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循吏折射出的官德精神：儒家背景

　　引申的道义论义务性连接

　　我们检讨循吏与风化，意在观照出循吏活动在中国古代行政伦理中的特殊定位。它首先属于儒家官德的传统。我们业已指出，循吏事迹至明清二代记录的特别多。现在集中清代循吏事迹来继续挖掘在循吏德政事迹中所折射出的儒家背景和为政的儒家哲学基础，以及随之引申出的义务性连接。

　　1.哲学背景，儒家主流意识。历代循吏的处事、为政原则，是受其哲学思想指导的。仔细品味，发觉循吏是以儒家为主流意识而受其左右的。《清史稿循吏列传》中清代循吏的儒家哲学背景，大都通过其风化的事迹或作业反映出来。儒家文化通过循吏们的风化努力而得到承继和光大。记陆在新：“设四门义学，刻《孝经》、《小学》颁行之。”记张壎：“导诸生以程、朱之学。”记骆钟麟：“钟麟在盩厔（今陕西周至）以师礼数造李甬庐，至是创延陵书院，迎甬讲学，率僚属及荐绅学士北面听。问为学之要，甬曰：‘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人心正，风俗移，治道毕矣。’钟麟书其言，终身诵之。已而江阴、靖江、无锡诸有司争礼至甬，甬为发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说，士林蒸蒸向风，吏治亦和。”[李甬，明清之际大儒，主张：“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梦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见《盩厔答问》）循吏骆钟麟借此教养吏民，收效颇巨。故有人称：“郡人论贤有司知治体必首推钟麟。”（见《循吏骆钟麟列传》）]记邵嗣尧：“既莅事，虚衷衡校，论文宗尚简质，著《四书讲义》，传示学者。”记叶新：“从蠡县李塨受业，立日谱自检，尤严义利之辨。”（李塨，清初大儒，颜李学派创始人之一）记陈庆门：“著《仕学一贯录》，世以儒吏称之。”记刘大绅：“尝训诸生曰：‘朱子《小学》，为作圣阶梯，入德涂轨。必读此书，身体力行，庶几明体达用，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记伊秉绶：“秉绶承其父朝栋学，以宋儒为宗，在惠州，建丰湖书院，以《小学》、《近思录》课诸生。”记邹钟俊：“辑儒先格言，曰《人生必读书》。”记孙葆田：“葆田故从武昌张裕钊受古文法，治经，实事求是，不薄宋儒。”

　　2.“亦官亦师”。清代循吏的儒学主流背景，是化在其具体实践中而显儒家治国之要义，同时在风化的努力中使儒家义理充分体现在循吏们的为政活动里，从中也可看清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循吏的风化努力是分不开的。值得指明，清代循吏兴文教，突显“亦官亦师”的职能，更是对儒家文化的彰显，有三个方面值得提及：

　　其一是继续以坚持和传播儒家文化为价值取向。《清史稿循吏列传》记张壎：“大修学宫，复嵩阳书院，宋四大书院之一也，延耿介为之师。导诸生以程、朱之学。自县治达郊鄙，立学舍二十一所。”记陈汝咸：“修文庙，造祭器，时会邑中士绅于明伦堂讲经史性理诸书。设义学，延诸生有学行者为之师。修朱子祠。教养兼施，风俗为之一变。”记缪燧：“缮城浚濠，葺学宫，建祠庙，役繁而不扰……又以土著不能副额，扩建义学，增廪额以鼓舞之，文教兴焉。”记陆师：“修学校，集诸生治经，童子能应试者免其徭，民兴于学……修宋文天祥祠。”记叶新：“补江西建倡。修盱江书院，招引文士与讲论学术。复南城黄孝子祠，以励民俗。”记陈庆门：“建宣汉书院，聘名流教授，文风渐振。”身为一地一方之官吏，循吏们不忘行政之责，又通过其办学宫、修祠堂、建书院、请名师等特定努力来弘扬儒家文化，促进地方风化的积极改善，颇有建效。

　　其二是有的循吏自己主讲书院，极力宣传文化。《清史稿循吏列传》记牛运震：“留主皋书院，教学得士心……尝主晋阳、河东两书院，所造多名隽士，也称‘空山先生’。”记张甄陶：“主讲五华书院……复移掌贵州贵山书院，课士有法……主鼇峰书院。以经义教闽士，于是咸通汉、唐注疏之学。在滇时著经解百余卷。”记邵大业：“大业所至以劝学为务，因黄陂二程子祠建义学，葺睢州洛学书院，集诸生亲为之师焉。”记周际华：“苏门故多名贤祠宇，咸新之，修明祀事，以励风教焉……调江都，兼署泰州，毁淫祠百余区，改为义学。”记邵希曾：“朔望莅学，集诸生讲论，增书院膏火，亲课之如师……募钱万缗，建义学。凡经塾三，家塾十五。择其秀者入书院肄业，文教兴而悍俗渐化。”循吏们不仅自己主讲书院，而且毁淫祠改设义学，努力扩大儒家文化的传播力和感召力，促进地方风俗的渐渐善化。

　　其三是著书立说。仔细品味循吏的著书立说，内容比较广泛，而且多有实践价值。似乎最早有这个记载的是《后汉书》，清代为最多。表明至清代，循吏们似乎在“亦官亦师”方面的建树上存在着向一专多能的才干方向发展。《清史稿循吏列传》记陈如咸：“著有《兼山堂遗稿》、《漳浦政略》诸书。”记邵嗣尧：“著《四书讲义》，传示学者。”记龚鉴：“所成者《毛诗疏说》，阐明李光地之说为多。”记蓝鼎元：“著《鹿洲集》、《东征集》、《平台纪略》、《棉阳学准》、《鹿洲公案》传于世。”记陈庆门：“著《仕学一贯录》，世以儒吏称之。”记牛运震：“搜考金石，所著经义、史论、文集及《金石图》，皆行于世。”记张甄陶：“大学士陈世倌赠以明吕坤《呻吟语》，甄陶读其《实政录》而慕之，在粤作《学实政录》，见其书者，咸曰：‘循吏之言也’。”记汪辉祖：“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皆阅历有得之言，为言治者所宗。”记刘衡：“所著《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读律心得》等书，尤为洞悉闾阎休戚，于兴利弊之道，筹划详备，洵无愧循良之吏。”记徐栋：“读书多。然更事在既事之后，读书在未事之先，乃汇诸家之说为《牧令书》三十卷……亦集诸说，成《保甲书》四卷。”记张作楠：“作楠精算学，贯通中西。在官以工匠自随，制仪器，刊算书。所著书，汇刻《翠微山房丛书》，行于世，学者奉为圭皋焉。”由是观之，循吏的“著书立说”，有治官心得，有人文地理，有自然常识，并从中传播出一种属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透视清代循吏兴文教的三个特点，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清代循吏承担的“师”角色，在承传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方面意义非凡。俗世人物的循吏扮演着“师儒”角色，在推进文化传播延续的过程中，起到了朝廷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由历代循吏开辟出的这种传播文化的儒家使命，至清代循吏身上已有相当扩展，如建学舍、扩义塾、延儒师、课诸生，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循吏的著书立说，在传播文化方面是有特殊功绩的，这一点也可说是出于前辈循吏又胜于前辈循吏。然而，历代循吏在传播儒家文化、建立和主讲书院、著书立说诸方面是有着内在的连续性，是应当加以认真总结的一份历史文化遗产。

　　下面我们再从《清史稿循吏列传》的第三、第四部分里摘取有代表性的若干循吏事迹进一步看出这三个方面的相继努力。记伊秉绶：“在惠州，建丰湖书院，以《小学》、《近思录》课诸生；在扬州，宏奖文学。”记刘体重：“厚书院廪饩，课士以经，动绳以礼法……创建河朔书院，仿朱子白鹿洞规条，以课三郡之士。”记邹钟俊：“兴书院，储书七万卷。辑儒先格言，曰《人生必读书》。训士敦本行，旌节孝，修祠祀，举行宾兴乡饮酒礼。在任五年，以兴养立教为务。”记涂官俊：“官俊故绩学，立宾兴堂，置性理、经济有用之书，日与诸生讲习。增义塾，定课程，亲考校之。凡有利于民者，为之无不利。”记陈文黻：“建书院、义塾，置书籍，延高才者为之师。数年之后，横舍彬彬，遂请奏设厅学，建官置额。”记李素：“扩充商山书院，延硕儒课士，设义塾三十余区，絃诵闻于比户。”记王仁堪：“仿社仓法创社钱，按区分储，为修沟洫，广义塾之用。郡西乡僻陋不知学，立榛思文社以教之……在任两年，于教养诸端，尽力为之。”显然，循吏们的“师儒”作用是可见可闻了。

　　所举这些例子，想引起我们注意的无非还是具有儒家哲学背景和信念的历代循吏承担“亦官亦师”职责，也是出于一种义务性使然。受到历史赞美的古循吏之风，仍然是自孔、孟而来的官德道义精神的基本写照。

　　后记

　　研究“官德”一类主题，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因为讲做官要有德性和德行，总会“得罪”什么的，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研究方向，就不会退却后悔。没有从学术上研究这样的苦差事，我想后面总会有人去做的，与其如此，我还是愿意接过前辈的薪火，继续为这个“炉灶”增添一点“火花”，不让本来就很少有人往里添薪的“炉灶”熄火。

　　三年前，我的拙著《中国古代官德研究》问世，受到不少热心读者的关心，本人甚是高兴更激励我继续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2005年，我在韩国釜山大学校作访问学者，比较详细地考察了韩国哲学（主要是韩国的儒家传统）与韩国现代政治制度以及廉政制度的关系，其中引起我深思的是，他们接受了儒家文化，并且使儒家文化从实学的立场转化为治国资源，而且富有成效，我的内心不由产生一种“墙内开华墙外香”的痛感。这又使我看高一层对于儒家官德研究的意义。

　　光谈论历史没有大用处，但一结合现实生活，那历史转眼就变得意义非凡！

　　这次是在《中国古代官德研究》的基础上，再向读者奉呈此书，其中还有不完善、没有想到的、过笔粗糙的地方，尽请多方指正和批评。

　　承蒙出书之际，再次感谢曾经和正在关系我、支持我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何种地位，我都将永记心头。

　　特别地感谢：我的导师，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韩国釜山大学校丁海王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赵汝教授。

　　也要特别地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为拙著出版给予的关怀，感谢徐德和彭茜俩位编辑在盛夏酷暑之际，为我的书稿操心；感谢我的单位及领导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第十九章 官道中的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