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四节 道义论引导下的和谐能力生长出的文明引申

　　儒家的和谐能力思想，催生出中国人的和合文化、和合文明、和合精神。当然在道义论、义务论意义中的这种催生，是借助于对“道”的特定信仰和深刻把握，认识到，原来天道人道就是一个道，诚如明儒王船山所言：“道一也，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有人道。”人道不违天、不违道，就是义、就是义务性所至。儒家相信“人能弘道”，真正解释起来，儒家也从心性道上展开，王船山指出：“性者天道，心者人道，天道隐而人道显。”所谓“显”，乃为扩充仁爱之心来“弘道”。这样的“弘道”无非就是人的义务。这是从人性上来强调的。接续这样的“道”观，我们发现：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和谐思想的“道”性，几乎构成了中国人的一般信仰，具有普适性。

　　1.中国人讲和合，讲和谐，是从天人相通的哲学信念中生长出来的。和谐和合是有着深厚的土壤积淀。在中国人看来，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双方没有阻隔，而且沟通的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催生了中国人对死的独特理解。庄子送老婆入葬，不以哭而以笑“哀悼”，对于这种反常规的特殊方式，庄子的解释极具“魅力”：她来自于自然，现在送她回自然，与自然和谐合一了，应该为她高兴呀！死，在庄子那里，获得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特殊境界。东方人的“天人合一”，也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估，尤其是近现代工业化以来的环境破坏，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必须回到古老的东方人的和谐观念中去，从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老子的道家主张以天道为本体的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故人道也自然无为，是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天人和谐了。在老子的哲学思想里，取天道自然无为成为人道少私寡欲清净无为的行动样板。老子的“和谐”理论是以无为为最高境界。这也称为“出世”的精神。儒家主张以人道为本体的天人合一，人道对于天道是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天人合一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人是可以胜天的。但是胜天不是破坏天人合一，而是在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里的积极有为。但是也引来一个遗憾的情况，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向里，对自然本身的研究却很薄弱，这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理论发展。

　　2.和合文明的人性化感受。值得指出，和谐所带来的人性化感受，即和谐思想也指意于调节人的内在心理感受和道德感受。通过人的某种特定活动，自然的气经过一定的渠道进入到人体中去，天人就沟通了，人体自身就达到了和谐。如练气功，听音乐，弹琴，练字，均有个技进乎于道的娴熟。

　　先来看一下音乐：完美的音乐就是一种天人和谐的状态。庄子赞誉庖丁解牛的一气呵成的内在和谐，犹如美妙音乐：是“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中音”，合于乐音，和谐音乐；“桑林”，商汤时的乐曲名。“合于桑林之舞”，是喻庖丁解牛动作像跳桑林舞一样自然而得；“经首”，尧时咸池乐曲一章；“会”，音节。古人相信，音乐与天道相通。音律是天道运转的“模拟音”，得之于“天理自然通畅和乐”。

　　再来看一下孔子讲的少生闷气。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怨恨，生闷气，是心内不协调，不和谐，里面与外面不沟通。天天愁眉苦脸，小人之愠，不是君子的品格，也非君子的为人之道。孔子说，人家不了解自己却不怨恨，这不是君子的风范吗？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再来看一下自然主静的问题。人也要主静。能主静，就是和谐，就是安定，就是要宁静。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知者动，仁者静。老子说以静镇躁。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以宁静而修身，以淡泊而致远，“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现在的不和谐，最大的毛病或问题就出在人们缺乏了宁静的思考、宁静的修养，一片急功近利的浮躁。没有静静地坐下来搞学问，十年磨一剑，现在是一年磨十剑。不和谐的问题一定是与我们的浮躁、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理有关。缺乏了义务性引导，缺乏了道义论坚持，就缺乏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存在基础。

　　3.要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儒家和谐能力思想，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弱化法治和制度因素。

　　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儒家建立在道德治理的层面，道家建立在自然无为的基础上。不强调和注重法治对于建立和谐社会运转的重要性，这是其最大的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儒家讲中庸之道，讲仁爱原则，讲推己及人，讲立人达人，讲勿施于人，都是以人治为主体，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也暴露出中国传统和谐能力思想的致命缺陷。传统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伦理为本位，法治很薄弱。即便讲法治的法家，也只法为一部刑法，因而它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儒家德治传统造就了中国人对权利意识的弱化，也在无形之中培育了一种息讼的心理积淀。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系统的社会结构，也导致了含情脉脉的人情关系掩盖了面对法治的努力。孔子的父子相为隐瞒，委实地引导出人情重于法势。和谐社会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人情关系非和谐社会的绝对保障，和谐社会是要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但是和谐社会的全面建立也离不开道德因素。公正平等问题，诚信友爱问题，充满活力和安定有序，一时一刻都离不开道德建设。今天人们追求适宜的幸福指数，也是包含了一定的道德期望值。但是儒家把和谐社会仅仅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是有问题的。经济发展与道德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这两者本身又都是离不开法治建设为根本保障。道德形成与人们的后天努力分不开。现在道德生活有所下降，其中存在与法律、与法治建设、与制度建设相关的问题。走中庸之道，要避免作秀、捣糨糊一类，就需要增强法律力量和法治作用。现在我们的法律很齐，关键在于执法，正是法律才能真正保障和谐社会的建立和运转。没有法律光靠道德也难以建立和谐社会。当然也不能利用制度去反对制度精神和制度原则。

　　今天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是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点并抛弃其缺点而进行的一种实践。中国文化已有几千年，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当中，也影响着我们的未来，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继承中开发，创新中前进。和谐社会一定是继承了传统和谐理论的精华并且在克服了其缺陷的过程中建构的。实质上，我们已经超越了传统和谐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更具时代气息的和谐社会的特定内容。民主法治问题、公平正义问题、诚信友爱问题、充满活力问题、安定有序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问题等等，既是我们未来要建立的和谐社会理想目标，又是对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理想的继承与超越。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能力思想，我们也作如是观！

　　儒家“贵和尚中”的和谐能力思想，催生出中国人的和合文化与和合精神，也深刻地影响和积淀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它以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引领出我们的实践倾向，最重要的是，它引领出道义论意义中的和谐信仰，以及随之需要建立的义务性的责任意识。从这些和谐能力思想里加强主体间的和谐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儒家寄予了官德期望，希冀成为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要求，儒家已经扩大了“贵和尚中”的和谐能力的思想范围、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