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很有名气,是出自孔子弟子子夏。有一点值得提出,这段话的重心在“仕”,由仕到学、由学到仕,儒家力图为做官、在仕途上获得比较顺利的发展而提供思路、途径和方法。
《说文解字》说:“仕,学也。从人,从士。”仕者,就要学,做人如此,做士如此,士到仕,也如此。这叫仕学相济。本来,儒家就把仕学相济作为读书人步入仕途的充要条件。因此,仕而学,学而仕,在儒家的政治道德里,始终是经久不衰的官德命题,它也无疑成为儒家官德理论的基础性部分。我们已从孔、孟“仕”观的背景里看出儒家对此的基本态度。这里将继续讨论仕学相济的具体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儒家是极为关注的,因为在儒家看来,仕学相济是居官之道,又是仕途的必由之路。
儒家是在义务论意义下去框架仕学相济的结构。儒家十分关注官员从政的绩效。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路径里,外王的仕,内圣的学,先有学后有仕,出于为官执政的关切,儒家认为读书学习对于做官、仕途来讲,就是一种责任要求和义务使然。这本身就是与道义在一起的,明人杨昱《牧鉴》以“达大体”讲明学的内容本身,就是学“道”知“道义”:“为政须通政有学术;不学无术,虽有小能,不达大体。”“不达大体”,就是失去政道,就是没有义务心。其中透露出敬位守职、敬义知耻、知行合一、学政通达、修德与才、事功治道等意识,都包含了一种义务性质的内圣外王。所以仕学相济,儒家十分看重,原因就是出于实现当官之道的道义论规范。
有意思的是,反映仕学相济这类特定含意的儒家作品,最集中地以一种居官警诫(官箴)一类文献出现,如家训、日记、官箴、格言、劝告、语录等。虽然儒家很少有以仕学相济为主题的长篇大作,但是可想而知,儒家把仕学问题与居官之德紧密联系起来,并以官箴格言劝诫来加强它的特殊意义。用心良苦,也意味深沉。现在不妨来透视一下这类文献中的话语,来领观出儒家仕学观作为居官之德的基本要义。这里,我们将以“相济”的视域,对学于仕、仕于学,作互补性分析。为了叙述得明了和简洁,这里以观点切入:
1.读书学问,守职无侵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白,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腝,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从书中可以学到为官之道,可以给人们树立道德榜样。颜之推是以自身仕途经验劝告学者和仕者: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就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能力,利于自己的行动。那些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者,在书本里会看到古人是如何体察父母心意、按父母意愿办事的,又如何轻声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谈话,如何不怕劳累为父母提供鲜美柔软的食物,使这些不孝者看后直感惭愧,并起而效法着做;那些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为君效劳者,在书本里会看到古人如何忠于职责、不侵凌犯上,如何在危急紧要关头不惜牺牲性命,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忘自己诚心进谏的职责,使他们看了之后痛心疾首地去改造自己,并努力去效法古人。勉学,在读书里与古人交流,不仅有益于官吏行政,而且有利于正确做人。
2.读书激发,为官知耻
唐人吕岩《劝读书文》列举读书十大益处,对为官者的提示极为重要。其中一益是为官知耻乃为君子小人之别:“知耻。君子小人之别,在耻不耻之分耳。小人不知书,敢怀无耻之心;君子知书,能行有耻之事,四益也。”为官知耻的道理,可从读书中来。此为君子小人之别,为官显达,是富,知耻为荣,此也为君子小人之别。如朱熹《劝学文》指出:“富而勤学,可以光荣。惟见学者显达,不见学者无成。是以学者为君子,不学则为小人。”知耻乃是为官之大要,明儒袁黄《了凡训子书》说得明朗:“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读书做官,学文知耻,是为官显达之至要。远离禽兽,是为人知;可羞可耻,是为“大丈夫”。知耻为荣,书中自有理矣。读书激发,为官知耻,书中自有益也。
3.当官读书,知行合一
读书,对当官者而言究竟学什么?清儒盘峤野人《居官寡过录》感慨时下当官读书风气不正,只想位子,不思进取,脱离实际,知行不一:“世风之坏,莫患乎士之不立。束发受书,即从富贵起见。终日皇皇,但知以科第为荣,不知以圣贤自励……圣贤千言万语,皆是要人笃行,知而不行,虽读尽天下书何益?”士者从仕,靠读书起家,但读书只为捞一官半职,又不见化书本知识于实际行动中,即便读尽天下书又有啥意思?如此,在面对一系列重大原则是非问题上,就会失误;甚至在一些生活小事里就会见利忘义;同时对自身的发展也会更加不利。当官者要“寡过”呀:“每见今人视书,自书身,自身如不相关,正谊明道之言不离于口,见微利辄动色,惩忿窒欲之训日寓于目,遇细事辄矜张威仪,不能自检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谈《太极》,跛倚而读《西铭》,程子所谓‘只作一场话说’,岂不可惜?是宜刻刻检点身心,以不能变化气质为深耻,以负所学为大惧,内省无疚,才可谓之真读书人。”读书就要认认真真,不能以一种轻慢态度对待(即谓“箕踞”和“跛依”),更要视读书为一种“变化气质”的“检点身心”之内省工夫,这乃是当官读书必须学会的“行”之工夫。
4.政有学术,为官须通
如何通,在于学。明儒杨昱《牧鉴》引河东派儒者薛宣证明:“为政须通政有学术;不学无术,虽有小能,不达大体。”又引元儒张养浩《牧民忠告》学术“求进于己”的观点:“士当求进于己,而不可求进于人,所谓求进于己者,道术学业之精是已;所谓求进于人者,富贵利达之荣是已。”又引:“吏人于法律为师也,魏相所以望隆当世者,汉家典故无不悉也,凡学仕者,经史之余,若国朝以来典章文物,亦须备考详观,一旦入官,庶不为俗吏所迁也。”这三引强调的就是为官必须通达政治,这也是儒家设计的一种学术规定。然而这类“学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国朝文物、历代制度,学习起来是要花很大工夫的。《牧鉴》有此例举:“周官》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乃不迷。’又曰:‘不学墙面,莅事惟烦。’”入官做事,先要学习制度规则,就不会迷失政务;不学会政术,整理政务就会有麻烦。历史上也不乏勤学之人,《牧鉴》举大官小吏之典型例子:“于定国(汉代人,官至丞相,封西平侯)为廷尉,乃迎师学《春秋》,备弟子礼。”“柳仲郢(唐代人,为官谙熟宽严之道,曾作谏议大夫、天平节度使)三为大镇公,退必读书,手不释卷。”“吴奎(宋代人,曾为枢密副使、知政事,因议王安石新法遭贬)初为小吏,昼则治公事,夜辄读书不寐者二十余年。”“李初平(宋代人,曾为彬郡令,师从周敦颐)守彬,濂溪(即周敦颐)为彬令,初平知先生之贤,与之叹曰:‘吾欲读书,何如?’先生曰:‘公老无及矣,某请为公言之。’于是日听先生语,二年果有得。”李向周求学,学为政学做人,受益匪浅。“马伸(宋代人,在汴京陷落时,曾坚持迎康王赵构即位)在官,晨兴必整衣冠,端正坐读《中庸》一过,然后出视事。”“李方子(宋代人,朱熹高弟)为泉州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郡,以师友礼之,郡政皆咨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
5.居官读书,修德与才
儒家推崇居官读书,着眼点放在德与才上:居官首先靠自律,修身是自律的必要前提,而读书是立德、成才、修身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元儒张养浩以“自律”为题立《风宪忠告自律》,感慨:“自律不严,何以服众!”又指出:“士而律身固不可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当严于士焉。”读书人(士)要严于律己,出来做官(仕)就更要严于自律。自律乃治身,治身乃养德,养德乃有才。《牧鉴》言:“治本,君子之身是也。身,一也,有化所资以立者,有政所由以成者。化所资立曰德,政所由成曰才……稽经订传,得若干条,列为八目,以备治本之鉴,曰学问克励,采纳所以兼资乎二者。”德才兼备,离不开读书学问,这就叫“学问克励”。因而居官读书学问,不为人而为己。故儒家常有个读书是为己为人之辨。王阳明说:“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读书乃体验身心之端,锻炼自身德才,即谓“为己之学”,曾国藩说:“凡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为他人读书,或谓执一己私利之心读书,哪怕有千言万语之心得,也枉费心机,学得快忘得快,白费了努力。要立志于圣人之学,方有为己之学的恒久效果。所以居官者、出仕者读书学问,先在为己心身上考虑,德才上衡量,也属儒家为当官者自律读书提供了一套活脱脱的“为己之学”。
6.为官治学,益于职业
儒家不仅有“学而优则仕”,而且有“仕而优则学”之命题。清儒陈宏谋《学仕遗规》卷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颇有意味:“问‘居官言学,得无妨职业否?’先生曰:‘言学正所以修职业也,提醒其忠君爱国之本心。然后肯修职业,考究其宏纲细目之所在,然后能修职业。不然,终日奔忙,不过了故套以俟迁擢而已。故居官职业不修,正坐不知学之过,而反日妨职业乎哉!’”仕之于学,陈宏谋站在儒家立场上评价道:“子夏有‘仕而优则学’之论,以居官则资于学者正多也。所言提醒其忠君爱国之心,然后肯修职业,则仕之于学更不可缓矣。”也就意味着,学到了有一颗“忠君爱国之本心”,学到了炼就德政宏纲细目的职业本领,就极为有利于仕途职业;反之,仕途中一路走来的,无非要伴随读书学问一辈子。居官读书学问,益于职业之处,莫过于知晓这样一个大道理,即君子就仕,只为道义不为势利。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得到充分地体现。《学仕遗规》说得明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原不是教丈人出仕,只是要他晓得君子之仕……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势也,行其利也,哪里行什么义,所以把仕字看得不好了,恰似仕途全行不得义。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非行其势也,非行其利也。”如何晓得君子之仕的正确道理?这就是“仕之于学更不可缓”的问题了。如果说“学而优则仕”,学为“仕”之先在条件,那么“仕而优则学”,学就贯穿在整个仕途里了。学对于仕,在先在后,一概无妨碍于职业。
7.官道学术,尧舜事功
儒者言:尧舜事功,孔子学术。吕坤《呻吟语》感慨:“尧舜事功,孔子学术。此八字,是君子终身急务。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此是尧舜事功。”而孔孟之道,乃是为官之道,也是为官之术。何谓“尧舜事功”?吕坤《呻吟语》界定为:“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这里都有经略,都能张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业。”“孔子学术”,乃为一形象比喻,意味的是古代圣贤经邦济世安民的实学传统,至孔子一以贯之,并以此上升到责任意识成为为官之道的基本义务。“千古一条大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古路。”古代圣贤、孔孟之道,治国治民,重在事功,这一路走来成为中国古代官德的传统,也成为实学理论的传统来源。儒家特别关注这一传统并成为这一传统主要的基础性理论。这里的“事功”之学,内容广泛,世道、人心、民生、国计,即谓“实政”之学,也谓官吏之责任。儒家确立这一“事功”为官道学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只是认得人字真,将此身心性命只是为天下国家”。各级官吏必须把事功问题放在职业范围内去考虑,解决人民的基本生计、改善地方风化、提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这一切都应验了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同时也成为儒家官道学问的基本趋向。一大批历代官箴似乎凝聚了这方面的努力,似乎成为官道学问的学术结晶。
8.当官处事,须务着实
官吏处事,务实不务虚。宋儒吕本中《官箴》告诫:“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在此将“实”界定为:官吏处理政事,必须落到实处,哪怕做一件小事,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也不要去空谈一件件不着边际的“大事”,这也看得出官吏的真诚与虚伪。学会这个小道理,即谓求得“为政即是实学问”的大道理。譬如“簿书讼狱”,小事大事都在其中,须学着去做,这也为“着实”,实学要求不务空虚。陈宏谋在《从政遗规》(卷上)引王阳明判案心得,似为“但务着实”做了很贴切的注解:“有一属官,听讲日久,曰:‘此学甚好,只是簿树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曰:‘我何尝教尔离却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之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其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此许多意思皆私,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却事物为学,都是著空。’”讼狱事实,必须学会细心理讼,客观判案,不得夹杂个人私意,这就是实学的要求。这里虽为讼狱而言,但是还十分贴切地强调着“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和“百种奸伪,不如一实”的实政取向。
9.学术治术,为官有术
儒家把为官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它既是学术又是治术,学术为治术提供理论基础,治术是学术的具体实现,儒家看出此中之理。儒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为官者在学术与治术上达到一种“同步”,即为为官找到一个基本立足点。清儒于成龙《书牍送李中丞序》言出一番道理:“学术治术之要,明与诚而已。不明,则不足以达事理之要;不诚,则不足以立万事之本。而表里始终,不能符贯,古有读书谈道,而因循媕婀者多矣。又或英气过胜,视事太易,动而得碍,则蹜踖仅甚于前。此皆明诚不足,学术微而治术浅也。”此谓“学术”,意指学到“明与诚”,这个学不到,治术难有成效。“明与诚”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德性主张。儒家经典《中庸》道出明诚关系的至理名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圣贤因至诚而明白事理,这是出于圣贤的天性;圣贤凭明白事理而使自身至诚,这是出于圣贤的教化。至诚会明理,明理会至诚。明诚互动,出于明诚之行动,就是德行。对于为官之道,为官有术,就是要把这个术放在学术与治术的结合里去考究、去思索、去行动,这就是一种“官术”。这里的思路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是一致的。
10.做官读书,治道治身
大儒吕坤《治道》道出儒家论读书做官的大道理:“观《书》之诰誓,而知王道之衰矣。”“君子观于《诗》,而知为政之道矣。”《尚书》《诗经》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儒家十分推崇这两本书是因为《书》《诗》中充满着儒家对政治道德的期望和要求,有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为官之道的规范和准则,有儒家治道观念的基础性理论。所以从此二书中官员可以学到很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治道如此,治身也如此。读书做官,还得有治身的作用。读书可以治生理病,也可治心理病。古人云:“读得意文字,可以却病。”儒者相信:“治之之法,无过于读书。读书而后知过:此从染习中来,此从先天杂气中来,皆能历历自详其故;久之义理深,筋骨鍊,双眼明,病根自然拔去。”徐栋《牧令书》从居官之道上看出读书对于治道治身的重要性:“古人学优而仕,然当既仕之后,稍有余力犹须从事于学,况以素未尝学之人,一旦策名在籍,顾不稍稍留心典籍,其何以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读书需要切己……细细观玩,自有一番触发处。学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之赐。《资治通鉴》及《循吏传》置在案头,不时翻阅,受益多矣。盖升堂视事,退堂观书,二者循环,所谓仕学相资也。”凡读书需要切己,感悟其中治国之道,治官之道,治民之道,治身之道。“当官有二要:一曰读书,不但开卷有益增人智识,且一对书史与圣贤晤接,心境清明,得自悟其过,自坚其守,是内省之资也。一曰寡欲,嗜欲既寡,精神自生,是检身之要,儒修之宽也。”当官读书,与圣贤交流,对治身有益,修身养性,对治国有益,说到底,都是对当官者本人最有利。一部集至宋以前政治得失的《资治通鉴》和道德官吏的《循吏传》,每每读之,对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官吏来讲,肯定是十分有益的。
当官要读书,还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责任要求来具体限定“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儒家视之为义务的规定性,是在分辨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非行其势也,非行其利也”的义务标的里,具有了仕学相济的辩证法认识。清人陈宏谋的《学仕遗规》可以成为这方面的生动教材!也大有包容做人做官一致性方面的儒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