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四节 崔骃《官箴》三首的官德用意

　　关于崔骃的《官箴》三首。汉人士大夫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带着官箴情结。德政情结、忧患意识成为官箴情结的核心所在。这似乎与历代帝王的盛衰更替和各代政权内部的较频繁更替有一定关系。这里要提及晚于扬雄几十年出生的东汉人崔骃的《官箴》三首。

　　崔骃（？-92），东汉文学家、思想家。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少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经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拟扬雄《解嘲》作《达旨》。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官箴》属其赋三篇，即《太尉箴》、《司徒箴》、《大理箴》。

　　在介绍和分析崔骃《官箴》三首之前，我们须认识到崔骃的儒家哲学背景。两汉哲学思想相当繁杂，汉武帝之前主要以黄老哲学为主体，自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一统天下的单体性局面。经学在两汉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崔骃生活在这样一个经学统治的时代，从小就接受和熏陶于儒家经学，其思想无疑会刻着于这种体系之中。按《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崔骃生于儒学世家，其祖父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又“潜思于至赜，骋《六经》之奥府”。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在其所著《达旨》里，崔骃表达了他的儒家旨趣。当然，生活在汉代思想的氛围里，崔骃无疑也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一旦进入到政治道德领域，崔骃的儒家立场却是最基础性的。这里我们提炼出三个基本评价来综合地梳理一下崔骃的儒家哲学背景。

　　第一，崔骃坚信儒家的观念和精神。《达旨》言：“今子韫椟《六经》，服膺道术”，此“道术”可谓行儒家的仁义道德。崔骃总结历代兴衰，认为治理天下应该：“率惇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德让不修，则非忠也。是以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这是儒家的境界。评价汉帝人物，基于儒家立场：“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这是儒家的历史评判。第二，崔骃有“仕以正道”的儒家仕观：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不仕。《达旨》言：“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君子不是不愿做官，只是就仕须以正道求之，决不靠奉承拍马、走歪门邪道一类的“穿踰”之术。这接近于孟子的非道不仕的立场。《达旨》又言：“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出仕仅以获得俸禄为目的，不是孔子之道。《汉书崔骃传》讲骃“未遑仕进之事”，“未遑”意思是不急于，崔骃对出仕的态度是极为认真的，可仕则仕，不可仕则决不仕。据载，崔骃有这方面的美谈。崔骃为窦宪属员，因与窦宪不同道，故不愿出仕。《后汉书崔骃列传》：“及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宪擅权骄恣，骃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崔骃虽为窦宪下属，但崔骃能够向窦宪直谏，指切长短，窦宪皆不听不纳，后命为长岑长，崔骃不赴任。这是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不仕”的境界。

　　第三，崔骃怀有强烈的儒家忧患意识的道德立场。这是一个德与位在盛衰之辨中的历史反省。当值窦太后临朝之际，崔骃献书诫之曰：“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里伸张了孔子的德位观念。不要忧患没有官做，真正要忧患的倒是自己有没有做官的能力。“患所以立”，立什么？立的就是德性和德行。尧、舜之盛，盛在尧、舜有伟大而崇高的德性和随之而来的德行，桀、纣灭亡，正是丧失了德性和德行所致。汉代兴衰，要汲取教训呀！对此崔骃无不感慨：“盖在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盛而不衰，盈而不亏，满而不虚，如何做得到？这里显露了中国人一种“持盈”关切的道德意识和政治智慧。崔骃站在儒家的立场，又融入了道家的意识，对汉室兴盛寄予了很大期望：“窦氏之兴，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丰以佐命著德，显自中兴。内以忠诚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亨祚国，垂祉于今。夫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益恭。远察近览，俯仰有则，铭诸几杖，刻诸盘杅。矜矜业业，无殆无荒。如此，则百福是荷，庆流无穷矣。”这里传递出了崔骃对汉代政权如何保持盛而不衰提出的一些设想，同时牵引出崔骃内心里所拥有的忧患意识，这是周孔以来儒家士大夫们的精神状态。

　　现在让我们进入对《官箴》三首的分析。直接地先做出一个经验性的先在判断，即以上儒家立场成为这《官箴》三首的基本倾向。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分别摘录：

　　《官箴太尉箴》全文：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师锡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极，妥平国城，制军诘禁，王旅维式。九州用绥，群公咸治，干戈载戢，宿缠其纪。上之云据，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我帝载。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咏《甘棠》，昆吾隆夏，伊挚盛商；季世颇僻，礼用不匡。无曰我强，莫余敢丧；无曰我大，轻战好杀。纣师百万，卒以不艾。宰臣司马，敢告在际。

　　《官箴太尉箴》的整个基调是儒家的立场。汉承秦制，中央也设太尉，至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复改大司马为太尉，与司徒、司空合称为三公，有相当高的职权。至东汉中叶以后，其地位逐渐下降。这篇官箴意指向中央一级的所谓大官高官进谏。其儒家立场表现在其中所透露出道德治国的价值取向：周朝为何能取代殷商？是因为周朝的开勋人物，像周文王、武王、周公，打下天下、治理国家，全仗着他们身上所拥有高尚的德性。隆夏盛商，离不开夏商二代的开勋人物。像禹、汤，打下天下、治理国家，也仗着他们身上的德性和德行。这就是后人思念他们的缘故呀！桀、纣暴政，德兵颠倒，杀戮人民，这样的政权能保持多久呀！不要说我有多么的强壮，我担心的正是丧失这样的强壮；不要说我有多么的强大，我担心的就是这样的强大是依靠战争杀戮来成就的呀！此篇《官箴》特引儒家文献《诗经召南甘棠》，是有用意的。按《诗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武王分周召为二伯。“美召伯也”，美其什么？是美召伯之听讼。

　　有关召伯之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甘棠相传乃召公听政之地，《诗经》所美，《史记》所书，民间所传，足以见召公甘棠树下听讼之传说故事，垂之已久而已广。那么，究竟召公有什么值得后人追慕呢？按司马迁所载，叫“无失职者”，是召公的公平执政之水平和竭尽职责之能力，这正是人民对于像召公一类“清官之热烈愿望”的表达。崔骃用此句，真可谓是对“太尉”一级高官们的良苦用心。在汉代，在王莽篡政以后，在崔骃的时代，太尉实际上还是拥有很多很大的权利。崔骃希望能出现像“召公”一样人民拥戴的清官，也希望这些“太尉”们能按儒家的标准去有所作为。这篇官箴体现的主要精神仍是属于儒家取向。

　　《官箴司徒箴》全文：

　　天监在下，仁德是兴，乃立司徒，乱兹黎蒸。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尔瞻，四方是维。乾乾夕惕，靡怠靡违，恪恭尔职，以勤王机。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啬人用章，黔是富。无曰余恃，忘余尔辅；无曰余圣，以忽执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绩不怡，疚于尔禄；丰其折右，而鼎覆其。《书》歌股肱，《诗》刺南山，尹氏不堪，国度斯愆。徒臣司众，敢告执藩。

　　《官箴司徒箴》的整个基调是儒家文献的精神透露。司徒，西周始置。据文献记载，司徒主管民事教化。东汉时为三公之一，至明废。这篇官箴意指向主管民事教化的官吏进言，指出：一要树立责任意识，勤心尽职，对于自身的职责决不能有丝毫怠慢松懈，以实现天下“仁德是兴”的风气；二要树正自身，为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从而使“民具尔瞻”；三要具有忧患意识，“乾乾夕惕”，日日警惕，“鼎覆其餗”，居高位如日中天，要担心颠覆。这里充满了对“司徒”执政的道德要求：不要说我的有恃无恐，担心的是忘掉了我的执政职责；不要说我的聪明才智，担心的是忘掉了我的执政使命。也就是对官吏们的德性和德行的要求。《官箴司徒箴》引儒家“六经”文献《尚书》、《诗经》来证明这样的道理。“司徒”的德性使命在《尚书舜典》中已有规定：“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契，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教化的人物，而“宽”，乃为第一个明确提出的主管地方风化的德性要求。崔骃言“书》歌股肱”，意在挑明司徒要尽心尽职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样才不辜负君主的信任和提拔。又言“诗》刺南山”，意在指明官员不尽职责不以公正来对待和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结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困难和灾害，就像“尹氏不堪，国度斯愆”。这里很值得提出，崔骃撰《司徒箴》，对于主管风化使命的官员提出劝诫，彰显的正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因为儒家向以实现地方风化为德政使命之一。孔子已经为“德化”定下了官员的榜样作用的重要性：“子欲善，而民欲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在上身正，在下也身正；官员想善，人民就会向善。君子的道德好比风，小人的道德好比草，风吹草动，一定顺风倒。也就是说，官员身心要有好的“德风”，人民就会有良好的道德追求。更重要的是，孟子在发扬和光大孔子思想的同时，已经把德化、风化、教化上升到“为民父母”官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来教化天下。这是德政的首要内容之一。做不到这点，就是官员的失职。对此孟子向君王直言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王何以为王？孟子强调，施仁政，行教化，有风化：“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度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看到了“庠序之教”可以胜过“坚甲利兵”的教化意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也是“民事不可缓”的一个方面，更是“为民父母”官的责无旁贷。“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崔骃弘扬孔孟之道，重视风化的政治作用，以《司徒箴》劝诫，这是在实践儒家的教化使命里倾注他自己的一番儒家理想。

　　《官箴大理箴》全文：

　　邈矣皋陶，翊唐作士，设为犴狴，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渊之清；三槐九棘，以质以听。罪人斯殛，凶旅斯并；熙乂帝载，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圣人；子罕礼刑，卫人释艰。释之其忠，勋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国广门。敻哉邈矣！旧训不遵。主慢臣骄，虐用其民，赏以崇欲，刑以肆忿。纣作炮烙，周人灭殷；夏用淫刑，汤誓其军。卫鞅酷烈，卒殒于秦；不疑加害，祸不反身。嗟兹大理，慎于尔官！赏不可不思，断不可不虔。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见残，吴沉伍胥，殷割比干。莫遂尔情，是截是刑；无遂尔心，以速以殛。天鉴在颜，无细不录，福善灾恶，其效甚速。理臣思律，敢告执狱。

　　《官箴大理箴》的整个基调是儒家的人文关切。刑法和刑罚，要本着体恤人、关爱人的基础，慎量和慎用。“大理”，夏代始设的刑官。《史记夏本纪》：“皋陶作士以理民。”秦中央最高司法行政长官称廷尉，汉景帝时更名大理。《大理箴》开宗明义：“邈矣皋陶”，意在挑明各类刑官应以皋陶执法为楷模。据史书记载，皋陶为历史上第一任刑官。儒家文献《尚书》对刑官作了德性使命的特殊规定。而这一切特定的规定，是通过对皋陶的职责规范及其言行表达出来，从而为刑官做出儒家的规范。《舜典》记载舜帝向皋陶指引刑官的职责使命：“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有居。惟明克允。”《尚书大禹谟》记载禹帝与皋陶的一段对话，透露出刑官应该担负起的德性使命：“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囿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尚书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为自己的执法设立了“九德”规范，其中不乏用刑执法的辩证法精神：“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宽容而有严厉，柔和而有建树，谨慎而有恭敬，治乱而有条理，处扰而有毅力，直性而有温和，简易而有廉洁，刚强而有效率，强烈而有原则。崔骃的这一“邈矣皋陶”的开宗明义，涵盖了此篇官箴的基本道德指向，希冀汉代整个地方上的司法行政长官，都能自觉以皋陶为榜样，成为公正执法的道德刑官。这是儒家以德治国的价值设定，也是对法官的道德设定。崔骃通过《大理箴》试图在他的时代里重新建立起这样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崔骃在这篇官箴里又折射出了一种体现儒家立场的历史意识：桀、纣滥用刑法、酷用刑法，结果身败名裂、失去天下。所以，那些“大理”们要汲取历史教训，要慎重地对待自己手中的刑罚权限。治理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不行，但是法律要适宜使用，要道德地去使用，决不能出现酷刑淫刑，其后果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对此崔骃劝诫“大理”，要“慎于尔官”，要慎重地使用你的刑法权力，要客观地使用你的刑罚权限，绝不能遂情遂心地滥用淫用酷用。在这里，崔骃不是不强调法律的作用，而是要突出“慎于尔官”的重要性，辨清“虐用其民”的危害性，也就是在执法中要渗透道德精神。这是崔骃于民关切的人本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人是万物之灵”、“人是天下之最宝贵的”差不多成为汉人的基本共识，崔骃通过《大理箴》从官箴向度张扬了这样的基本观念，因此可以把这样的政治道德观念看成是儒学在汉代思想中的又一寓意深刻而又别致的展开。

　　从《虞箴》发展出来的一大批官箴，对中国政治道德思想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它进一步加强了儒家仕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儒家义务论的政治道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