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德慧术”与熟仁在“善用易”中的沟通

　　孟子的“熟仁”观念，展示了孟子的“德慧术”一面，又与其“善用易”甚有渊源。我们分二截来检讨一下。

　　1、善用易。孟子有“善用易”之美誉。北宋邵雍在《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说：“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清人李光地在《周易折中》也充分肯定邵雍的这一见地。《周易折中纲领三》指出：“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孟子说“熟仁”，出现也只一次，但是其中不时有“用易”来写照“熟仁”之精蕴。其中就有个“大而化之”的沟通。张载对这个问题颇有研究心得。

　　张载读到《周易系辞下》一段“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时，感悟到孟子在其“大而化之”的思想里所实际拥有的“熟仁”话语，与《系辞下》这段话的异曲同工之妙用。张载以其气化论释其谓：“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其在人也，智义利用，则神化之事备矣。德盛者，穷神则不足道，知化则义不足云。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非化非时，则化之名何有？化之实何施？《中庸》曰：‘至诚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阴阳，与天地同流而无不通也。”张载又申辨：“凡人应物无节，则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益）[盖]以养德也。若夫穷神知化则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盖大则犹可勉而至，大而化则必[在]熟，化即达也。”

　　孟子的“大而化之”，出自于《孟子，尽心下》。有人问孟子“何谓善？何谓信？”孟子回答：“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善、信是德性所为，“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为人应取“可欲而不可恶”，这可称为“善人”；而有此善则可谓“信人”（可以信赖的人）。在孟子看来，“善”、“信”是美德，人应“充实之”，内心“充实而有光辉”，即达到“大而化之”的盛德境界，其实，这就是一种“熟仁”境地，它就是“大而化之”的过程。孟子说“大而化之”，是以气上说的，而善用《易》，则是从理上讲的。张载点破此中之义：“在《易》则是至理在孟子则是气。”但是孟子是如何从中辨明出一个“熟仁”道理呢？看一下张载发微：

　　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

　　《易》谓“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大而化则必[在]熟，化即达也。

　　精义入神……犹是成熟者。

　　以上均采自张载对《周易系辞下》那段“精义入神”、“穷神知化”、“大而化之”的释义，张子似乎意在挑明：孟子的“大而化之”就是其“熟仁”的意念写照。更有意义的是，张子还在“精义入神”的思路中深化孟子“大而化之之谓圣”的熟仁精蕴。张子指出：“精义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则在思勉力行，可以[推]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圣人（德）盛[德]自致，非思勉可得。犹大而化之，大则人为可勉也，化则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后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在此值得提及的是，张子在阐释孟子“大而化之”与《周易》“精义入神”相为彰显的同时，他发挥了孟子的“德慧”见识，即熟仁中需要“德慧”参于其中，也即应以一系列德性、德行作为熟仁的环节，孟子冠之于叫“德慧”；朱熹称其为“朴实工夫”。如张子看到“精义入神”中的一种德慧术，他指出：“知几其神，精义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见事于未萌，豫即神也。”（“豫”，即事先认识到；“几”，即动因、契机。“豫”、“知几”即为德慧术。）“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也。穷神知化乃养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义入神，（养）[豫]之至也。”“精义入神，豫而已。学者求圣人之学以备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来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则自一月前栽培（安）排，则至是时有备。”（“备”，准备、防备；心备、事备。）“义有精粗，穷理则至于精义，若（精义）尽性则[即]是入神，盖（为）[惟]一故神。”（“尽性”，扩充善端，尽心知性而知天。）“通天下为一物（在己）[而已]，惟是要精义入神。”（“通”，化天道为人道，与天人合一。）所谓“豫”、“知几”、“备”、“尽性”、“通”，均可看作孟子的“德慧术”，也是“熟仁”的内在环节。

　　2、“德慧术”。孟子的“德慧术”，本来是讲“达”的。《孟子尽心上》：“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朱熹却转译出“须有朴实工夫，方磨得出”至“达”的一番“熟仁”工夫的所以然。的确，在孟子的“德慧术”里，所谓的“至诚”、“志气”、“不动心”、“集义所生”、“大而化之”和“善养浩然之气”，蕴涵的恰是走过熟来的的德性工夫之考验。举至诚、志气、集义来深化这里的观点。

　　其一，至诚

　　顾炎武读《孟子》，感慨孟子“诚者，天之道”，并以《周易无妄卦》诠释：“诚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而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孟子离娄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以主体性立场积极张扬“诚”具有万物生化的意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熟仁是始终如一的至诚，通向“尽其心者，知其性矣；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天人合一”通道是“性善”与“继善”的统一体。顾炎武解释《周易》中的“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有如是感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继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与《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天地絪纭，万物化醇。善之为言犹醇也。曰：何以谓之善也？曰：诚者，天之道也。岂非善乎！”

　　熟仁而至诚，至诚而《无妄》，无妄而不妄动。所谓“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出自于《周易，无妄卦，大象》：“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意思指在为政之道：天下雷声震行，象征万物敬畏都不妄为；先王据此用天雷般的强盛威势来配合天时、养育万物。至诚，不仅是王者的内圣外王的一致，而且又是正其性命、体其天道的一致。程颐在《周易程氏传》点破其意：“对时，谓顺合天时。天道生万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致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所谓“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实指在“至诚”；如何“至诚”而不妄动？就是“顺合天时”，像先王凭籍“至诚”来感召天下。这正是《无妄，大象》的表白。亦如王夫之释《无妄，大象》说得如是：“雷之应候发声，与时相对，兴起万物而长养之，必然不爽。天之与物以诚者，莫此盛焉。先王应民物之气机，诚动于中，而功即加于物，不必如后世《月令》之书，附会拟似。自然与人物之情理，相应不差，而勃然甚盛，无俟风雨有迹而神行焉，其道则取诸此。”

　　“诚动于中”，熟仁贯乎于“至诚”。从《周易》“继善成性”看孟子“至诚”，两者共鸣于阴阳交沟、天人相通。所谓“继善成性”，见自于《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是由一阴一阳两气构成，“亘古今，统天人，摄人物，皆受成于此。其在人也，则自此而善，自此而性矣。夫一阴一阳，《易》之全体大用也。”一阴一阳是天道，继善成性是人道，天道内化为人道，继善成性凝聚成为“至诚”，成为“熟仁”的扩充。王夫之似乎看出孟子在此对“易》之全体大用”的精到之处：“孟子曰：‘人无有不善’，就其继者而言也。‘成之’，谓形已成，而凝于其中也……人各有性，而一阴一阳之道，妙合而凝焉。”“妙合而凝”，内蕴天道转化为人道的“继善成性”及其“至诚”的自觉，以构成熟仁的不断扩充。孟子言性善，四善端扩充，是继善成性的根本内容，又是“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自然又自觉的沟通。而这一天人通畅，孟子又融入“志气”、“集义”来表达这一自然又自觉的特征。但是这里孟子似乎在用《周易》语言来转述或表达他自己要想证明的“熟仁”观。

　　其二，志气和集义

　　至诚在集义，集义在志气。孟子肯定“至诚”，总联结住对“义”的首肯。如《离娄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还有“配义与道”的说法。

　　孟子有“集义所生”的命题。《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集义所生”，是孟子善用《易大壮卦》的极好论证。王夫之释《大壮卦，大象》一段“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时指出：“地以上皆天也，故有雷在天上之象。雷本阳气之动，亲乎天，非但震物。君子之壮，壮于己，非壮于人也。积自强之道而不馁者，唯礼而已，孟子谓之集义。礼者，义之显于事物者也。道义充而节文具，浩然之气子塞乎两间，如雷上于天，阴不能遏。若助长以凌人，其壮必槁，非《大壮》也。”

　　在孟子看来，熟仁，是浩然之气的积聚，它属于一种“积自强之道”的集义行动。这种集义行动在《周易》称为“大壮”。《大壮卦》下乾上震，象征“大为强盛”。马振彪《周易学说》引刘沅曰：“不用壮而弥壮，此《大壮》之义”，又进一步推论：“匹夫之勇，不得谓‘大壮’；自反而缩，理直气壮，乃所以为正也。天地有正气，可贯古今；君子有正气，可配道义。”《大壮，大象》：“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孔颖达《周易正义》释其谓：“震雷，为威动；乾天，主刚健。雷在天上，是刚以动，所以为‘大壮’。”又说：“盛极之时，好生骄溢。故于大壮，诫以‘非礼勿履’也。”按项安世《周易玩辞》：“君子所以养其刚大者，亦曰‘非礼勿履’而已。”由《大壮》生发的“君子有正气，可配道义”、“君子所以养其刚大者”，在孟子那里，就是“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未说《易大壮》一词，可是孟子用《大壮》其理甚显。再往下看：

　　所谓“养其刚大”，指养刚气，既是内心养气的积累，又是集义而不动心的过程。这“不动心”有三点须指明。第一、养气，以仁义礼智和配义与道为具体内容。《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因此，孟子说的“养吾浩然之气”，决非空洞的抽象。第二、养气在心内。孟子不同意告子主张志气与心的割裂，认为告子向心外求志气统一而不在心内，故告子有“持其志而暴其气”的割裂。孟子主张志与气统一在心、性、道上。《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专门反驳告子的孟子“志气”辨证：“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告子“不动心”，是由于“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也就是说，告子专在心外去寻找志气的一致，这是义与道的分离。第三、志气义道相统一。志气互动、配义与道，是集义而生，是至诚的最高境界，是熟仁的状态。恰恰是继善成性的结果，是浩然之气的善养，是尽心知性而知天的实现。这里，似乎孟子的论说比《周易，大壮》更显得气魄和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