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求熟不误于生，讲熟不误于政

　　“熟仁”，乃具有走向持久性成人之道和为政之道的实践价值。

　　1、古人“熟”之情结。“熟”之工夫，备受古人关注，也深刻地展现出中国人特有的“熟”之情结：《孟子告子上》：“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吕氏春秋慎行》：“行不可不孰（熟）。不孰（熟），如赴深溪，虽悔无极。”

　　《庄子天道》：“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有馀蔬而弃妹，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

　　《韩非子解老》：“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菜根谈修身》：“学者动静殊操，喧寂异趣，还是锻炼未熟。”

　　特意挑选出含有儒、道、法、佛诸家的语录，意在指明，“熟”乃属于中国人共同关注的文化现象。它集中的价值思考，是做人做事的方向。西方文化中也有如此共识。

　　其实，对“熟”的这一价值方向性思考，在西方伦理学也有论述。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时，用幸福生活与把握机遇的关系，挑明了这个“熟”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合乎德性的现实生活中，那享其至福的生活，最为持久，也是最荣耀和巩固的，就是“对机遇的利用必须美好、娴熟”，而且我们的德性，正是“通过习惯而达到完美”。这与中国人讲的成性成身、习熟之辨，存在共同价值旨趣。康德在讨论“对法则的爱”时指出，这法则（实即是“绝对命令”）“成了人们所努力追求的恒常而不可达到的目标。因为在我们高度推崇但又畏惧（我们会经常感到自己的脆弱）那些事情上，身体力行，功夫成熟以后，便会使敬畏转变为爱好，敬重转化为爱心：这至少也是一个完美守法意向的最高境界。”追求“绝对命令”，变道德法则由敬畏到爱好，由敬重到爱心，朝向一个完美守法意向的道德境界发展，这是我们“身体力行，功夫成熟”之后的所致。康德的这种“熟”观，与中国人讲的习熟，讲的化天道为人道、化天性为德性的“熟”观，存在共同的境界追求。这已经在义务论意义中讨论“熟”的价值问题了。

　　中国人讨论“熟”，虽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语境意蕴，但是贯于“成熟”之中的德性智慧和成人价值，会增加对义务心的自觉和敬重，与“道”的“须夷不分离”，“无终食之间违仁”，造化德性、造就人格，把“熟仁”上升到深入于“道”的形而上哲学思考，也是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知识可以沟通的“桥梁”或“渠道”。

　　当然，儒家论熟仁，也蕴有强烈的治道意图。明儒薛宣《从政录》如此申辨：“当官）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精，缓处则得其当。”“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观而深观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不戾乎时宜。”纳“熟仁”于治道，儒家也从先王那里找到根据，吕坤说：“此孤臣孽子之法戒，坚志熟仁之妙道也。”“如此工夫，始为义精仁熟。”“用是见文王仁熟智精，所以为宣哲之圣也。”这是从治道上看出“仁熟”之妙道。

　　2、熟仁与道义。此“妙道”仍维系在儒家道义论的架构中：道义-义务-规范-德性。它要求官员在熟仁的进程里，有个与道义的善始善终。它就是德性了。在其中，儒家强化了连接于此的终始之辨。《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儒家在君子之道上，坚持一种道义论立场、贯彻一种“道之所在，死生以之”的君道精神。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儒家坚持了这样的德性，值得提出：

　　其一，“谨始”德性。《礼记经解》指出：“君子谨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谨始是为君之道，“有其始之，则已之也难，是以君子慎乎其始之也。”“谨始”具有方法论要求：“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欲速则不达，就是要注意事物的开始，谨始要求防患于未然：“明者慎微，智者识几。”“寻丈之缪，实始毫厘；君子畜德，无忽细微。”谨始乃熟仁之贯彻，它也获得在治道中的特别价值。清人郑端撰写《为官须知》，专设《居官立政谨始》的官箴：“谨始。事必谋始，莅事之初，士民观听所系，廉污贤否所基。作事务须详审，未可轻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持身务须点检清白，切不可轻与人交，恐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但贿赂可以污人而已，如好技艺，则星算医卜者投之；如好奇玩，则古书奇画者入之；如好花卉，则或以奇异草中之；嗜好一偏，便投机阱。虽诗文之交，亦有移情败事者，不可不谨。至于到任之始，有送吏书门皂者，尤宜谢绝。”为官谨始不当，就随时会给那些别有用心者留有可乘之机，利用其“嗜好一偏”，投其所好，污官害政，这都与谨始不当有很大关联。有谨始，才有善始善终的开端，而怎样做到谨始？它与熟仁有关，熟仁就有自觉的谨始，它原来就是德性所为。清人石成金在《居官事宜》设“谨始”官箴，并赋予其有“惟以清廉自誓”的官德标准。此官箴言：“谨始。选有官职，不论大小，以贵为民上。当即立志，要做好官，专为百姓伸冤理枉。惟以清廉自誓，不独己有受用，没冤家，即子孙亦昌盛远大矣。奈为官者，见利生贪。虽或暂富，犹若冰山。其子孙非但贫贱，且而果报，有难忍言者。试看多人，指不胜屈，总因丧心。损人之财，岂能享用？甚可畏哉！”敬畏在官吏保持谨始德性，从初政之始就应“惟以清廉自誓”，也就有“子孙昌盛远大”，也就有完节保终（“善终”），官吏生死之界，是离不开这一“谨始”关节。这乃熟仁之结局：善始善终也！

　　其二，“慎终”德性。熟仁乃有慎终之结局，而慎终又乃在于达到善终之境界。何以“善终”？《尚书太甲上》提出“克终允德”，就是要以德性保持全节，做到生死于德、彻始彻终。唐人吴兢著《贞观政要》设《慎终》篇，颇有心思。对“善终”颇有发挥。《慎终》言：“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征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又记道：“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征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得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在这里，魏征两次回答唐太宗提出的何以守终问题，都融入“克终允德”的善终意图。居安思危，忧乐于终始，终始于至善，寄蕴着对道义的关切。孔子说：“死者，生之终也。”以善自终，一生终于闻道也，“朝闻道，夕死可矣。”达到这一“以善自终”，也真可谓是熟仁之特有境界也。儒家也事实上把“克终”确立为官箴，张养浩《牧民忠告》说“克终”乃为政之德，也为君子之道：“克终。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终如始，故君子称焉。”熟仁是内心世界的道德活动，在外就表现为政治道德的实践，“克终”，对于官员来说，无非要求在其仕涯中善始善终，善终之要法，也为君子之政。它是熟仁的向外扩充。同理它也就成为政治道德的一部分了。

　　其三，原始要终、君子有吉。善始善终，慎终如善始，是一个原始返终的问题，它直指君子善终之道，“劳谦君子，有终，吉。”《周易》有着很丰富的“终始之辨”，它蕴涵了强烈的“善终”情结。看一下《周易》中的相关判断：《谦辞》：“谦，亨。君子有终。”《蛊彖》：“终则有始，天行也。”《乾文言》：“知终终之，可与存义。”这仍然属于儒家道义论立场的阐释。君子有终是按大易之道而生生不息，这叫“生生之谓易”知终善终，就是彻底做到了存义而道济天下，这叫“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原始反（返）终，归根结底，就是归在返于道，并籍此道义成为左右我们的义务。这也是与道始终同在的熟仁境界。值得指出，与《周易》相为彰显的，更抽象或哲理地谈论原始反终，《老子》有独到见识。《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知其母，复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三十四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宇宙万物生成结构，《老子》领悟其“反终”，这是从“道”上点破的，始于道、终于道，人始终与道同在才能善始善终。这里可以发现《周易》与《老子》有这个重要事实，即《老子》以天道自然观、宇宙生成论扩展到人道的原始反终；《周易》论终始之辨，贯穿在六十四卦的变化过程之中，但在《老子》和《周易》的殊途同归中，共同见识在一种复归于道上的终始之辨。这一点亦如陈鼓应先生正确指出：“老子的‘一’既是万物发生之始，又是复归之终，所以老子强调‘观始’、‘观复’、‘慎终如始’；而‘初爻’既是前卦之终，又是本卦之始，所以《系传》强调‘案易序’、‘玩爻始’、‘观始反终’。可见，初爻与老子的‘一’（即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同工之妙”正是在“道”上的共通旨意。终始之辨，恰恰是对道在生死境界之中的辨识，儒、易、道三家都蕴涵即道即义的共同见识。善始善终，君子有吉，在道义之中，这也是熟仁之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