人民，这是仕途的榜样；时下当官的是为了养护自己，那是缺乏道德了。）

　　《庙堂忠告》：“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仕途一路走来，面对周围的人情是非，要有正确的荣辱观，以道义所荣，不以人情所荣，反之则是辱。）

　　《州县事宜操守》：“仕不为贫，何至垂涎民膏，又肥私囊，正当冰操自励，以图远大。”（出仕不是为了改变自家贫穷，而是励节操守，追求远大道义志向，所以仕途路上不能有一丝一毫“垂涎民膏，又肥私囊”的想法和做法。）

　　《官箴》：“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做官不要见钱眼开，更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往往失败就是这样的。言下之意，就是要坚持道义，加强“自克”。）

　　《蜀僚问答图治之道在恤民贫》：“吾儒身列仕籍，有牧民之责，道在恤民贫而已。”（“恤民贫”，把道义具体化了：儒者出仕，盖以“牧民之责”为己任。这是道义所至。）

　　《论官》：“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仕者要尽心尽职，先义后利，先苦后甜，先做事后享受。）

　　《莅蒙平政录》：“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只此两条，具见圣人大本领、大作用，便可括尽古今君相为政之要。筮仕之初，尤不可不知也。”（富民教民，是做官大义，道义所指，为政之要，仕途不可不察。）

　　《学治臆说》：“志趣之正全在将入仕。”（入仕先要检验自家心术是否端正，有没有追求道义的志向和趣意。）

　　《从政录》：“论万事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学者之所讲明践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当以三纲五常为本，舍此则学非所学，仕非所仕矣。”（以道义为本，具体化为以三纲五常为本，是符合儒家的政治道德立场，仕途中必须坚持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居官寡过录》：“夫人仕不止于为贫，何至舍公图私，唯利是狥。”（做官心中有道义，就不惧于贫穷困苦，最令人担心的是丧失做官原则，唯利是图，损公肥私。）

　　《牧民忠告》：“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任一县之责者则忧一县，任一州之责者则忧一州，任一路之责、天下之责者，则以一路与天下为忧也。”（道义论立场油然而生。责任意识、义务意识，令人起敬。忧患意识驱使各级官员要尽道义、义务而承担起各自职责。）

　　孔子的用心，引领出儒家的政治道德，也深刻地影响了“仕的”理论，他自身的仕生涯虽然并不顺利，也没达到辉煌时刻，但是他的出仕，哪怕做个“委吏”、“乘田”一类的小官，也是在符合儒家道义的权衡里进行；更重要的是，他的原发性检讨无疑给予儒家官德以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导向。当然，对于古代官德和儒家理论所提倡的道义论或谓义务论的实质内容，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作历史和阶级的分析，但是孔子和儒家的用心以及历代官箴的一系列“仕的”，抱有坚定的道义论哲学，并有义务论的伦理支撑，可想这样的官德理论还是有着一定的逻辑力量，也能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当也包括政治生活的空间）通过官箴一类的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做官经”，在小传统和大传统的文化交沟中流传下来，获得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