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循吏与古代官德

　　我们注意到，研究循吏存在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里，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特定传统循吏既肩负了一种特定的“官”之职责又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师”之角色。历代正史中记载的循吏作业和事迹基本上与原始儒家的教义相一致，循吏的教化努力确是出于实践儒家的政治道德理想，即建立礼治或德治的社会秩序。因而在地方行政活动中，循吏通过其“吏”与“师”的角色互动，积极推进了地方风化，它构成了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的一个特定向度。考察循吏与地方风化，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循吏在中国古代行政伦理发展方向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看出儒家官德的理想和规范是如何地在历代循吏的实践里体现和展示出来。

　　1.循吏特征窥识

　　所谓循吏，据《汉书循吏传》师谷注：“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又《史记循吏列传》索隐：“案：谓本法循理之吏也。”“循吏”之名始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循吏列传》，由此“循吏”就成为中国正史列传中的典型部分。综观历代循吏传记，可以归纳出古代循吏有三个重要特征：

　　其一，奉职循理。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将“循吏”界定为：“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奉职循理”无疑成为循吏有所作为的基本要求。其二，奉法循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曾国藩说得似乎更加肯定：“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按曾国藩所说，循吏是行仁行法的统一，所谓“失循吏之义”，是失在只就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奉德循理。《南史循吏列传序》：“案前史各立《循吏传》，序其德美，今并掇采其事，以备此篇云。”《辽史能吏列传序》：“考其（能吏--引者注）德政”；又，《跋》：“论曰：孟子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司牧者当如何以尽心。”这是以孟子仁政为核心的德政要求。

　　其实，历代正史中对于循吏的特征辨识，也就是在奉职循理、奉法循理、奉德循理三种意义里的确定叙述，而无论何种意义中的循吏事迹，都联结着对于风化（教化、宣化）的倾注。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列举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诸循吏，肯定其“奉职循理”，也指意有风化一面。司马迁评述孙叔敖道：“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评价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其中的风化意义甚为明显。北宋陈襄在《州县提纲》设“奉职循理”，对循吏的奉职循理作了特征性说明，颇得要领：“奉职循吏。为政先教化而后刑责，宽猛适中，循循不迫，俾民得以安居乐业，则历久而亡弊。若矜用才智，以兴立为事，专尚威猛，以击搏其民，而求一时赫赫之名。其初固亦骇人观听，然多不能以善后。历观古今，其才能足以盖众者固多矣，然利未及民，而所伤者已多。故史传独有取于循吏者，无他，《索隐》所谓‘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是也。”此处“索隐”，指唐司马贞所著《史记索隐》。《州县提纲》引《史记索隐》的“奉职循理，为政之先”，仍着眼于“教化”。故史传中独列循吏传记说明之。

　　奉法循理，带来的风化效果，也甚为显著。《宋史循吏列传序》：“承平之世，州县吏谨守法度以修其职业者，实多其人。其间必有绝异之绩……故始终三百余年，循吏载诸简策者十二人。作《循吏传》。”此十二循吏盖以“谨守法度以修其职业”，带来的风化效果颇受关注。鲁有开：“有开治其最甚者，遂以无事……以为有古循吏风。”赵尚宽：“尚宽勤于农政，治有异等之效。”程师孟：“筑子城，建学舍，治行最东南。”叶康直：“康直教用陶，以宁火患。凡政皆务以利民。”

　　循吏奉法循理的观念和事迹，是历代循吏记载中的经典部分，读后甚有启示。如《晋书良吏丁绍列传》：“为广平太守，政平理讼，道化大行。于时河北骚扰，靡有完邑，而广平一君四境乂安，是以皆悦其法而从其令。”《旧唐书良吏李素立列传》：“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法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清史稿循吏邵嗣尧列传》：“家人犯法，严治之，不少贷。”《清史稿循吏陶元淳列传》：“一权量，定法度，黎人便之。”循吏对于法的认识也贯穿在其实际的为政活动中，《南史循吏郭祖深列传》引郭祖深的原话：“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敌，法严则人思善……伏愿去贪浊，进廉平，明法令，严刑罚，禁奢侈，薄赋敛，则天下幸甚。”也有循吏列传赞扬循吏“以法治之”，如《元史良吏谭澄列传》：“豪民有持吏短长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所以故有“持法明审，号为称职”。循吏有执法的严肃性，但与酷吏执法风格甚有相别。给予酷吏定下基调的《史记酷吏列传》指出：“言道德者，溺其职矣。”《后汉书酷吏列传》具而论之：“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肴桡之威。”对此历代正史中的《酷吏列传》都视酷吏为用法严厉暴酷的官吏，而且视其只就刑法逞威而失之道德一面的官吏职责。故司马迁深刻挑明酷吏的“失足”之处：“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光有法令是不够的，还得有德治一面。法令之治是治之具，绝非治之源。所以循吏还有“奉德循理”的职责规范。

　　奉德循理，这一点常为循吏“以德化人”所感昭。集历代循吏记载，“以德化人”有三方象征。其一，有见于亲身德行感染。典型的如《隋书循吏梁彦光列传》：“有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于时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无自容。彦光训谕而谴之。后改过励行，卒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类也。吏人感悦，略无诤讼。”其二，有见于德性于政。如南北两史的循吏列传记载得尤为简练和精到。记吉翰：“为将佐十余年，清谨勤正”；记寂之：“在县专以廉洁御下”；记孙谦：“历二县五郡，所在廉洁”；记何远：“为武康令，愈厉廉节，除淫祀，正身率职……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记张膺：“为鲁君太守，履行贞素……迁京兆太守，清白著称”；记路邕：“莅政清勤”；记明亮：“清白爱人，甚有惠政”；记杜纂：“历武都、汉阳二郡太守，并以清白为名……性俭约，尤爱贫老，问人疾苦。”差不多历代循吏都以德性著名。其三，有见于风化大洽。历代正史尤为彰显循吏这方面的事迹，如《晋书》中的《良吏胡威列传》：“勤于政术，风化大行”；《良吏杜珍列传》：“导以德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良吏窦允列传》：“当官者能洁身修己，然后在公之节乃全。身善有章，虽贱必赏，此兴化立教之务也”；《旧唐书良吏陈君宾列传》：“知礼让兴行，轻财重义，四海士庶，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清史稿循吏张吉安列传》：“调署丽水，竭诚祷雨，旱不为灾……惩讼师，勤听断，修志，茸学，文教丕振……重惩诸贪吏，盖欲以力挽颓风云。”

　　质言之，历代循吏在其奉职、奉法、奉德的循理实践中，从不同程度上产生的绩效，几乎都甚含风化于其中。在其为政特色的分析里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

　　2.循吏为政特色

　　严格地看，能够记载在历代正史中的循吏，必有某种为政特色和随之带来的为政风化绩效。正史循吏传中极为重视这方面的事迹，留下许多记录。下面我们据此来检讨一下循吏们的这类为政特色。

　　《史记循吏列传》记孙叔敖：“施教导民”、“政缓禁止”。记公仪休：“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记石奢：“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记李离：“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汉书循吏传》记黄霸：“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霸持法平”。记朱邑：“廉洁守节”“居处俭节”“为人惇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记龚遂：“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记召信臣：“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从循吏特征一路看，司马迁笔下的循吏，其为政特色的描述比较侧重于“奉法循理”产生的为政绩效；而班固的笔下，则比较综合性地反映循吏在“奉法”、“奉德”、“奉职”中各自产生的为政绩效。客观地看，以后正史中的循吏为政特色的叙述，似乎更多的是顺班固《汉书循吏传》思路。看一下《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录，记卫飒：“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秦彭：“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记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记孟尝：“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记第五访：“太守（指第五访）乐以一身救百姓。”记刘矩：“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矩性亮直，不能谐附贵势。”记仇览：“闻览以德化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历代循吏传中对其为政特色的记载，常以风化事迹为其彪炳史册。看一下承汉史书以后的记载。《晋书良吏列传》记胡威：“勤于政术，风化大行。”记杜轸：“导以德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记窦允：“克己厉俗，改修政事，士庶悦服，咸歌咏之。”记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记潘京：“京明于政术，路不拾遗。”记范晷：“甚有政能，善于绥抚，百姓爱悦之。”“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倾心化导，劝以农桑。”记丁绍：“为广平太守，政平讼理，道化大行。”应该看到，在“人性以从欲为欢”（嵇康语）的魏晋时代，这些循吏所从事的风化事业以及循吏自身所具有的为政之德，它值得正史提倡是不足为奇的。再看一下南北二史中的循吏相关评价，似乎更是紧密联结着循吏们的为政德性。《南史循吏列传》记杜慧度：“为政纤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记阮长之：“前后所莅官，皆有风政，为后人所思。”记甄法崇：“在任严整，县境肃然。”记范述曾：“为政清平，不尚威猛，氓俗便之。”“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业。”《北史循吏列传》记路邕：“莅政清勤”。记明亮：“清白爱人，甚有惠政。”记窦瑗：“政有清白之称”。记张华原：“有干略，达政体。”显而易见，南北二史中对这些循吏的为政记录，既有为政之德的张扬，又有风化绩效的褒奖。这种基调深刻地影响着后史对循吏的记载和评价。只不过其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隋书循吏列传》跋语曰：“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然则易俗移风，服教从义，不资于明察，必籍于循良者也。”如此的基调可以看出隋书中的循吏事迹记载，主要侧重于风化一路，即“善化人者”所产生的“易俗移风”。旧唐书列良吏四十一名，新唐书列循吏二十四名，两吏虽有重复，但两书笔下对循（良）吏的“吏术”、“政术”之作风所勾勒的主题是几近相致的：以清、以法、以诚、以忠、以信、以直、以谦、以宽，以及由这些“吏术”、“政术”所带来的风化效果。应该注意到，宋元明清几代循吏已趋向实政，因此其为政特色带有更强烈的实政性质。关注民生、易风移俗是实政的本质。至明清二代，这一实政的绩效无疑成为吏治的根本要求。明代循吏的政绩考核，就着眼于尚风化于治民与治吏之中。注重民生、注重吏治，在此循吏的使命责无旁贷。整个明代的盛盛衰衰，更是与此二事息息相关，但与循吏的所作所为也有关。看一下《明史循吏列传序》中几段文字对明代历史由盛转衰的深刻总结便可一晓其中之理：“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驰，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洪武五年，下诏有司考课，首学校，农民诸实政……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神宗末年，征发频仍，矿税四出，海内骚然烦费，郡县不克修举阙职。而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以日媮，民生由之益蹙。”至清史循吏传记，尤以“亲民为重”又“始课吏治”而“树之风声”，实也当清代循吏与风化之实质。

　　有必要指出，个别循吏的活动会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但万变不离儒家的基本政治道德理想和教义。有几篇循吏列传的序或跋，都以概括性的评价一语道破此中之理。《北史循吏列传跋》：“论曰：‘为政之道，宽猛相济，犹寒暑迭代，俱成岁功者也。然存夫简久，必籍宽平，大则致腹之欢，小则有息肩之惠。故《诗》曰：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张膺等皆有宽仁之心，至诚待物，化行所属，爱结人心，故得所去见思，所居而化。《诗》所谓：恺悌君子，人之父母。岂徒然哉！’”《诗经》乃为儒家经典，宽猛相济乃为孔子所倡的为政之道。《隋书循吏列传序》：“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这是典型的儒家观点。循吏的儒学背景，在具体为政活动中化为儒家治国之要义，促使符合儒家教义的风化实现。也可作为一个旁证：政治学者张纯明在其所著《循吏传》里，勾勒出循吏事迹的三个主要特征，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教育、理讼。这三大特征恰是孔子的“富之”、“教之”、“无讼”。循吏促使地方风化的实际项目无疑也包括了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