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四节 归根结底，熟在“致良知”上

　　阳明“道义”论的廓清，并未到此为止。他又在这样的问题里，继续扩展出它的品位和意义。

　　志与熟，学与熟；熟有久，久在熟；求到一个根子上，就是熟在“良知”、久在“致良知”。阳明在论及为学工夫时，大致地作了这样的概论：“今且只如所论工夫著实做去，时时于良知上理会，久之自当豁然有见。”《传习录》更有着见：“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存在“工夫有未纯熟”，也只是在“致良知”上不通。阳明悟出的是：“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着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对此，他经常以熟在“良知”上规劝门人子弟：“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后，自无此矣。”阳明把儒家的“熟仁”观，以熟在“良知”上，别有一番儒家精髓理喻的，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不妨专论一下：

　　1、“良知”是体是用。对此，阳明有个界定，叫“体用一原”。他是这样规定的：“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而“良知”人人皆有：“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既然良知人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良知蒙蔽呢？良知本身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人们有“昏蔽”，使良知掩盖。“熟仁”，就是要不断恢复良知本体，只要人们恢复、用功，就能显示良知，这就是阳明要求的“致良知”。所以要在“用”上多做工夫。本来就是“良知”的体之用。

　　阳明这里有个发挥，认为这是“作圣之功”。首先阳明将其定义为“精一”，“精则精，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一则精，一则明，一则神，一则诚：原非有二事也。”“然而作圣之功实亦不外是矣。”因为“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良知”不是抽象的，化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里，就是理、就是减少私欲，“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现实生活的礼乐名物，也是普通人遵守和实践的标准，阳明称为“道心”：“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这个“作圣之功”，是普通人和圣人都必须经历的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熟仁，是对任何人而言的，成人和成圣，就是一个良知的作为。这里，也就蕴涵了一个平等的事实观，即凡人和圣人，共同拥有良知。满街皆是圣人，无非就是来自于这共性的“良知”。也就意味着，大家都要自“熟仁”走来。因为“良知”在人那里，即是体又即是用。

　　然而，阳明看出，圣人与凡人虽然都有那个“良知”，但还是有些差别，所以凡人要做更多的熟仁，方可彻底清澈那个“良知”。他这样说道：“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自难泯息，虽问学克治也只凭他；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学与熟，似乎在“作圣之功”里，与儒家的道义，有某种连接。

　　2、要在良知上真切体认。因为良知是体是用，所以阳明提倡：“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熟在良知，是对做人做事做官来讲的，因而人、官应该一律看齐于致良知。作圣之功又化在这里讲了：“自己良知原与圣人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体认良知，也是凡人和圣人的共同一件事：“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就是事实物物上体认道义、体认良知、就是致良知。

　　阳明说“义即是良知”，也把“义”说为“宜”，恰恰就是体用上讲良知、成为道义，这样的道义论还是阳明能够培育得出，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那个“致良知”。说到在良知上的真切体认，既然包含了熟仁的动机，阳明要去寻迹人的心身中“培养本原”的道义内化力。他发现了孟子“养气集义”说的此中向度。

　　为此，阳明引人孟子“集义”说去张扬他的致良知，并以“集义只是致良知”来阐释儒家和《大学》的真义：“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阳明也认为，孟子所谓“勿忘勿助，深造自得”，就是获得了“义理自熟”，它是一个“集义养气”的过程，“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孟子的“集义养气”是孟子的熟仁环节，所谓阳明的“后学”之道，就是熟仁之道，“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山川水一般。”阳明从“活活泼泼”的“随时随地”致良知把儒家的道义论散落到人世间的方方面面，使道义化为了具体的行动过程，从而部分地实现了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理论困境。这是阳明“熟仁”最具实践能量的道义论廓清。

　　3、要在良知上“造诣至熟”。阳明吃透孔子熟仁之“仁”，并以自家的良知和致良知，获得了对于孔、孟之“仁”的至熟把握。他总结其生平讲学，无非于此：“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孔子的“仁”，孟子的“恻隐之心”，《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一头，阳明以其自家体认的“良知”，涵盖精致，表里如一，真也是“活泼泼”的。他批评这样一种“造诣未熟”的态度或学风，就是未识得和把握“仁”：“到此已是识得仁体”，阳明确认其此，就是一种“无间断”识得、把握“仁”的熟之功夫，对此，阳明一再强调和突出这样的“造诣之熟”：“则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间，非必自其不睹不闻而存养也。吾兄且于动处加工，勿使间断。”并且也融儒家各论熟仁之精髓，挖掘共同性精华：“承喻仁字之说，足见用力之深。（朱）熹意不欲如此坐谈，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择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笃志而力行之，于动静语默间，则久久自当知味矣。”

　　“造诣至熟”，是求得熟仁，称为“活泼泼”的，也是良知的“自得”，得什么？得“道”。怎么样得“道”？这就是对“仁”的“造诣至熟”的结果。所以，阳明转变一下视角，确认其为“道义”与“德性”的内修问题，正如他说的：“切磋于道义而砥砺乎德业”。而它最终要达到的境界，乃是天道人道的合一。这一切，都是借助于良知的实现而实现。

　　阳明说：“君之笃志若此，其进于道也，孰御乎？”如何“进于道”？阳明著《修道说》，讲得清晰：“率性之谓道，诚者也；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而过焉，不及焉，离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尽心知性乃知天，天道即良知，阳明感慨：“呜呼！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人的良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一息不在运行之中，这样生生不息，还会不能达到“造诣至熟”吗？他在《自得斋说》竭尽发挥孟子“自得”说，阳明与之技进乎道去落实熟仁的空间，他说：“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谓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于外求？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赜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无所谓深造之者。然亦辞章而已耳，训诂而已耳，技艺而已耳。非所以深造于道也，则亦外物而已耳，宁有所谓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达道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于左右逢原乎何有？”这篇一气呵成的“自得”说，中心意思就是讲道优于技，熟仁就是技进于道，“技”的娴熟最终是为深造以道服务的。朱熹对孟子这段话也很感兴趣，也颇有熟仁之感悟。但是，阳明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讲进于道，阳明是把握性与天道一致，在致良知的过程里使致知层次转向为进于道的服务，有些“得言忘意”的情景，通过这里，实现了性与心与道与万物一体。这在阳明看来，“造诣至熟”，就是良知彻底发现，就是天人合一的大善局，就是一个致良知，熟仁，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