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贵“和”与“和而不同”，儒家和谐

　　能力的政治考察

　　儒家开了个头。孔子讲“和为贵”，又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贵和，是重和谐。“和”是矛盾、对立、差别的协调，“同”是无差别、无对立、无矛盾的相同。“和”可生物，“同”则无果。儒家文献《国语郑语》最早挑个明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意味的是和与同是有区别的。讲和谐是包含矛盾的和谐，没有矛盾就是叫“同”。“同则不继”则意味着，这样的“同”是不能生产任何理想的事物，也犹如死水一潭。有矛盾就有活力，但是矛盾要处理好。必须要研究处理矛盾，和谐社会才会实际地存在。这就叫“和实生物”。这是君子的为政之道，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之一。

　　1.最早的哲学思考，也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值得提出，最早明晰和同之辨的恰是些执政的官员，这是对于和谐能力的最早的哲学思考，而且也是从政治上着眼的。早于孔子的是西周的伯阳父论和与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蔽，得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事物和谐生长的角度把“和”与“同”区别开来，蕴涵朴素辩证法因素。伯阳父，传说为伯益之后，是幽王时的太史，又称史伯。当时郑桓公为王卿士。这段话是伯阳父回答郑桓公提出应如何保持王室政权命运问题，亦即如何执政的问题。幽王弃和剸同，根据“同则不继”的道理，幽王不会久长。伯阳父以比喻方式向郑桓公进言“和”的执政重要性：只有一种声音就不能成为音乐，只有一种颜色就无法构成文彩，只有一种滋味就不会形成美味，只有一种意见就不能展开讨论。所以不能“以同裨同”，而应“以他平他”，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使之彼此相济，相反相成，达到和谐。伯阳夫认为幽王反其道而行之，必失掉政权。这里伯阳父实际上提出的是执政和谐应提倡纳谏，即“以他平他”的和谐。这是一种和谐能力。

　　2.晏婴的和同之辨。晚于伯阳父但早于孔子的齐国著名政治家、亦被孔子赞誉为“善于人交，久而敬之”的晏婴直接进入君臣关系论和与同：“景）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可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也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嘏。‘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也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景公打猎之后与晏子的这段对话。景公说，他的嬖大夫梁丘据与他很“和”。晏子回答，据只能说是“同”，不能说是“和”。景公不解地问，这“和”与“同”究竟有何差别？晏子说了一番与伯阳父相致的和同论。晏子说，所谓“和”，犹如厨师用水、火、醯、醢、盐、梅做肉羹一样，要把握住火候和各种佐料的数量，才能美味可口；也如作乐一样，有各式各样的乐器，五声、六律、七音要配合好，才有优雅悦耳。君臣关系也如调羹作乐一样，同样需要相互协调、补充，才能有个君臣有序的“德和”政治。

　　晏子和同论，有三点特征值得说明。其一，晏子所论之“和”，系为一种相济相成状态，是以对立、差异、区别为前提。“和”不是单一事物或者相同性质的事物，“和”之状态乃为对立物或差异物的相互补充与协调。晏子所论之“同”，系为一种单向孤独状态，是以片面性、单一性、局限性为存在条件，没有差异和区别，表现在君臣关系便是一味顺从。其二，晏子所论和同，说明了君子不可能无错误，不应由君子一人说了是；臣也不能以顺为上，而应补充君子不足为己任。这里有些民主因素，推进了伯阳父的和同说。其三，晏子论和同之辨，着眼于政治道德，意在提高君臣执政能力而设计。和谐有心平，心平有德和，德和有德政。

　　实际上，和谐问题涵盖广泛，有自然的、有社会的、有心身的、有音乐的、有思维的。但是晏子突出其政治道德，最重要的地方是，晏子以《诗经》引出、引申和同之辨到执政能力问题上，得出了属于儒家德治的基本观念，并且给儒家的和同之辨引领出一种特有的政治道德方向。如后儒们讨论的进谏或纳谏，基本的观念和精神几乎皆渊源于此。儒家检讨的中庸之道，是连接着和同之辨，但是又使这个问题向着德治向度深入展开，充分地拓宽了中庸之道在和谐能力方面的意义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