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仁”,首先要看出孔子对“仁”的理解,蕴涵了丰富和强烈的成人之道的实践关切。也就是说,熟仁,就是要做个实践中人,按个底据在身心,这是“道”。
1、朱熹对《子罕》一段话的“习仁”理解。综观《论语》,有十余次论及“仁”。但有一事须提出,《子罕》记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段话要准确理解。朱熹释得颇妥切:“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在朱子看来,孔子不是不言利、言命、言仁,而是言之有方术。以“言仁”来说,朱熹以为,“罕言仁者,恐人轻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于此观之,孔子看待“仁”,强调的是习仁,即一番实践之中的“熟仁”过程。也就是说,孔子把握“仁”,更注重习仁的实践价值,即如朱熹指出:“仁在学者力行”。“习仁”是孔子的观点,朱熹只不过发挥出了这个意思。孔子确实为儒家契入了这样的“习仁”的实践视角:
《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其言也訒也”。
《宪问》:“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应该看到,孔子对“仁”的原则设定,赋予其强烈的主体性行为取舍。行为是仁在其中的。这叫“依于仁”。孔子强调这一点,用意就在捕开习仁里面的实践境界,熟仁,就是要经历于此。理由是:
其一,仁不在远处,就在自己的身边。孔子感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而不仁”,犹如身体有病,行为有乱。
其二,仁在其中,可谓是“为仁由己”。孔子引古诗“唐棣”强调仁在由己(自身)的努力而不在外面:“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哉?”唐棣,一种植物;“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含有“捉摸不定”的意思。孔子借唐棣之喻,想要表达的是,真的想到仁、做到仁,仁还会远吗?此段文义似与孔子“仁,远乎哉?”有相同旨趣。杨伯峻先生对“唐棣之华,偏其反而”的释义与此颇有相通。杨释谓:“夫何远之有‘可能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意思。或者当时有人引此诗(这是’逸诗,不在今《诗经》中),意在证明道(即仁--引者注)之远而不可捉摸,孔子则说,你不曾努力罢了,其实是一呼即至的。”仁,是一呼即来的,只看他本身是否努力所至。孔子赞扬管仲“如其仁”的实践努力,似乎也在指证这样一种观点,即“仁至”在实际生活中是可以做得到的,习仁不在于能说会道、能言善变,而在于力行;圣人事事有仁至而来,全是按“仁之方”来左右自身言行,而且是时时刻刻,须夷不离身的。
其三,实践仁道的体用。何谓“仁之方”?在孔子看来,实践仁道的方法,首先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使别人也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使别人也事事行得通。再者,能设身处地一步步行仁术,那就是实践仁道的最好方法了。
据朱熹、王船山释义,孔子“仁之方”中包含的熟仁蕴意,有体有用的发微,即熟仁就是体用一致。按船山训义:“这仁之体,识仁之用,无终食之间可违仁也。”熟仁,取“无终食之间违仁”,就在“仁之为体固然也”,以之为“体”,则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用”。按朱熹释义,一者谓仁之本体,“圣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指仁之本体。盖己欲立,则思处置他人也立;己欲达,则思处置他人也达。放开眼目,推广心胸,此是甚气象!如此,安得不谓仁之本体!”二者谓有此仁之体则有此仁之用。所谓“强恕而行”,“能近取譬”,则是“仁之方”,而此“方”恰是仁之体用,可见于熟。朱熹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在朱熹看来,仁有等分,有圣人之仁,有贤人之仁,贤是“仁如酒好”,圣是“仁如酒熟”当然是“圣”优于“贤”、“熟”优于“好”。孔子赞赏管仲“仁之功”,也赞扬颜渊“三月不违仁”,然而管仲和颜渊均为贤仁而未达到圣仁,或许也是欠熟、功夫未至而就。以颜渊为例,与朱熹基本一脉的二程言:“此颜子于圣人未达一间者也。若圣人则浑然无间断矣。”曾国藩也点到此位:“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这些“差距”,还是在行动上找到的,所谓“间”字功夫,就是这样的“欠熟”。有关颜渊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还会有专门检讨。
2、德性生长。值得再深入分析的是蕴涵在“熟仁”里的源头、根子、本体。习仁之熟,内蕴的是德性生长。孔子十分强调人之学的问题,因为孔子发现了熟仁于学,其中包蕴了一个源头(“仁之本”)重要性。熟仁于学,学在务本(“仁之本”),“本”的规定就是德性积淀。这是孔子对于“仁之本”的一种独特见识。把它放在熟仁里思考,就更有看高一层的特殊意境。《论语》首篇《学而》,记载孔子弟子有子说了一段“仁之本”,也足以照观出孔子熟仁于学的独特语境:“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仁之本”的要求,是“孝”德的承传。关于“君子务本”,朱熹肯定:“凡事专用力于根本”。至于“孝弟为仁之本”,朱熹断言:“这个仁,是爱底意思。行爱自孝弟始。”“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孝弟固具于仁,以其先发,故是行仁之本”。仁之本,是万事万物的发源处,习仁要寻个根、始个头、源个发,于此,朱熹喻“仁”为树根:“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叶繁茂”,“但有本根,则枝叶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叶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所谓“培植本根”,便是一番“为仁之本”的“生意”努力。船山与朱熹似有同悟,揭示出“仁之本”在成熟之道中的真实根底:“为仁”是行仁、是生仁,认为“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人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学者务此”,船山悟出熟仁之底蕴、之底据。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是“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这是“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的熟仁之本根要求。
船山讲的“学之正”,是符合孔子“学”观的。《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语录:“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说,君子学欲其博,实欲其要,动必以礼,而守规矩,是以不背离(“畔”)道。这是熟仁于学的根据之一。习仁而熟,以来委于“合于道”,这是孔子对“博学于文”的别样看待,犹如船山解释此段文字言明:“夫子曰:君子之为学,以求合于道也……文皆载道之文……礼皆修道之事,于其切于身者,尤体道之实也”,联系仁之实践境地的“仁不远乎哉”,船山阐发“道”也有如此境地:“月尽其身心之力,依乎道之所著,而道岂远乎哉!”熟仁,是有“道”之底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