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五节 做人与做官：都在道义论上做文章

　　道义论上看出，阳明的熟仁观，有二个一致的用心，即做人和做官。说其做人用心，是以致良知达到做人完善结局；说其做官用心，是以致良知达到仕途开拔。而二者都以阳明“立志”说为基本出发点。也就是我们评价其为“意志”说。

　　阳明这里的观点，首先要厘清一点，就是：他是基于孔、孟儒家“道义”论立场来规划自家文章。他有个综观，讲得执著：“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一而已”，就是儒家的道义一直贯穿于古今，它源自于孔、孟一路。有《尚书》、《易经》、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虽为各家自说，但是基本精神一以贯之，这就是儒家道义的真实传承了。尽管后儒有些“变样”、甚至“走调”。然都无碍儒家道义的真谛和真传。阳明就认为他自己就在做这样的传承。

　　做人和做官，都在道义论上做文章。究其之实和之要，阳明是有所发挥的。这个理论体系也是紧密连接着他的熟仁之说，或者说，是其熟良知、致良知的应用和实现。综观地来分析一下，有这样的脉络和思路：

　　1、源头上找到，立志说。在《示弟子立志说》，阳明开宗明义：“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当然，立志也是不易事，熟仁，就是首先要立好志，孔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阳明再次引孔子十五有志至七十不踰矩，来说明立志之于熟仁的意义：“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踰矩’，亦志之不不踰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立志，有立很志，也有立坏志。阳明立志是放在立个致良知上，才见得个天理人欲之辨。“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对做人来说，就能够见之于圣人胸怀和义理；对做官来说，就能够显之于清廉和职责。集中在人欲和天理的较量上，有此立志，就能够胜过一切之枉，如懈怠、贪婪、傲慢、浮躁、嫉妒，这是做人做官最忌讳的：“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妬心生，责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在天理人欲之间，一层良知的责任心和志向义务，是每个做人和做官都少不了的“志”。这就是源头上的正义和道义，立志于此，良知里实乃包含了这做人做官的一切大小道理。像孔子这般的“不踰矩”，就是熟仁的到来，它源头于立志矣！

　　2、做官的立志，与常人有不同，但立“大人”之志，何谓？阳明借《大学》说开：有人问阳明：“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回答：“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而所谓“立”就是立这个“一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当官的，要解决一个“亲民”的官民关系，对此，阳明接续而言：“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阳明揭示了《大学》的“内圣外王”在这里的特殊意境：“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那“尽性”又何谓？是那“良知”为根本。《大学》的那段著名话讲的是三样：至善、明德、亲民，怎么样“尽性”见之？阳明这样说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那致良知决非是空洞抽象，在现实生活里，就是官要对民的体爱，因为官、民、人、君、万物，乃是一体之物。这使我们想起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阳明发挥的也无非于此，所不同的是，阳明是在良知的心头看出了“一体”的尽性所然。所以，阳明点破：“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于是，“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内圣外王，做官的立志方向，还是一个致良知。在这个基础上，《大学》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的所谓“内圣外王”路径，从功夫上讲可以分个先后次序，而从体（即良知）上讲就无需分个先后次序了。万物一体，在良知中活泼泼地尽性显示，做官的立个良知本身就是致良知于万物一体了，贯彻在行动中，就会出于自觉去尽官德的义务了。阳明的期待，或许也是孔、孟以来儒家官德的整个期待！

　　3、修身立德，立政治民。阳明从儒家道义论立场，提倡立志，但对官员来说，所立志，须有特殊些，也就是要高出于一般普通人的立志。（虽然一般普通人的立志也不会就比当官的低！）阳明这样评价过皇帝即位改元年的政治意义：“改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清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这就是说，做官应该处处以正心为本。先立乎立正一个政治道德，立政立德，就是立个开始做成大事的始基，可以开个“端本清源”的大方向。这也是一个良知的特殊功能。有了这样的大根基，就有利于仕的行为。如在《传习录》，阳明对“仕”，有过这样的洞见：其出而仕也，以良知之明，破其私欲功利之见。为此，阳明称其为这是一个“诚心实意之所在”、“良知之明，万古一日”的道义。所以，阳明肯定，在道义论上的彻底规划，决不使仕途中出现偏离这个道义、这种方向。这是做人、更重要的在做官上，是绝对必需的。阳明自己的做官生涯，似乎也验证了这个道理。

　　做人做官，熟仁的道理似乎在阳明的道义论规划里，获得了某种积极的发展方向。综观以上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可以从阳明本人的仕途里，得到某些应验。对此，我们挑出几篇阳明任官后的“奏疏”（从弘治十二年到正德五年后），他本人也正是如此地对待他的仕途。其中有熟之体会、尽责之义务意识、道义论情怀。

　　《陈言边务疏》：“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彼又素熟于边事，加之以积惯之余，其与不习地利，志图保守者，功宜相远矣。”“熟训练以用长。”--对于边关之事，要求熟；培养地方官吏和军人士兵，也要求熟。这是化“熟仁”为方法。还有诸如此类的说法：《批岭西道立营防守呈》：“巡行惯熟，远近不疑”；《批岭西道抚处盗贼呈》：“极功巧习熟”，都有这样的意义。

　　《乞便道省葬疏》：“此系国家大事，臣子之义不容舍之而去。”--这是尽其职责的义务意识，很强烈，虽然他效忠的是一个帝王统治时代。

　　《旱灾疏》：“雨暘时若，江西之民亦已废耕耘之业，事征战之苦。”--这是体现恤民之情的儒家爱民的政治道义。

　　《四乞省葬疏》：“夫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为天小之大戮。”--这是坚持了在家为孝子、在外为忠臣的儒家基本政治价值观。

　　当然，必须指出，王阳明，毕竟是作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整个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建立在为明王朝出生入死的立场上的，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和他的事业，我们要作历史和阶级的分析。尤其是他在对待农民起义的立场和镇压，我们不能给予过多的积极评价。但是，阳明在熟仁的儒家思路里，开拔出他自家的哲学气象，包括他的致良知，是儒家官德理论体系的一朵亮丽“奇葩”，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最后还指出一点，整个有关阳明熟仁的分析，我们并没有涉及到阳明吸取和融化的佛学观点，因为阳明对于佛教，是比较宽容的，他说：“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由于本文的分析是集中在儒家的道义论中的儒家官德，而且在这个问题上，阳明也是主要以儒家立场来论述相关问题。如果要继续展开阳明与佛学的关系，那就要在另外的文章里来进行深入的检讨。

　　§§第二十六章 “熟仁”在治道中的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