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为政先学论

　　对于出仕为政，儒家往往寄托于一批“士”者。“士”者在古代经常是指一批有文化、有地位的文化人或读书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而儒者又往往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士者，实际上，士者已有学问，但是儒家又要强调，从政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出仕做官，走好仕途，学习为政之道是从政之先。孔子没有做过大官，但是他留下的《论语》，便是一部仕途书，故有人称之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培育出了一批有作为的从政者，也是靠此教育的。为政先学论，解决的是一个学与仕的关系问题。它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统，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伦理和学术传统。学术为政治服务，早见之于儒家的发端。这一传统的形成极有可能与为政先学论有相当渊源。

　　为政先学论，比较早的在一批有作为有远见有智慧的政治家那里就能听到，《春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子产向子皮讲述一个从政治国的基本道理，即“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为政治国必须先学习：只听说学习以后才能做官，未听说做官以后才能学习。这一观点属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反映。“后治而先学”，王船山从研究治国通鉴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这一精辟观点，表明儒家看到了学习对于做官的先在性。荀子说过：“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做官的人一定要学习在先。为什么？理由有三：

　　1.使他人清楚明白。孟子认为，执政者首先必须具备应有的领导素质，然后才能教育引导他人。所谓“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贤明的领导者治理天下，先要凭着自己的清楚明白，再去引导他人清楚明白；反之，自己本来就糊里糊涂，更做不到使他人清楚明白。这表明在政治上当官的领导人首先就要有清楚明白的认识，而这种清楚明白的认识就是要靠学习得来。

　　2.使自己掌握执政能力。儒家非常重视治国成败的历史教训，先学，就是要学到这方面的教训，用以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素质。儒者的两本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似乎已经有着这方面的深沉思考。《资治通鉴汉纪十六》：“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衔槭之间哉！”考察圣明君王的风范，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内心充满愉悦，愿意发愤忘食去学习研究，自己的德性和德行每天都在提高，这就如驰骋一般的快乐！《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治理国家要有长远的考虑，它存在于深沉的通达见识之中。这种见识，知道事物成败的来龙去脉和要害关键之处。执政者首先就要具备这样的通达认识，而它是需要通过学习得来的。

　　3.使一种历史意识化为执政者的先在积淀。儒家有浓厚的执政意识和相应的历史意识，通过对历史帝王政权更替的思考来促进执政能力的提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诗经》、《尚书》、《周易》、《论语》已经发出“殷鉴不远”的历史警觉了！执政者要先有这样的警觉和意识呀！一部体现初唐以来总结历代政权成败原因的《贞观政要》，向新的统治者、新的领导人在呼吁、在忠告，建设一个全新的唐代，从国家最高统治阶层到各级地方官吏，要自觉培育这样的意识，就要有学政在先的紧迫性。《贞观政要崇儒学》感慨：“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做领导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学习研究（“学业”），不能通晓前人的言行得失，怎么能担负重任？唐太宗听后颇有同感：“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当然，从儒家的立场来看，为政先学论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达到最好的从政效果，“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事君、治民和治身，其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是沿着价值理性而预先设定好了的。这是孔孟之道的最原本指向。它也给学政引领出一个基本的先后之辨的逻辑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