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为官吏设计的《三事忠告》

　　要深入展开这里的政治道德智慧，就首先要厘清儒家道义论意义中的荣辱观念，其旨趣究竟意在何处？我们先从一篇儒家的官箴说开。它是专为官员设计和编撰的，也是集作者官场经验的切肤总结。

　　1.为官员设计的《三事忠告》，即《牧民忠告》、《庙堂忠告》、《风宪忠告》。这是元代名儒名仕张养浩专为当官者所著，其中就有荣辱之辨：

　　《牧民忠告》：“道不行而富贵利达者，古人以为耻，而不以为荣。”

　　《庙堂忠告》：“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

　　《牧民忠告》：“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

　　张养浩此三段话，是依儒家立场来讲荣辱观的，也比较经典地反映出儒家基本的荣辱观念。从政治道德视角论之，在儒家看来，首先，是否坚持道义是荣辱观念的分水岭：以道义为先行则是荣，儒家并不反对人追求富贵利达，只是追求过程中要坚持和贯彻道义论立场；反之则为非道义，是辱。其次，为官须知：荣辱对立，不可调和，但是可以转化；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辱向荣转化。再次，仕途有荣辱相随，保荣止辱有道，就在自身修养。儒家宣扬的内圣外王，也规划了荣辱观念的基本定向。

　　张养浩著《牧民忠告》，结合自己的官场经历说出一番荣辱观念，值得品味：“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古今未有荣而无辱，得而无失，成而无败之理也。虽天地之运，阴阳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处之不以道，则纤毫之宠必摇，而唾之辱必挫矣。故君子于外物重轻皆所不恤，顾其在我者何如尔。”荣辱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做官的要辨个清晰透彻。张养浩以自然现象变化来寻找荣辱得失转化的根据。他指出这就如天地运行、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一样，社会人事也同样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为官的不仅要正确面对荣辱转化，也要正确面对官场得失。张养浩列举圣贤的处荣处辱之道，总结道：“使其有可辱，虽不加谴而君子恒以为不足；使其无可辱，虽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为有余。历观自大圣大贤不幸横罹祸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处荣而不能处辱，惟能安顺境，而逆境则不能一朝居，欲望其临政有余，为难矣！呜呼，善观人者，其于此严焉察之。”处荣为顺境，易为大家接受；处辱为逆境，不易为常人接受。历代圣贤处逆境（“不幸横罹祸患”）而不改初衷，并以为荣；如果只会安于顺境为荣，而不能处于逆境，是难以处理政事。要善于考察官吏，就看此一招。

　　2.荣辱观念不是抽象的空洞。儒家在仕观上有荣辱观的特定规定。仕途顺逆，在于自我努力。也即“自修”的立场。徐栋《牧令书》（卷一）指出：“仕途顺逆，百凡皆有定数，只能尽其在我，自求无愧，不必尤人，亦不可尤人也。平心而论，虽或事出意外，亦必所处不善，有以招之。返观内照，其理自见，其气自平。”儒家学者徐栋以儒家观点规范仕途顺逆荣辱，道出“尽其在我”而“不必尤人”。仕途荣辱，不可怨天尤人。荣也罢辱也罢，顺也罢逆也罢，“返观内照”，自求无愧，靠自我把握。仕途不应颠倒荣辱，入仕为道义而来，权利以义务为荣。这是儒家在权利观上的荣辱规定。儒家相信，仕者，义也。清儒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总结其家仕经验得出“自世人不知仕宦为义务，多以权利视之，于是强者干进而第荣，弱者疲玩而不职”的看法，认为此为荣辱颠倒，决不可取。甘氏指出：“仕宦者义务也，非权力也。汝既列名仕版，则义务将自此始矣。既有应尽之义务，即当忠其事、勤其职、守其官；既委贽于朝，即不得自谋其身；即以身许国，即不得复顾其家。尸位素餐者有罚，簋簋不饬者有刑。上有国法，下有清议，是入仕之初，乃责备业集之始，非欣然自得之日也，故愿汝之毋喜也。”决不能以辱为喜，应以居官职责为荣，以尸位素餐为耻。当官就是尽义务，就是一种牺牲，而不是权力的炫耀。所以得官之日，也是承担各种责任义务之时。这是为官之荣。败者之官，且不知此中之理，有颠倒此中的荣辱观念。甘树椿似乎挑得这一儒家立场彻底明白：“自世人不知仕宦为义务，多以权利视之，于是强者干进而第荣，弱者疲玩而不职，专谋身家，不问职守，贪黩之风由此起矣。”“贪黩之风”，就是在道义职责方面，荣辱不明，是非不分，玩忽职守，导致“小则败行检，大则覆家邦”。官员应以荣辱观念的“自修”努力来保证和加强正确的“免疫力”，张养浩的明理与甘氏的感慨，都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