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熟仁”在仕上的用意

　　二程论熟，显然有一种出仕用心。做人要求熟仁，做官上也得如此刻意。据知，二程均有做官的经历。大程颢，官至京兆府户县、江宁府上元县主薄，泽州晋城令，监察御史里行等。小程颐，官历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等。这些做官的经历可能给他俩更能体会出儒家“熟仁”的仕价值。在《二程集》，收集了一批二程为政书疏，读后不免感觉，“熟仁”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二程在政治道德里，运用其“熟”。围绕这些文字，我们看到，“熟仁”，在仕上的用意，二程着意刻画出的深义，是不言“熟仁”二字而有“熟”之讲究。

　　二程看到，仕途上须讲个“熟”字。在这批书疏里，二程多有重申。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书》，面对出仕与否、将仕何为，伊川强调：“不三五次，便当习熟。若不如此渐致，待其自然，是辅导官都不为力，将安用之？”言下之意，小事要求渐渐而习，何况像出仕一类的大事，就更要三思而行，仕途中要有熟之功夫，渐渐用力而为，就有自然而然。官员不努力不用功会有这样的成绩吗？元祐二年四月，《又上太皇太后书》，伊川强调领导者须有“熟”之品性：“人主圣明，习熟见闻”。在《晋诚县令题名记》，明道对地方官吏之于“熟仁”作了实践性要求：“今之为吏三岁，而代者固已迟之矣。使皆知礼义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图所施设，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书已至矣。”地方官吏，事关地方风化之要，礼义教令自己要熟知，也要让天下人熟知，才会有好的民风和民情。这是“熟仁”化为官德的一种努力、风气和方法，所以仕途中要紧紧连接住“熟仁”。

　　二程看到，熟仁，就是仕途中张扬和显示儒家的道义论。二程带有坚定而纯真的儒家出仕观，因为它有个孔、孟“道义”在其中。二程坚信：“尚以何义，复齿仕列？”没有道义的支持，就决不为仕。当然这是以天经地义的儒家道义为标准。这就叫“儒者进退，当如是乎？”即“去就之义当然”这是最典型的儒家出仕观，义务论的又是道义论的。我们注意到，伊川从元祐二年十一月至元祐九年春的好几篇“状”里，几乎都在讲一个儒者进退去就的问题，其中贯穿着这个道义论基调。在元祐三年春的《第三状》，他坦陈：“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儒者进退之大节。黜陟失当，则乱所由生；进退忘义，则道所由发。”《乞致仕第一状》：“自古为臣陈力，不能则致其仕，礼也。”致仕，古代称为退休制度。去就之“义”，盖以道义左右，也属义务应当。“熟仁”，就是要达到道义境界。为官出仕也莫不如此。

　　二程看到，为政之道里讲“熟仁”，也是在发展一种“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的治道精神。如果说“熟仁”具有一种良好的方法论价值，那么，运用其在从政上，就得把握一种为政的先后程序。在《论王霸劄子》，明道说得如是：“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能够把握得好，就是一种政治的娴熟、治道的本领。对此，二程发现一个“治道”系列：“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责任之道，则以求贤为先。”熟仁有先后、本末、大小之辨，治道也如此。先抓什么后抓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都属于一个“熟仁”的进程，只不过这里是在讲治道。可能出于二程的为官经历，这里的娴熟，二程讲得体会颇深。治平二年，伊川在《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说得这样：“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有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

　　“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笃，则不能自修，况天下之大，非体乾刚健，其能治乎？”

　　“故臣愿陛下以立志为先，如臣前所陈，法先王之治，稽经典之训，笃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结之弊，为生民长久治安之计，勿以变旧为难，勿以众口为惑，则三代之治可望于今日也。”这些话语中虽有反对王安石变法之嫌，但是话语之中，不时流露出儒家“熟仁”的腔调和道义论的期待：“立志为先”、“笃信而力行”、“以道自任”、“立志不笃则不能自修”，无一不含有这方面的情怀和思绪。在伊川的《上仁宗皇帝书》里，对治国的左一个“道”、右一个“义”的不断重申和强调，就是希冀统治者和当官的要有责任、要有品德、要有道义在身，就是要一身正气，“惟王道之本，仁也”，这哪里来？靠自身努力，靠“熟仁”的修炼，如伊川说的“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也。出处无常，惟义所在。”这里的话语深处，已经是在翻开孟子的精神了。

　　§§第二十三章 朱熹“熟”论之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