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司马光“德才之辨”的性质研究

　　宋相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深刻地反思了这个既老又新的争论：是德胜才还是才胜德？何者为优？抑或德才兼备？司马光总结治国历史经验，提出对德与才的看法：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逸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是记载在《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的一段代表儒家德才之辨的经典表述。在司马光看来，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这是“圣人”之所为；德才俱亡是最可悲的，这是“愚人”之所为。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德才兼备者为数不多，怎么办？德与才，有高低、优劣之别，也要有个先后之辨。所以择官、为官，应以德（德性、德行）为先，决不能以才为先，即便有才但无德，在实际为政活动中也会处于劣势、甚至丧失“才”的优势。如春秋时的晋卿智伯，有才但为人骄而好利，率韩、魏兵攻打赵襄子，结果为赵襄子所败。于此司马光道明：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不能亲才疏德，要辨清德先才后。司马光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看到德优于才、先于才的规律性事实：“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对此，司马光不无感慨：“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位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

　　司马光的德才之辨，差不多代表着儒家官德论的主导观念。甚或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官德的基本理念。一代重臣曾国藩，据司马光德才观并结合自己的从政实践，从德才兼备方面发挥司马光的观点。曾国藩写过一篇笔记《才德》，文字不长，但以小见大，寓意深刻。《才德》言：“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曾国藩同意司马光的德先于才的基本态度，但又发挥，德与才“不可偏重”，他以“水”、“木”喻德与才的辩证关系，但在不能做到两者兼备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是坚持德胜才的儒家信念，愿做有德“愚人”而不做有才“小人”。

　　应该指出，德胜才，确实成为中国古代官德由来已久的价值传统，深入人心。大多有作为的君王帝相差不多都以这样的价值观念，去考量官吏、去成就事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有些人可与其成事业，但在缺乏或丧失德性的条件下，就很难与其权变通达。齐家治国平天下，崇尚的是德行。明帝朱元璋似乎也在此种意义里道出帝王的某种共同心声：“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这是从帝王的立场上看待德胜才的。当然对于帝王君相眼中的“德”，我们要辨析。还有更理想的一面，取以德为先，但也不否定才，它内在地包含着德才兼备的理想性要求。有大臣进言康熙择官：“臣愿陛下慎选贤才，以克阙位。选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碌碌庸庸，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后可胜股肱之任。”这里的“量”，实质上仍是一种广义的“德”和“才”的确定，所以“德、量、才”实质上还是归于德、才兼备。所以，康熙回答这位大臣：“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比于治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