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五节 一个扩展性的补充说明：《管子》与儒家和谐能力思想的“不谋而合”

　　作为儒家“和谐”能力思想研究的“佐证”和“旁通”，这里再继续扩展中国人比较独特的“和谐”能力观的检讨，提出《管子》来，看其与儒家的“不谋而合”。《管子》一书，不管其属于儒家还是属于道家或法家等，它内在地含有与儒家在道义论方向上相一致的和谐能力观，更重要的是，《管子》也使其运用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这就是我们称其为的“不谋而和”。这也表明，中国人讲“和谐”，是有共同价值取向的。

　　我们的分析思路是，《管子》从“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命题出发，又从“内-外-合”的逻辑叙述里，展开了和谐能力的探讨，并使之上升为道义论而进一步展开社会和谐的“民和”治道观。

　　1.“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管子》论和谐，有个经典命题：“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人与天（此“天”即为自然）相和谐（“调”），才有天地自然之美。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传统，但是《管子》强调的是人要主动与天相合，在这里，人是主动因，天人合一，《管子》看重的是人要与天主动去相协调相和谐。人若能这样做到与自然相和谐，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就会生成出美丽的图画和景致。对此，《管子》从天人之“和谐”转向社会之“和谐”，并从而对人的行为做了具体性的和谐能力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视角里，《管子》的和谐思想具有了较为别致的优点。

　　基于这个命题，《管子》关注的和谐能力在哲学方面的思考，有三点值得指出：

　　其一，“通天下，遇者兼和”。人能通达天下的道理，遇事就能和谐处理。此番和谐能力，《管子》也从“人与天调”角度，认为实现天人合一的，就是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就是做到不满不盈。《管子形势解》：“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天的道理是：充满但不溢出，盛大但不衰弱；先王明君能够效法（“与”）天道，所以才能保持盛满。这是一种和谐能力，它来自于“效夫天地之纪”。《管子白心》证明道：“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己无己乎？效夫天地之纪。”盈极生亏，天之道也。谁能忘乎所以？应当效法天地法则来指导人生、和谐人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如《管子白心》中所说：“和则能久”。有了和谐，就有了持满的长久之道。

　　其二，“治和气”。《管子》从唯物主义立场，对“和”给以“气”上证明，为和谐寻迹其哲学上的根据。《管子》从四季更替、四时变化中找到“和气”是贯穿其中的存在根据。《管子》里有不少说明。《管子幼官》：“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并且把这种“和气”具体化，以“坦气”来更进一步阐发和谐生活、和谐人生的生成，《管子幼官》接着“治和气”继续阐明：“藏温濡，行驱养，坦气修通。”“修通”什么？“修通”达到的结果又是什么？《管子》期待的恰是经过“坦气修通”而达到的社会和谐局面。《管子幼官》紧接着“坦气修通”这样说道：“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如此就会生长出“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的社会和谐局面。其实，《管子》对“坦气修通”作过较为相似的和谐能力方面的多样说明，如“藏不忍，行驱养，坦气修通。”“藏薄纯，行笃厚，坦气修通。”“藏恭敬，行搏锐，坦气修通。”“藏慈厚，行薄纯，坦气修通。”这一切“修通”都是符合“天道”之原则的，所以《管子》命其为“通之以道”。

　　其三，“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管子》继承和接续了中国人的“和同之辨”，认为“五味不同，物而能和。”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相同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不会有生命力，而把不同的东西调和在一起，就会生长出新的东西。这在《管子》看来，它是符合天地之道的。《管子宙合》篇，就一再加强这样的观点。所谓“宙合”，就是说天地广大，包容了天下不同，于此就有了生生不息，产生了一种和谐的声音、一个和谐的局面。恰恰这里的“合”，也可谓是和合文明的一个极好注解。《宙合》如此申辩：“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橐”，形似一大口袋，它装满了天地人间之万事万物，其间一切无边无际，但又沟通和谐。因此，人世间不能有理由说大家做不到和谐相处。尽天地之道，才会“必有和之”。

　　2.“内-外-合”

　　《管子》从“人与天调”的基本观念出发，直面人世间的和谐能力，这才是《管子》最为关注的问题，也即是“天地之美生”的和谐能力。对此《管子》思考的面还是相当宽泛的，即看到了和谐社会、和谐能力对于生命、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这里《管子》从“内-外-合”三个方面进行了精到的阐述，值得指出：

　　其一，“察和之道”。这是《管子》从“内”的方面展开的检讨。《管子》推崇和谐思想，提出人们要仔细考察和谐之道，而这样做就是为了更好地培育和生长出人们内心所拥有的和谐能力。《管子内业》：“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和谐能生长，不和谐就不会有生长。但是思量和把握这种“和”，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先从人们的内心里开始，把握公平正义的尺度，控制“愤怒”、节制“五欲”，这如管子所指明：“愤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它被《管子》概之为“和成”，即因和谐而有所成就。《管子内业》就是这样挑明的：“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充摄之间，此谓和成。”按此而论，“平正擅匈”，恰恰就是在喜怒忧患之间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节（“充摄”），使之走向内心的和谐。没有内在的和谐就没有外在的和谐。

　　其二，“明正以治国”。这是《管子》从“外”的方面展开的检讨。其实，在中国人的和谐思想里，有个重要的和谐能力，向被中国人看好的，就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不过头过分。在这里，《管子》从和谐能力上对孔子讲的“政者，正也”作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解释，颇有价值：“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在《管子》看来，所谓“正”，就是最好的“立中”，即立中庸之道，防止过犹不及，领导者、执政者、治国者，必须讲究“明正以治国”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可能性，就是内在的方面，如《管子》指出“治心在于中”。治理内心要在培育和坚持“中”，此“中”，或谓平正之道，或谓中庸之道。重要性，就是外在的方面，如管子指出治民：“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要以公平正义的心思和胸怀去对待人民的生计，治理人民就不会偏失平正。做到了这点，方可称得上明君之王：“兼正之国之谓王”。

　　其三，“和合故能谐”。这是《管子》从“合”的方面展开的检讨。把内与外结合起来，就有“和合”之和谐。《管子》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这里，《管子》把和与合，视为达到和谐的两种方法或谓两个环节，实质就是两种和谐的主体能力，一者由内在出发，一者由外在实践，内外相互结合，就有和合之结果，那就是和谐了。有了和谐，就有了社会的合理结构，也就有了人世间的合理安排，这样的合理性是不能受到破坏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也由此才具有和谐的本质。这一“合”，总括地看，《管子》的证明获得了这样的逻辑：内心的和谐来自于“平正”，而“平正”化在外处就是要“明正以治国”，这其中的和合之处就在于符合与效法天道之“正”。同样，走向和谐的“人与天调”路径，展现出来的实践价值，在《管子》那里，最富有理论成果之一的，就是从这里所获得的政治道德意蕴。也就是说，《管子》把和谐能力看作为是一种领导水平、一种执政能力、一种政治道德。

　　3.“道义论”考量

　　从“人与天调”考量《管子》和谐能力思想的优点，有个基本方面就是要把《管子》和谐能力的思想，不仅仅从“天道”走向“人道”，天道成为了人道的义务的实质性内容上来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其放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去思考，也就是考察其作为一种执政能力，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管子》的和谐思想所具有的新意蕴、新境界、新方向。而这一“新”义，恰恰在于《管子》把这样的和谐能力上升到道义论角度，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它的义务情结和责任意识。此番论证，颇具特色也颇具价值，其中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指出：

　　其一，“义有七体”。《管子》有个非常著名的“义有七体”，它着眼于道义论立场来阐明建立社会和谐的必然性质，也就是一种特定的和谐能力之需要。《管子五辅》：“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懜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冠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此“义”，是从行动上来说的，《管子心术》：“义者，谓各处其宜也。”所以它有着道义和责任之蕴意。如《管子》认为“行必正直”，就在于“行者，正之义也”的道义之必然、义务之使然的责任意识。在《管子》看来，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安排人民的行为要有合理的标准、要有正确的道路来指引。而这一切首要的是对执政者的和谐能力所提出的严格要求。无怪乎，《管子形势解》中一再申明：“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也就是意味着，一切关乎于执政者的和谐能力，先要采取道义论的立场，先要问一下他们坚持了道义论没有？有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在这里，《管子》真正看到了道义与和谐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功能，如《管子侈靡》：“兵强而无义者，残。”如《乘马》：“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

　　其二，“修上下之交以和”。《管子》的“义有七体”，蕴涵了“上下”和谐的关系处理。在《管子》那里，所谓“上下”，多指官民关系或者君臣关系。这些关系能够处理好，社会就有了和谐的条件和保证。《管子》一书里，有不少“上下之和”的提法，如《管子形势》：“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如《管子五辅》：“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如《管子问第》：“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如《管子君臣》：“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无邪”即谓和谐也！--引者注）如《管子形势解》：“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这里关键要指出的是，这一切的“上下之和”，核心还是凸显出道义论的价值。因为在《管子》看来，做到“上下”和谐，关键在“上”，关键在“官”。用道义论去衡量、去取舍“上下之和”，于此考量官民关系与君臣关系，《管子》强调的是德位之辨，即以德匡位，也就是以道义论去规范各级官员应当如何地对待治民、如何对待自己的位子。《管子立政》说得如此：“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并且对“德不当其位”作了多向度说明：“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居位应以德性德行为基本，“安其位”又“务其职”，这是尽道义的责任意识，这对君臣敬位尽职也有限定，《君臣》指出：“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所谓君臣“失其道”“失其事”，指的就是失掉道义和德行，如此也就失去天下和位子，也就会带来社会的不和谐。因此，《管子》正是从道义论立场来加以申辩：“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如此才有“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的和谐结局。这就叫“德义者，行之美者也”。

　　其三，“先论其理义”。“先论其理义”，实质上也就是“先论其道义”。道义在先，《管子》坚持这样的价值观。《管子》非常看重先后之辨。在《管子》中，经常会发现“贵所先后”的价值判断。而且这样的判断往往围绕道义在先的逻辑氛围展开。如《管子乘马》：“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如《管子枢言》：“四者（即爱之、利之、益之、安之）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并且《管子》也从实际生活的事实里，证明先后之辨的实践价值。《管子幼官》：“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日不困。”《管子霸言》：“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管子解势》：“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管子枢言》：“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后，应适莫如后。”《管子》也以先后之辨来揭明它与社会的和谐有着内在的深刻关联，《管子宙合》说得如此：“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先有道义，后有治国；先有德义，后有治民。这就是说，《管子》并非抽象地把这先后之辨仅仅驻足于“道义在先”的价值判断上，更重要的是将其放在了作为建立与民和谐的社会基础，它的道义就是建立“民和”的和谐社会。对此《管子》作了以下一系列有关“民和”的设计和论证，提高了《管子》道义论立场的实践意义。如《管子幼官》：“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如《管子兵法》：“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又如《管子五辅》：“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那么拿什么来治民呢？以道义为先。有义则有和。“从其宜（义），则酸碱和焉。”《管子》常有“义”“和”并举之说法，如《管子白心》：“济于舟者，和于水矣。义于人者，祥其神矣。”这句话也是对儒家“君者舟也，民者水也”从“义”上提升了“民”的道义性质和重要地位。《管子》看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管子》将“给民以利”作为道义在先的特定的“民和”内容。《管子侈靡》：“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给人民以利，就是治国之道，就是正义之道，就是道义所在。这就是“义有七体”的根本指归，更是“人与天调”的最终旨归。

　　总而言之，《管子》基于“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哲学思路，相信“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人与天道相圆融、相通畅，天下就会和谐，并且由此出发建立道义在先的义务论倾向，借此把社会和谐锁定于“民和”为基础，并视其为一种执政能力，这是《管子》和谐能力思想的最大优点，其实这也是儒家一直希冀达到的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它留给我们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想象空间和启示作用还是比较多的。

　　§§第十八章 循吏之风：儒家官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