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诬称福建鳗农养“毒鱼” 鳗鱼出口可能垮掉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4日报道：张秀国很清楚：发牢骚是没用的。同样，办公室里的片刻休息也不会带来多少积极影响。可他就是扭不过这个弯来——这位福建省福清市的鳗农坐在沙发上，双手在空中猛扇，声音大得像是敲锣，眼睛直愣愣地瞪着那扇紧闭的门——门外有七十口室内鱼池。

这些鱼池是张家五兄弟的全部，也是秀生养鳗场的核心。上百万尾鳗鱼生长在这18亩鱼池里，养它们的是十口从地下百米左右取水的井。鳗鱼每天吃两顿饭，也洗两回澡（或者按老张的话讲，鳗场每天都要排两回污）。至于那些残存的鳗粪和废水，则会通过管道，被引入邻近的排污沟里进行光合降解，直到入海。

跟不少同行一样，秀生养鳗场是地方烤鳗场的原料供应基地。在与烤鳗场签订协议后，日本就会成为这些鳗鱼的最终目的地。然而，2007年7月间，国际媒体对“纸包子事件”的恶意炒作事件改变了福清市水产出口的命运。出口订单突然之间成为了多数烤鳗场的奢望，而鳗农们则很快发现，他们的产品无处可卖。

在风险面前，单干已久的张家五兄弟决定合养。但是几个月后，鳗鱼市场依旧每况愈下。张秀曾想过就此收手，但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的他已经不能说放手就放手了—— “我们五个兄弟，一家借五家，你算算这要借多少钱？”他表示，如果时间能倒回自己刚开始养鳗的1993年，他“就肯定不养了”。

《纽约时报》：“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那些外国记者太没道德了。像我们这样合在一起搞，一发财，整个家族都发达；一亏损，所有亲戚全完蛋。我们怎么可能拿自己鳗鱼的质量开玩笑呢？”

对于老张的困惑，这个县级市的120万居民，尤其是官员、产业协会代表和鳗农，无不感同身受。

福清早在明代就获得了“侨乡”的美誉。1987年，农民杨宗龙赴日考察后在此建立全国首家养鳗场，揭开了当地鳗鱼养殖加工业大发展的序幕。在杨氏成功经验的鼓舞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开始养鳗。时至今日，福清的鳗产量已稳占全国产量的三成以上。

然而，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2003年前，我们用药很频繁，”50岁的渔溪镇书田村曙光养鳗场的大股东刘后俊告诉记者。

“但我们养鳗的那套都是从日本学来的，”他解释道。在1996年跟弟弟刘后斌一起创立曙光之前，两人共同的留日经历为其创业奠定了基础。

2003年以来，日趋严格的国家政策使非法用药无路可寻。2006年成立的福清鳗鱼协会更是担起了统一购买和配送渔药的责任。

去年12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2400余字、中译文本与录音齐备的长文。文章借其所谓在福清实地采访而得的证据，指责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该文声称：“为确保鱼的成活，水产养殖者用混入非法兽药的饲料喂鱼，使含有毒性、致癌性药残的水产品进入市场，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福清：“这里的水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纽约时报》的说法，福清的水产养殖户和官员们都表示了强烈反对，称其无任何事实根据可言。

“养鳗过程中，主要的污染物是自然形成的氮、磷和鳗粪，”福清环保局副局长谢何杰说。“养鳗场越多，对水质的环境压力也自然就越大……但这些污染物都是能够自然降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渔场再多，恐怕也不能说水就会变得‘有毒’。”

“更何况，水中的氮、磷含量对养鳗不产生任何影响，”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陈任平说，“而说到用药，现在谁还用禁药，谁就肯定亏本。普通养殖户根本不敢，也没地方买非法兽药。”

福清的养鳗场多集中于其西部的渔溪和上迳两镇。在此，养鳗的水源来自于山泉水、地下水和几个分散的小型水库。

“不管是在这两个镇里，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鳗鱼对水质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工作在监测一线的市农业局执法大队队长庄政说，“再说了，毒水里怎么可能养得活鱼呢？”

而在张秀国看来，他家场里95%的鳗种都是欧洲鳗的事实足以说明其水质的安全可靠。“跟日本鳗比，欧洲鳗得要更好的水才能养得活。”

刘后斌对此也表示了强烈的赞同，他说，“我们的水都能养得活欧洲鳗，你说这水质还能差得了？”

“养鳗可不简单啊，”刘后俊说，“谁说它门槛低的？非但不低，养鳗的水质是最高的，因为它技术含量高。鳗苗刚引进来的时候，跟火柴棍一样细。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心思？养鳗鱼的水必须是恒温28摄氏度，上下不能超过0.5度。多少回多少次，我们两兄弟昼夜轮流查水温。”

对水产养殖户们而言，水质从来不成问题——刘氏兄弟“都是吃这个水长大的”。刘后俊向来用自家井水泡茶，因为“自来水泡茶不好喝”；而张家人所在的柳瘄村更是曾经的海滩。张秀国说，这里清澈而稍咸的地下水“是老祖宗留下的宝”，“养出来的鳗鱼更好吃”。

在他们的养鳗场以北不远，步履岭横贯东西，将福清大多数的水产养殖户与当地的主要水源——龙河流域分割开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龙河流域的水“已为造纸厂和屠宰场倾泻的垃圾所影响”。在这条河的上游是福清最大的水库——东张水库，有超过一万人居住在水库边的东张镇上。而《纽约时报》的文章声称该水库的水“甚至不适与人体接触”。

“福清历来缺乏水资源。即便是今天，我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也还不到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半，”谢何杰说，“所以，我们才在1958年建起了东张水库，为解决福清水资源贫乏现象做出了贡献。而现在，环保总局的检测结果显示，我们这座已经有50 年历史的老库也只是轻度富营养化，比全国湖泊平均的中度富营养化水平都要好。”

东张水库管理局局长陈天赐强调说，水库在1999年开展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排污行动已经彻底解决了其水质曾经存在的些许问题。

“我们的水质在三四类水之间，”他说，“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环保总局从2005年起公布实施了新的、类似‘一票否决’式的水质监测标准。根据该标准，湖泊和水库的水质是由其最差的一个指标决定的。我们的大多数指标都是一类，但少数几项指标，比如氮、磷含量，是在三四类间。”

“2007年3月5日是枯水期，水本来就少，死亡的藻类也比较多。那天所做的检测，的确查出我们的氮含量比四类水要差一点。但我们的水，不论作为饮用水还是养殖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重视环保是一种自觉的行动，”2006年在湖南退休后被返聘为东张水库总工程师的江惠龙说，“我们自己老婆孩子都喝这的水，我们能不重视吗？”

为保护水质不惜血本

为了保护水质，东张镇的居民付出了惊人的牺牲。为水库建设创造空间的大规模搬迁行动在此地开始时，镇上三星村村民周元桂才三岁，而今年他已经54岁了。75%的东张居民迁居外地。周家先是搬到福州，但不久就搬回三星，因为在市里找不到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在河的上游，不能发展工业。所以我只能养猪。但2004年起，市里连续下发了一系列通知，要分批拆除所有的养猪场——这样能更好地保护水嘛。但现在连猪都养不了了。大家的猪场都拆了，我的到2006年11月也拆了，还拿了4万6千8百块补偿款。”

福清在2006-07年间共拆除了472家养猪场，周元桂的猪舍只是其中一家。政府为此投入了6千6百万元。

“村民们开始不理解，”谢何杰说，“但现在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水质保护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在猪场被拆后，许多村民还是只剩下了种田这一条老路。这是对地方经济的巨大打击。但官员们认识到，在水质保护这个艰巨的长期目标面前，暂时的经济停滞算不了什么。在拆除污染源的同时，当地政府也加强了环保工程建设，例如兴建污水处理厂等。

2006年12月，王金松成为三星村倒数第二个猪场被拆的农民。不久，他和儿子就去别处做生意了。从他猪场原址开车只需一刻钟，就可以到达最近的一项环保工程的施工地点——福清的第二家污水处理厂。在龙河边上，工人们正忙着接起长长的排污管。处理厂将在年内建成，届时在东张水库下游的福清最后两家废纸浆造纸厂均将关闭。



福清水产养殖业前景堪忧

“据说我们是美国2007年拒收中国进口水产品记录之首，截至11月，43项产品全部含有非法药残，”福清国检局副局长陈辉说，“这些人是不是把拒收和自动扣留搞混了？”

“我们的记录显示，市里到目前为止，2007年共出口81批900吨鳗鱼到美国，另有5000吨出口日本，无一拒收；266批4000多吨对虾出口美国，只有一批拒收。鳗鱼是美国海关自动扣留我们的五类水产品之一。自动扣留和拒收是一个意思吗？”

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迄今为止福清鳗农们最难捱的一段时光。“只有很少的养鳗户能拿到银行贷款，因为日本鳗鱼市场的价格波动大，风险大，坏账多，农民又没什么像样的抵押物，”福清鳗鱼协会主任刘明龙说。

“再这样下去，整个行业就垮掉了，”协会副秘书长林春银说。

如果行业垮掉，一切将会怎样？刘后俊已经买不起他心仪的小汽车了；或许很快，张秀国18岁的宝贝儿子就无力再接受高等教育，只能继续从事他父亲已经开始后悔进入的养鳗业了。而像他们一样在鳗鱼养殖和加工战线上奋斗着的一万多名福清农民，又当如何呢？

二月份就该投苗了，但刘后俊说：“价格不好，没人投，因为没钱。”没钱，没出口，也没有成熟的国内市场——鳗农们能做些什么呢？就像张秀国调侃的那样：“我们干嘛还坚持养？为全球消费者做贡献呗。”（《中国日报》记者胡亦南 编辑 董猛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