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钰莹不该发生的故事

我与杨钰莹不该发生的故事

今天出版的《南国都市报》刊登文章，说早在1998年，记者曾因报道杨钰莹“相夫教子”遭灭顶之灾。

　　下文为该记者陈述：

　　1998年2月15日到18日(我新闻从业史上最耻辱的4天)，当时我还在《成都商报》文化新闻部做娱乐记者，因采写了一篇《杨钰莹诀别歌坛相夫教子》的报道而遭受“灭顶之灾”。

　　采访是在2月15日中午进行的，当天成稿，当天发稿，2月16日见报。从见报当天下午开始，直到17日深夜我在《成都商报》副总编辑陈舒平(现为总编辑)的办公室和远在香港的杨钰莹通完电话，这期间，来自广东、四川的说客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威胁，将我彻底丢进了深渊并遭受了“灭顶之灾”。1998年2月18日，《成都商报》迫于各种压力及保护自己的记者，由文化新闻部出面，为《杨钰莹诀别歌坛相夫教子》这篇报道在报上公开向杨钰莹和读者道歉。

　　实际了又未了……

　　欲说当年好困惑。事情已经过去了5个年头，本不愿再提起，但随着杨钰莹的复出和另一位当事人赖文峰尘埃落定，我想，如果不把当初的这件事说清楚，如果不把来龙去脉理顺，我冤是小事，被蒙在鼓里的读者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前年，我来到了海南，成了《海南日报》旗下《南国都市报》的一名娱乐记者。岛上充满希望的蓝色氛围给了我回头看看的勇气，不管杨钰莹是炒作还是其它，我想，说出来并写出来都是为了恢复曾被破坏的原则。

　　也许，在我还是在杨钰莹，当初我们都只是某类人的工具。

　　心里祝福自己的同时更祝福杨钰莹———一路走好！

　　1998年2月15日，初春的成都，乍暖还寒。一大早我蹬着自行车往报社赶，因为今天要采访杨钰莹，我必须提前做好采访提纲。在那段日子里，我是每天最早到报社的记者，因为报社特殊的用人机制，我不敢有丝毫怠慢。下午3点多钟，我采访了刚从香港回到广州的杨钰莹，我们之间聊得还算比较投机。晚上，稿件上版，第二天，《杨钰莹诀别歌坛相夫教子》的报道见报。新闻中心曾茜和朱玲通过传真机，把这篇报道传到了全国几十家报社(互联网在当时还不发达，《成都商报》和全国兄弟报纸的稿件往来靠的都是一台传真机)。

　　采访杨钰莹是因为我在头天接到的一个电话。

　　2月14日，我接到广东一位音乐人打来的电话，他曝出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杨钰莹已正式宣布推出歌坛！他对我说，可以把详细情况告诉我，只是希望不要把他的名字披露出来(危机就此埋下)。我对他说，你尽管说，我会遵守我的承诺，不把你的名字披露出去。直到今天，我都在信守着我的承诺。

　　实际上，这位音乐人向我披露了很多杨钰莹从1997年夏天到1998年春天的事情。比如，杨钰莹是怎么嫁给厦门的一位房地产商人的，是如何和这位商人在香港定居的，又比如，这位商人是厦门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的侄儿，名字叫赖闻风等等。当时，这位音乐人不知道赖文峰的名字到底是哪两个字，他说可能是“闻风”二字，他还顺口说出了“闻风而动”这个词来为他的猜测佐证。但基于慎重考虑，我在最后的稿件里还是把赖隐去了。

　　在采访杨钰莹的整个过程中，我丝毫没有提到“赖闻风”三个字，因为在当时，我们做的娱乐新闻远不如现在这么“八卦”。

　　骑车送儿子到学校后，我在街边的小吃店要了一碗面，正在吃，接到北京电话，之前预约的采访那英有门了。赶忙回到报社，拟就了采访提纲。

　　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连着耻辱降临了……

　　下午，我正在外面采访，文化新闻部的责编郑晔打电话给我，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报社。一路上我都在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这么着急吗？见到郑晔才知道，出大事了！《杨钰莹诀别歌坛相夫教子》一文被曾茜他们传到《羊城晚报》后，该报记者肖执樱找到了正在广州的杨钰莹，希望杨钰莹进一步就这篇报道接受他的采访。杨钰莹当着肖执樱的面否认了曾接受过我的采访。随后，杨钰莹将这篇报道的内容告诉了她的姐姐、当时在广东省高等法院工作的杨岗X。

　　当天下午3点，肖执樱把电话打到《成都商报》文化新闻部，得知我不在，他直接和郑晔通了电话。

　　5点多钟，我顺利地采访到了那英，当天晚上发稿后，我很快回到了父母家里休息。

　　深夜时分，肖执樱打通了我的手机，希望我告诉他消息的来源，我只对他说，是一位不认识的人打电话告诉我的，但电话是从广州一家有名的唱片公司录音棚里打过来的。

　　肖执樱很执著地请求我，告诉他消息的来源，我坚决地拒绝了，但我透露了采访杨钰莹的经过。

　　但杨钰莹和她的姐姐杨岗X已经死死地盯住了我。姐妹俩一直对外宣称，我没有采访过杨钰莹，报道完全失实。肖执樱也很快在《羊城晚报》披露了他采访杨钰莹姐妹俩的消息。

　　一时间，我成了一个假新闻的杜撰者。我非常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把“赖闻风”或“赖文峰”的名字给捅出来。

　　郑晔代表报社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背包袱，并要求我尽快写一份详细的采访经过和消息的来源。同时，报社领导也在和杨钰莹的姐姐杨岗X交涉。

　　事情到了非常复杂的地步。杨岗X要求我和报社承认“报道失误，未向杨钰莹核实……”等。

　　晚上9点，我被郑晔叫到副总编陈舒平的办公室，陈副总编再次询问了采访经过。他说，目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们的采访又没有录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我们采访过杨钰莹，而且杨钰莹和她的姐姐坚持认为，我们的报道全部失实。我心里非常不服气，但我没有表现出来。

　　陈副总编告诉我，杨钰莹这个时候正在香港家中等待我们的处理结果。实际上，陈副总编在见我之前，报社的领导班子经过开会研究已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在报上向杨钰莹公开道歉；第二，由我马上打电话到香港，向杨钰莹亲自道歉。

　　接近夜里11点时，郑晔用陈副总编办公室的电话，拨通了杨钰莹香港家中的电话，她代表报社向杨钰莹道歉。我站在旁边很不自在，我们到底错在哪？干吗要道歉？

　　郑晔说完以后，我拿起了话筒，对着话筒，我说：“杨钰莹，我向你道歉！希望能等到你和你姐姐的原谅。”说完后我想马上挂断电话，郑晔示意我多说几句，陈副总编也希望我不要这么快就挂断电话。我又接着说了很多诸如“现在听不到你唱歌了真可惜”等等表示遗憾的话……

　　已过子夜，陈副总编目送我走出他的办公室，郑晔又把我送到电梯间。

　　我真想哭！随后，我和《华西都市报》的朋友去了位于琴台路的廊桥酒廊。我对他们说起了这件事，希望他们明天先看我们的道歉启示。

　　我一夜未归。天一亮，我打的飞奔报社……

　　白纸黑子、准确无误，我拿着当天的报纸，读到了两个非常刺眼的字：致歉！

　　具体内容如下：本版2月16日刊载的《杨钰莹诀别歌坛相夫教子》一文，因记者采访失误，未向杨钰莹本人核实，致使文章内容失实，特向杨钰莹及广大读者致歉。文化新闻部

　　我丢开报纸，抬头向窗外往去，蓉城初春的天空依然是灰不遛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下起了小雨。

　　两个月以后，我离开了这家报社。走的那天，社会新闻部的美女记者吴菲和体育新闻部主任李承鹏把我送出了大门，我一直回头望着他们，望着伫在成都市书院街1号的这幢大楼。

　　大楼里的《成都商报》给我带来了太多的荣誉，但我还是必须离开她！

　　我离开后的第3个年头，杨钰莹重新回到了内地，开始了她的复出之旅，而我踏上了自己的天涯之途。

　　我以青春为代价！杨钰莹以初恋为代价！回头看看，好像谁也没有赢过！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答案，但是，我还是打心里祝福杨钰莹———希望她永远快乐！

　　我呢？依然好奇！

　　新闻链接：成都日报评论：《杨钰莹，你真的撒了谎！》

　　8月初，杨钰莹在电视上回忆初恋，还撰文道出自己“单纯而真实”的故事，满怀屈辱状称：那辆红色“宝时捷”与自己没有关系。我曾写了一篇《某歌星不是杨钰莹，是谁？》的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昨天，各大媒体刊载了厦门远华特大走私集团第一批动产即将公开拍卖的消息。

　　报载，“拍卖的38部各种车辆中，包括赖昌星侄子赖文峰送给歌星杨钰莹的大红‘宝时捷’跑车。”显然，杨钰莹与那辆跑车，决非如她所言的仅仅是“看见过”的关系，这位“流言蜚语”中“很受伤”的甜歌星，现在看来的确对公众撒了一个大谎。记得当初探讨“某歌星”到底是不是杨钰莹的时候，有人说这是吃饱了撑的，还有人呼吁放过合法公民杨钰莹。但如果一个公然向公众撒谎的歌星，仅仅因为她是合法公民就可以被放过的话，那么请问，我们今天大力推广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意义何在？现代文明社会视为基础的“诚信原则”从何谈起？

　　除了法治之外，社会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一个谎话连篇的公众人物，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这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撒谎就是撒谎，无论多么楚楚可怜，无论用多少“单纯”“真实”的字眼，终究无法掩盖其谎言的实质，更何况公然面对大众撒谎。

　　林肯曾说，“一个人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也可能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杨钰莹月初说的谎言月底即被戳破，就是最好的明证。那些善良的被她“单纯而真实”的故事感动了的人们，请睁大你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