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儒家官箴：影响力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文献系列里，有一份既有学术价值，又有伦理价值的官箴。古人言：“为官者，不读四书五经遭人耻笑而已，而不通《官箴》则殆之深不可言。”四书五经要读，官箴要通，读乃通之基础，通乃读之神用。这里透露出一条信息，即儒家思想在官箴中是居于基础性的。

　　为官要有学问。官箴提供了一套适宜官场的官道和官术。确实，官箴书的内容里充杂着教人升官发财、投机钻营、阳奉阴违、明哲保身、处事圆滑、八面玲珑等官场把戏，这些确是需要批判。但是，仔细全面了解历代官箴书，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是言之有据、思之有理、拿来可用的。如历史上有存在价值的官箴，大都出于儒者之手，更有不少是学问搞得好，官也做得好的，如韩愈、柳宗元、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吕坤、吕本中、张养浩、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无不如此。这里我们想要申明的是，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官箴的最主要的理论渊源之一。官箴影响力的深刻性和长远性，也正好说明了儒家思想的深刻性和长远性。所以本文的分析将立足于此作适宜的展开，以深化儒家思想在中国仕文化历史中的深厚性和主导性。

　　何谓官箴？《辞海》（1979年版）解释谓：“百官对王所进的箴言。”又谓：“后世因称官吏之诫为‘官箴’。”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里，“官箴”的影响力由来已久。据查，“官箴”一词最早见之于《左传襄公四年》，记“帝甲）命百官官箴王阙”。西晋学者杜预注：“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孔颖达疏曰：“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篇，后汉崔骃、骃子瑗，瑗子寔，世补其缺；及临邑侯刘騊駼、太傅胡广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广乃次而题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为之。”由此看来，官箴最初的含义是官员们对君主的谏言，只是到了后来，官箴才成为对一般官员们的警诫。从现存的官箴资料看，正式的官箴书应该始于宋代，以吕本中的《官箴》为最早，以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为规范，又以清代最为发扬光大。鉴于《虞箴》开启的历史意识影响了后来儒家的政治道德传统，所以，本文的重心放在《虞箴》一书的源流上，来考辨一下官箴影响力的深刻来源。也即要揭明：官箴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反过来使官箴意义深远。考虑到《百官箴》、《三事忠告》和宋元明清几代的一大批官箴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里有适当的展开，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对第一部官箴和承接《虞箴》话语结构的《州官十二箴》（扬雄）、《官箴》三首（崔骃）来作细节性的分析，确实也很必要从儒家的学术观点去展开这样的检讨。其实，《虞箴》、扬雄的《十二州官箴》、崔骃的《官箴》三首，不仅是作为辞赋具有相同的文学结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官箴，体现和反映出来的儒家政治道德思想，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反省精神，这是我们所要揭示的原则和重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