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三节 学与熟：“只是一件事”

　　关于“学”，阳明有很多体会。放之“熟”中论学，也是他的哲学特色。他曾夸奖陆原静“虽在忧苦中，其学问功夫所谓‘颠沛必于是’者，不言可知矣。”这使我们想起孔子在《里仁》那段著名的“熟仁”一句：“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学问功夫，就是要学到这样一个“颠沛必于是”的熟仁。这是阳明规划的一种做人学问的内容。儒家相信，熟仁是贯穿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阳明也这样来规划，但加了个“行”，他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其实，这只是“一件事”他指出：“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

　　更重要的是，阳明是接住了“立志”来讲“学”的，有人问阳明，什么叫“为学”？阳明回答二字：“立志而已”；又问“立志”是什么？回答还是二个字：“为学而已”。这可能也是接住了孔子十五“有志于学”至七十的“不踰矩”之熟。所以，其特点是，“志于学”，仍是放之于“熟”的视域，更增添了“行”的一层。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所谓“四事相规”，“勤学”是接住“立志”来说的。

　　《勤学》整篇言：“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遊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確谦抑为上。诸生试观儕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儕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纯，儕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于学矣。”用“勤”字讲“学”，已经蕴涵了“志”和“行”的问题，聪明和鲁纯，没有天然界限，只是看他勤与不勤，志之笃与不笃、行之力与不力，这不仅是一个学问的态度，而且是一个事业的成败关键。有能力的人不这样，就会变成无能；无能力的人这样做了，就会变成有能力。就是看其勤与不勤。这里，包含了二点：一点是学习的过程就是勤奋的过程，它表现为“志”的坚定和正确与否；一点是勤奋是贯穿于学、问、思、辨、行，这是一个“熟仁”的过程。而这二个过程，不分彼此，不分先后，这是君子之道，也是立志的实现。

　　这样讲的“熟仁”，在“学”的问题上，阳明有所道义论规划，从而使得儒家道义论获得了在“学与熟”中的具体性和深刻性。有这样三点值得廓清。

　　1、“学有三贵”。即“贵专”、“贵精”、“贵正”。阳明作了集中于“道义”的“三贵”廓清，他这样解释：首先要“学贵正”，就是走在正道上，有了正道的引导，就会产生相应的“精”和正确的“专”。对此，阳明具而论之：“学弈则谓之学，学文词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走在正道上，做文做艺，不能求在词、在弈，这是文词技能方面，我们要求在道上，弈、词，是进入道的方法，而非道本身。所以，贵正、贵专、贵精，集中在道上，就是个大道、大方向。学问，就是要搞董这个“道”。所谓“熟仁”，此“仁”就是“道”，此“熟”，就是“正于道”、“专于道”、“精于道”，就是“惟精惟一”。

　　2、“学贵反求”。即返于道、返于良知。《传习录》说到此点：“只在良知上用工……此学贵反求”，良知即谓心，“学贵反求”，也就是“学贵得之心”，说到底，就是“志于道”。此中“熟仁”之义，阳明在此又借助孔子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发挥了“三贵”道义：“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财，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义与道，义是服从于道的，道楔子于义，义进入于道，本来就是道义不分家。阳明确认的，就是“致良知”之于“道义论”，体用上的不二性质。“良知”即谓“道”（体），“致”即谓“义”（用），心学所“学”，就是要学到这个精髓。

　　3、“学贵体用一致”。即学在道义，即体即用。“体”上功夫，就是学到发现良心、清澈良知的大境界，这就是熟仁了；“用”上的功夫，就是这样的走入“渠道”，阳明概之为一种“为学根本在日用间”的功夫。其中有他自家体悟，如“下学上达”：上达，求的是“良知”、把握的对象是“道”，下学，就是日常所闻所见所言，上达即在下学里，无需分个上达下学为二个。这是针对朱熹而言。所以阳明有这个说法：“故凡可用功可告可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这是阳明“作圣之学”的最重要之处，他把朱熹理学的“上达”与“下学”人为地划分为二个的性质，作了有力的扫除。在小事、在随便处、在不经意之间，能够随时体认出天理、发现良知、进入道的境地。孔子说，仁不远，仁就在人的身边。阳明扩延了这样的深意。又如“知学涵养”：“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涵养”，就是修身养性、涵养天理、去掉私欲，涵养的功夫，就是熟仁的锻炼，“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它也是在认真对付日常生活中的做人做官考验，是“日用功夫颇觉有力”和“渐涵自能入德”的证明。阳明在与友人弟子的交流里，经常感慨这样的思考，在《答黄直卿书》开宗明义：“为学直是先要立本”（立道、立良知在心头、在口腔）；在《答何叔京》：“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工夫处……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在《答吕子约》：“日用工夫……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在《答窦文卿》：“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在《答林择之》：“日用之间，痛自敛饬，乃知敬字之功亲切要妙乃如此。”又：“与朋友说日用之间，常切点检气习偏处、意欲萌处，与平日所讲相似与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几有益。”在《答梁文叔》：“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在《答潘叔恭》：“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在《答林充之》：“更当于日用之间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此者为佳。”

　　所列这些回答，表明阳明对于日用之间的工夫，十分看重，而且也是阳明一以贯之的哲学思维。虽然其中没有一“熟”字，但是处处显示熟仁的功夫，在做人的“日用间”，在小中见大，在浅中见深，在日常中见根本，“大”、“深”、“根本”，究竟是什么？就是良知、就是道义、就是致良知。当然，学问，说到底，是靠人的自我努力，熟仁也在日用之间可以着手操练，也是在日常生活里克服私欲、保持天理的实践自得。学习，无非于此，就是“贵乎自得”的锻炼。这里，阳明把儒家弘扬的道义论在更具体的日常生活层次里凸显了做人的普遍、客观义务，而且此道义、此义务是每个人心中具有的先验存在，它就是良知。要学到发现“良知”之“义”，发现的途径和方法，本身就蕴涵在良知里面的“头绪”。其实，它就是一件事。乃谓“致良知”。阳明如此描绘：“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这是阳明“学与熟”的高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