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扬雄《州官十二箴》的牧民觉悟

　　关于扬雄《州官十二箴》。扬雄仿《虞箴》作《州官十二箴》。扬雄著十二州官箴，“借各州中历史兴亡之迹，各官典守之常，以尽讽谏之义；较之四赋，文字典实而富有政治意义”。徐复观先生的这一评价是极为中肯的。这十二州官箴以“历史兴亡之迹，各官典守之常，以尽讽谏之义”而获得了“富有政治意义”的高度评价，其中最为可观的“富有政治意义”，是它对政治反省的历史意识，也是《虞箴》中的历史意识在历经夏、商、周、春秋列国、秦、汉诸朝代由盛转衰的政权更替后历史反思的一种延续。

　　扬雄《州官十二箴》，指的是：《冀州牧箴》、《扬州牧箴》、《荆州牧箴》、《青州牧箴》、《徐州牧箴》、《兖州牧箴》、《豫州牧箴》、《雍州牧箴》、《益州牧箴》、《幽州牧箴》、《并州牧箴》、《交州牧箴》。透过这十二州官箴，三种反思的警诫，扬雄拟定对各州官牧民的警示箴言。

　　第一，劝诫州官要汲取历代政权更替的经验教训，执政要有忧患意识。差不多这十二州官箴都弥漫了这种忧患情结。《冀州牧箴》：“仰览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崖。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危。”治理国家要认真研究前世历朝的盛衰变化，治理的有效有力性是治中不忘乱，安定中不忘危险。《兖州牧箴》：“有国虽久，必畏天咎；有民虽长，必惧人殃。”国家要想得到长治久安，执政者须敬畏天道的运行变化和人民的喜怒哀乐。《雍州牧箴》：“盖安不忘危，盛不讳衰。”《交州牧箴》：“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幽州牧箴》：“复古虞、唐。盛不可不图，衰不可或忘；堤溃蚁穴，器漏针芒。”

　　忧患意识来源于对历朝更替的觉悟，唐虞之盛，转禹入殷，殷衰周盛，盛衰安危，悠悠变迁，忧盛惧隆，防患于未然。

　　第二，向州官说明这种忧患意识是有根据的，即是对由盛转衰的内在细小复杂因素的警惕。《徐州牧箴》：“事由细微，不虑不图，祸如丘山，本在萌芽。”成事败事，盖由细微铸成，执政者须思虑在先，才能成就事业；祸患成灾，缘由在细微方面的开始。州官要以此训诫自身，这也是州官们的重要职责，故《益州牧箴》感慨：“牧臣司梁，是职是图，经营盛衰，敢告士夫。”所谓“是职是图，经营盛衰”，乃此中深义也！

　　第三，以历史上的盛衰事实向各州官说明盛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执政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扬雄列举桀、纣灭亡，并比较了历史上的明君圣王的领导优点来强化这种忧患意识的道德根据。《扬州牧箴》：“汤、武圣而师伊、吕，桀、纣悖而诛逢、干。盖迩不可不察，远不可不亲；靡有孝而逆父，罔有义而忘君。”商汤、周武王任用伊尹、吕尚（姜太公），伊辅佐汤王灭桀、吕辅佐周武王灭纣。而桀、纣弃用并杀掉忠诚的龙逢、比干，桀、纣失掉天下与他们弃用人才、不讲仁义道德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州官们要警惕要思索。此篇牧箴在结论中不禁感慨：“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孽；尧崇屡省，舜盛钦谋。牧臣司扬，敢告执筹。”十二州官箴还列举了桀、纣丧失政权的一系列无德行为。《徐州牧箴》：“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沉湎于酒，而忘其东作。天命汤、武，剿绝其绪。”桀、纣“沉湎于酒”而忘其职责，致使汤武革命，桀、纣失其天下。《益州牧箴》：“帝有桀、纣，湎沉颇僻。”《并州牧箴》：“德兵俱颠，靡不悴荒。”《交州牧箴》：“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直言之，桀、纣丧失天下，只缘由这些统治者丧失德性。各州牧民之官长，需要汲取历史教训，引以为戒呀！

　　扬雄生于宣帝甘露元年，在元帝即位的初元元年为五岁，成帝即位的建始元年为二十二岁，至成帝死时的绥和二年为四十七岁。由此看出，扬雄经历的青年时代和完成他的壮年时代主要是成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扬雄的事业、学问、人格的形成，也主要是在成帝时代奠定的。但是，成帝统治的最大历史危机，就是此时正当汉室损益盛衰之际，“可知西汉之亡，实酿成于成帝。”这一危机的最重要事实就是在成帝统治时期发生的王莽新政。它加速了西汉的灭亡。《汉书成帝纪赞》：“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在王莽当政期间，扬雄甘居天禄阁校书。扬雄以一种特有的历史危机意识“静”观其变，以便挥发出对于当下执政的忧虑和关切。如他在《解嘲》中透露了此中心态：“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存而不忘亡，安而不忘危，盛而不忘衰，扬雄似乎已经从王莽篡位的事实中看出了西汉的危机所在。写出《州官十二箴》，扬雄希冀把这种忧患意识定格为州官士大夫们的自觉意识。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儒家精神。公允地说，扬雄在这里的观念、情怀、意识，根本上说，仍辗转在儒家激情中。徐复观在评价扬雄当时的哲学背景时，认为扬雄根本上是以儒家立场来看待这种危机意识的，其精神实质就是：“当损益盛衰之际，在道德上站稳一个立足点，这是儒家的精神。因祸福无常，互相依伏，便采用柔退为趋避之方，这是老子的态度。扬雄在作《太玄》的动机上，显然是以老子的态度为出发点……在他最后著《法言》时，有意从道家转回到儒家，其中《问明篇》，特珍重于进退出处之际，多发挥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之义，亦可反映出扬雄托身于末世朝廷的微禄，依然有深迫的危机意识。”很显然，扬雄的儒家立场也深刻地展现在他用心写成的《州官十二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