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人、官不二

　　做好人难，做好官更难。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官。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儒家官德的最大警示和最显著的标的。做人要学习，做官要学习，人、学、官，连接一体，儒家仕学相济的观点里，又增加了在“学”层次里的人、官不二的性质。究其“不二”，儒家从这三个方面加以特殊关切：

　　1.这“不二”，底据在道义论上。试问这“不二”的底据，统一在哪里呢？就在道义上、就在义务上，即做人讲道义、讲义务，做官讲道义、讲义务，学就学在道义转化为义务上。陈宏谋在《学仕遗规》中，在坚持仕途为义不为利的道义论前提下，比较人、官成长里讲得贴切：“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义也，知此则知仕止久速，无往非道，用行舍藏，无往非学。”将仕字看作求富贵，忘其做官之义，乃非做官之道；因此，做人需要从小就学好“小学”到“大学”，掌握其中道义和义务，至其成人就可以不误其职官了。对此《从政遗规》作了这样的评价：“子夏有‘仕而优则学’之论，以居官则资于学者正多也。所言提醒其忠君爱国之心，然后肯修职业，则仕之于学更不可缓矣。”居官与做人，连接在一个道义上，儒家能够想到的，恐怕不会游离于“道义”二字。

　　2.这“不二”性质，有个“学则为人，仕则为己”的统一。由仕学相济转化而来的人、官不二，儒家有定义于为人为己之辨上，徐栋《牧令书》讲明这一区别：“先儒云：‘古人学者为己，其仕也为人；今之学者为人，其仕也为己。’文中子云：‘古之仕也养人，今之仕也养己。’”为人与为己，原本是儒家用来讲读书的针对性，《论语宪问》记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意思是说：古代人读书求学是为了修养、完善和成就自己的学问道德，时下的人读书求学的动机却是为了别人的。孔子看到的是读书求学，在动机上有今昔上的差别。当然，以此段话放到仕上讲，意义有些许“转折”，即正确的是，在先儒看来，做官如求学，读书求学，乃是内圣与外王的连接，为己需要内圣，这是做人和做官的素质；做官需要有外王事迹，这是“为人”的方面，也就是当官要为他人为社会作出为政和实践的绩效。做人做官，既是为别人的，又是为自己的，仕与学，辩证统一。

　　3.这“不二”性质，在学术与政治上获得统一的价值取向。学术为政治服务，势必落实到做官，这里讲的“政治”，不仅仅指向为现有的政治制度辩护，又包括为自己的“官事”做出努力和成就。所谓“学而优则仕”的“学术”活动之得失，维系于立政方面，做人也从中获得基础面，向这个目标努力。所以“学而优则仕”就有了中国人一般的理解：读书好的就可以去做官。这个特定的指向虽然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价值取向，但是剥离掉这层具体内涵，学术中含有政治目的、政治要有学术基础，还是具有一般意义。明儒杨昱在《牧鉴序》有段话讲得比较到位：“论学之仕，每得亲贤士大夫相与论政，必曰：生民之休戚，系政治之得失；政治之得失，由守令之贤否；守令之贤否，本学术之邪正。然则学术其立政之本乎？是故，圣门惟颜子好学，有志为邦。孔子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漆雕开见道分明始使之仕，因其笃志而深喜。信夫，学与政不殊，心而得也，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则政学本自相因。古今之论，未有以易此也。”有学问不做官，可以；但做官要有学术支撑，却是必须的。颜子乐贫求道，不做官，可以；漆雕开德行卓著，孔子劝其入仕，他表示没信心，问题就是他自感学问不够。所以，概言之，做人与做官的不二性质，就是其中有个“学术”底据来沟通、来统一。

　　由此看来，在儒家的官德体系里，做官不是一件轻松事！

　　[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孟子公孙丑上》。

　　《史记孟荀列传》。

　　赵岐：《孟子题解》。

　　对于读书与古人的交流，儒家常有如是观。如清儒孙宝宣《忘山庐日记》（上册）指出：“读书则如与古人相见，如与古人相语，是何等福乎？”并举出如此理由：“我国人与远西人相隔万里也，其政俗风土何如也？皆不知也。而读书则如亲游其国都，观其形势；如接见其士大夫，聆其论议，且不仅见其今人，并见其古人；不惟知其今事，并识其古事。是何等福乎？”

　　儒者常以世守者莫如书来教导天下人。清儒金缨《格言联璧》指出：“试思子孙既不读书，则不知义理；一传再传，蚩蚩蠢蠢，有亲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于固陋，黠者习为巧诈，循是以往，虽违禽兽不远，勿耻也。然则诗书之业，可不竭力世守哉！”

　　读书有“变化气质”之功效，是儒家的基本主张。更有甚者，有的儒者乃视“变化气质”为养气之说。读书在知晓做人道德，变化气质在涵养道德品性和品行，因而养气功夫也就离不开德性砥砺。如曾国藩说养气三字经，以清、慎、勤这居官之德（亦称为“当官之要”）为养气的实际内容：“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见《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朱熹说得细微：“人在官固当理会官事，然做得好官，须是讲学立大本则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却穷了。”（《牧鉴》引）

　　《王阳明全集悟真录二》。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第159页。

　　吕坤：《呻吟语品藻》。

　　从现存留传下来的官箴资料看，正式的官箴书应始于宋代，以吕本中《官箴》为最早，以元人张养浩《三事忠告》为规范，至清最为发扬光大。但是从历史渊源上讲，官箴起源于《虞箴》，《左传襄公四年》，就有“帝甲）命百官官箴王阙”的说法，后人不断仿之，以此作为对王也对百官的警诫。官箴后来也成为封建官僚入仕的必修课，又是他们的护身符。

　　[明]陈确：《陈确集》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

　　[北宋]欧阳修《读书》，专论当官后分外觉得书可亲之道理，细细品味，颇想定下心来反思做官读书对于治道治身的特殊意义。《读书》言：“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志殊未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岂感取名声，惟期脱贫贱。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少尝辛苦时，惟事寝与饭。岁月不我留，一生今过半。中间尝忝窃，内外职文翰。宦荣日清近，廪给亦丰羡。人情慎所习，酖毒比安宴。渐追时俗流，稍稍学营办。杯盤穷水陆，宾客罗俊彦。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箭。非惟职有忧，亦自老可欢。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惟寻旧读书，篇简多朽断。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间。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又知物贵久，至宝见百鍊。纷华暂时好，俯仰浮云散。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何时乞残骸，万一免罪谴。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平生颇论述，铨次加点窜。庶几垂后世，不默死刍豢。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这里道出了欧阳修对于读书重要性的切身体悟，尤其在致政以后更感读书之亲切。文中言“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书之妙用可不小。读书原是为摆脱贫贱，本以为当上官后可以焚书毁砚，但官越做越大，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时，随着年龄增长，愈发感到孤寂无聊，便不得不又拣起书来读，从读书中得到无限之乐趣。这已经融入了欧阳修对于学仕相济的切肤感受！

　　[清]陈宏谋《学仕遗规》卷一、卷八。

　　这段话，经常被引作读书不能仅仅在“为人”上做文章下工夫，如曾国藩说：“凡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9页）二程、朱熹差不多也持相同看法。如朱熹引二程注释来评价：“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5页）笔者窃以为，孔子本人讲这段话，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可能并没有包含一种价值判断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孔子似乎并没有指出为人和为己哪个为优或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也为本文提出人、官不二在仕学相济的层次里获得某种理论“转接”或“衔接”，提供内在连接基础。

　　§§第十七章 和与中：儒家和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