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历代循吏的德政事迹

　　历代循吏的德政事迹，主要体现为风化作业的绩效。要讲循吏德政，就得考察循吏之于风化的问题。

　　比较历代官箴设立的“风化”项目可以观其大要。元人张养浩《牧民忠告》设“宣化”要目：“先劳，申旧制，明纲常，勉学，劝农，服远，恤鳏寡，戢强，示劝，毁淫祠。”明人汪天锡《官箴集要》设立“风化”要目：“明纲常，正婚丧，申旧制，先劳，兴学校，劝农，守常，善恶薄，示劝，治刁，抑强，师巫，倡优，毁淫祠。”另位明人杨珉《牧鉴》设的“教化”要目：“抚字，农桑，催科，刑罚，财用，市价卖，祠祭，防御，讯谳。”以上张、汪、杨三段“风化”项目基本上反映出地方风化的一般任务和大致走向。并且历代循吏的主要政绩似乎也是全力于此中的努力。再者，从三氏的时代来看，自元明以后，地方的风化作业基本上在为官的实践中比较成熟和一致。翻开元明二史中的循吏作业事迹的记录，基本上可纳入此类“风化”要目里，有劝农，有治民，有理讼，有兴学，有尚礼，有治巫，易俗移风，颇有绩效。至清代，《清史稿循吏列传》记得更加集中详细。

　　着实地说，历代循吏所从事的风化作业，极大地改善了地方风化，而且这些作业是紧密地联结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和循吏自身的为政特色。细心品味，有以下六种作业对于地方的风化意义重大：

　　1.劝农桑

　　农业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劝农劝耕劝桑，是历代循吏由来已久的传统。司马迁《史记》中的循吏事迹记录就有如是说：“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公仪休）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从班固《汉书循吏传》之后，有关劝农桑的记录几乎遍布历代正史的循吏事迹中。如记龚遂：“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记召信臣：“躬劝耕农……其化大行（劝农桑直接带来风化大行）”。从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劝农桑以致引起风化的连接性描述。

　　历代循吏推广劝农耕桑，不仅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百姓安居乐业，而且通过农耕方法的改进和推广，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更促进了地方风化的积极改善。根据正史循吏传的记载，由劝农桑产生的风化绩效，最集中的显示为，它不但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开化和传播了农耕技术。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任延：“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铸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旧唐书良吏王方翼列传》：“属牛疫，无以营农，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通之，百姓赖焉。”《宋史循吏陈靖列传》：“请自京东、西及河北诸州大行劝农之法。”《清史稿》记载循吏推广、传教农桑技术尤为显著，还有的推广到边远地区。《循吏陈悳荣列传》：“推广）蚕缫之法”，“导以蓄泄之法”。《循吏陈庆门列传》：“用秦中收淀之犁法”，“教民种旱稻”，“教以分茧丝之法”。《循吏李大本列传》：“益阳人不知蚕，大本教之树桑，后赖其利。”《循吏牛运震列传》：“行视郊野，铸农具，教民耕耨。”《循吏郑基列传》：“见沙地硗确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寿州不知蚕织，而地多椿樗，可祠蚕。购蚕种，教民祠之，农桑并兴。”《循吏康基渊列传》：“田高渠下者，则教为水车引溉。”《循吏周际华列传》：“课民种桑四万株，教之育蚕，他树亦十五万株，于是邑有丝絮、材木之利。”“先是辉县及兴化民皆不习织，际华辄自出赀织器教之，转相授，于是二县有衣被贩贸之利，至今赖之。”《循吏茹敦和列传》：“地多茅沙盐碱，教以土化之法，广植杂树。乡民以麦稭编笠为生，敦和劝种桑。”《循吏陈豪列传》：“禁种莺粟，募崇阳人教之植茶，咸赖其利。”《循吏林启列传》：“又以浙中蚕业甲天下，设蚕学馆于西湖，讲求新法，成效颇著。”《循吏陈文黻列传》：“颁给树秧蚕种，募工导之。丝成，制机教织，设局收买，种其值以招之。又购紫阳茶种，课之树艺，于是地无弃利。”《循吏张楷列传》：“以南方戽水法导民，使开稻田，植桑课蚕。”

　　值得提示，有不少循吏还专门就劝农桑著书立说，使之知识化而传播下去。《宋史循吏陈靖列传》：“靖平生多建画，而于农事尤详，尝取淳化、咸平以来所陈表章，目曰《劝农奏议》。”《清史稿循吏张作楠列传》：“疏浚境内河道，以工代赈，水得速泄，喾涸出田亩不误春耕，人刊《娄东荒政编》纪其事。”《清史稿循吏方大湜列传》：“所著《平平言》及蚕桑、捕蝗、修堤、区田诸书，皆自道所得。”《清史稿陈文黻列传》：“乃周历山谷，辨其土宜，作《种椽说》及《山蚕四要》，遍谕乡民。”这些农桑作品不是作者脱离实践、凭空想象而著，而是结合循吏亲身从事农业生活的经验总结，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求雨驱灾的祈祷行为

　　在科学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中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传统仍然左右着农业耕桑，尤其缺乏人工降雨、农药杀虫剂这类科技方法手段，又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无能为力或不愿作为，面对旱涝虫灾等自然灾害，循吏试图通过一种祈祷方式来帮助农业生产，这其中折射出的正是循吏关切于民的道德精神。正史循吏传中最早有这种详细记录的见于《辽史能吏萧文列传》：“时大旱，百姓忧甚，文祷之辄雨。属县又蝗，议捕除之，文曰：‘蝗，天灾，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责，蝗尽飞去；遗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为鸟鹊所食。会霪雨不止，文复随祷而霁。是岁，大熟。”自元史至明清几代正史，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就多起来了。

　　求雨驱灾的祈祷行为，可能与效仿商汤祈雨有关。《帝鉴桑林祷雨》记载了商汤祈雨的细节和概要：“商史纪：成烫时岁久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以请雨者，人也。若必以人，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民失职欤？女谒盛欤？包苴行欤？言未已，大雨数千里。’”我们业已提出，历史上关于商汤祈雨故事的真实性有不少质疑，但我们应注重由这则故事所折射出来的一种道德原则、官德精神：商汤王的民本伦理，重民轻己，为民祷雨，敢于自责，勇于牺牲。正是这种道德精神鼓舞着历代循吏的祈雨实践，他们希望做到的也正是对古代帝王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必须指出两点。第一，有关循吏祈祷雨泽的结果，正史的记录大多与祈祷心愿相一致，其可信度尚存质疑，但它蕴含的道德精神是可信的，因而这里的着墨之处也在阐发商汤祈雨的道德精神在循吏祈祷驱灾中的张扬。第二，有关循吏祈祷雨泽的行为，不能与“巫祝尼媪”一类的迷信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注重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是义务责任的榜样使然，而后者恰恰是游离于此的。因此，这也没有影响到那批循吏的戒巫使命。

　　3.利通商于民

　　南史循吏郭祖深说“今商旅转繁”，表明当时商业已十分繁忙（尽管从劝农立场出发郭氏对此深藏一份忧虑）。再往前，循吏已有利商业绩。《史记循吏子产列传》记子产为相两年，治理商业，买卖公平，有“市不豫贾”之美称。《后汉书循吏孟尝传》记孟尝“去珠还民”、利民于商：“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值得一提，孟尝的“去珠复还”还产生着积极的风化作用。桓帝时，尚书同郡乔上书荐孟尝曰：“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情。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尽管孟尝终不见用，但事实上“去珠复还”促进了当地的移风易俗：“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有些循吏在重视劝农耕桑的同时也促进商业流通，尽管在历代正史的循吏传中记载得不多。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推进商业流通需要勇气和胆识。

　　4.兴文教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历代循吏积淀着这个共识：风化，移风易俗莫过于兴学校、创书院、礼儒士、诵诗书、尚礼教来得直接和显著。因此兴文教几乎成为贯穿于循吏善化风俗的主要政绩之一。而且从中可以更实际地看出循吏是如何地有“师”的职能以及文化一路是如何承传和发展的。余英时先生基于对汉代循吏的深入研究指出：“汉代的循吏毫无可疑地曾扮演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其实整个的“循吏的最大特色则在他同时又扮演了大传统的‘师’的角色”。《汉书》和《后汉书》的循吏传记载循吏的“师”之功能有两个之“始”的历史重要性。《汉书循吏传》记文翁：“又修其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孔子创办私学，使学移民间，打破了西周以前学在官府的局面。而文翁使官府学校向平民开放，其意义也具开拓性。此为其一“始”。其二之“始”为开后代循吏良风。历代循吏传记中都有比较集中的“兴文教”作业记录。至明清二代，这方面的记录已渐多，说明兴文教的风化意义正在变得日趋显著。

　　循吏的兴文教，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取向。如《明史循吏列传》记陈灌：“时天下初定，民弃《诗》、《书》久。灌建学舍，延师，选俊秀子弟受业。”记方克勤：“又立社学数百区，葺孔子庙堂，教化兴起。”记翟漙福：“庐山白鹿书院废，漙福倡众兴复……又配享白鹿书院之三贤祠。三贤者，唐李渤，宋周敦颐、朱熹也。”记段坚：“创志学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及濂、洛诸儒遗书。”循吏文教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为宗旨，至清代也一以贯之。《清史稿循吏列传》记张壎：“大修学宫，复嵩阳书院，宋四大书院之一也，延耿介为之师。导诸生以程、朱之学。”记陈汝咸：“修文庙，造祭器，时会邑中士绅于明伦堂讲经史性理诸书。设义学……修朱子祠。”其二是有的循吏自己主讲书院，极力宣传文化。如《清史稿循吏列传》记张甄陶：“主讲五华书院……复移掌贵州贵山书院，课士有法。”记邵大业：“葺睢州洛学书院，集诸生亲为之师焉。”其三是著书立说。并非每位循吏都著书立说，但一旦在正史中留下一笔，说明此书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循吏的“著书立说”，有治官心得，有人文地理，有自然常识，并从中传播出一种属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在正史里，最早有这种记载的是《后汉书》，清代为最多。

　　5.理讼有方

　　在一个缺乏法治的古代中国，处理民间诉讼也成为官吏的主要职责。理讼有无方，直接关系到民风好坏。风化效果与循吏理讼的特色有直接关联，循吏列传多有记载。司马迁在《循吏列传》里为循吏理讼树立了公正执法的两位榜样：石奢和李离。“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司马迁树立这两为循吏榜样，意在挑明应秉公执法，先做表率，才有后人仿效，也才有风化改善。班固在《循吏传》中揭示汉代循吏以德化人的理讼特色。在《循吏传序》里，班固挑明循吏“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的道德取向，宣帝称其谓“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其中感悟到对循吏（“唯良二千石”）在“政平讼理”中“以德化人”的满意和自足。循吏黄霸“独用宽和为名”，循吏刘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循吏仇览：“有母告子不孝）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这类以德化人的事迹，在汉书的循吏传记中几乎成为一条主线。后代史书里的记载也比比皆是。

　　化干戈为玉帛，化争讼为和解，靠循吏的德化，并非只以刑法，其风化效果也甚为可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争讼都能用德来化解，须是先德后刑，宽严结合。有些循吏在奉法循理、奉职循理、奉德循理之间结合得体，断狱理讼甚有一套路子和特色，如《明史循吏列传》记张淳断案犹如“包青天”：“乡民裹饭一包即可毕讼，因呼为‘张一包’，谓其敏断如包拯也。”在清代循吏中，不乏理讼高手，断讼听狱各具特色。如《清史稿循吏列传》记廖翼：“凡讼宜少准、速决，更加二字曰从宽。”记叶新：“讼者至，立剖决，滞狱一空。治泸两载，俗一变焉。”记朱休度：“南方狱多法轻情重，北方狱多法重情轻。”记徐英台：“俗好讼，英台谓讼狱纠缠，由于上下不通。与民约，传到即审结。”记姚柬之：“俗好讼，柬之速讯速结，不能售其欺，期年而讼稀。”记陈庆门：“俗悍，好群斗……又好讼，仿古乡约法，使之宣导排解。勤于听断，日决数十事。不数月，浇风一变。”顺便指出，这些理讼特色在循吏汪辉祖（龙庄）的佐幕吏治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而且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成为循吏理讼之圭臬。

　　6.治巫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儒家官德中的反巫传统里已经给予了相当关注和分析。这里只是就地方风化项目来看循吏们的努力。

　　当官戒巫，风化自兴。历代循吏的戒巫努力在历代正史中得到赞誉，也使治巫纳入于风化之中的重要环节。历代循吏传记中多有记录。而且治巫是从多方面展开。《后汉书循吏第五伦列传》：“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南史循吏郭祖深列传》：“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新唐书循吏田仁会列传》：“巫传鬼道惑众，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会劾徙于边。”《明史循吏列传》中记吴履：“邑有淫祠，每祀辄有蛇出户，民指为神。履缚巫责之，沉神像于江，淫祠遂绝。”记丁积：“积一切杜绝。俗信巫鬼，为痛毁淫祠。”记唐侃：“用丰俗刁讼，尚鬼，尤好俳优，侃禁止之。”

　　当官戒巫，素为中国政治道德的基本信念。亦如宋人吕本中《官箴》一语中的：“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可知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而且经过循吏们的多种戒巫努力，移风易俗，使得戒巫最终被更多的人接受，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使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获得更加深远的风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