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袭案第二天即8号,王方辉回到现场,接受了法国最大电视台TF1采访。(王方辉供图)
恐怖分子对着王方辉公司的玻璃门开枪留下的弹孔。(王方辉供图)
案发15分钟后,警察、消防车等出现在事发现场。(王方辉供图)
10号,王方辉和几个中国同事在《查理周刊》门前点燃蜡烛,放上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是查理”。
(王方辉供图)
《查理周刊》恐袭案华人亲历者详述遇袭幸存经过
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之前,两名恐怖分子曾闯入《查理周刊》隔壁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王方辉恰好在签收快递,与他们撞个正着,并被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以冲锋枪指头。1月18日下午,北京,回国处理事务的王方辉,向凤凰网详细讲述了他所亲历的惊险一幕。
口述:王方辉 整理:陈芳
谁也说不准不会给我一枪
怎么也没有想到电影里的情节会在我的生活中真实上演。
那一天(1月7日)大约11:20,我正在签收快递,听到门口有些响动,转身一看,两个手持冲锋枪、身着防弹背心的黑衣蒙面人出现在面前,脑袋“嗡”的一声,想是不是执行特殊行动的警察。此时,邮递员已经吓呆了。
其中一个蒙面人迅即转身出门,留下另一个——就是视频里看到的一枪爆头警察的那个(因为只有他是全黑装束,另一人的防弹背心上有咖啡色带子),用枪指着我的头厉声说:“蹲下,蹲下!”
我没反应,哆嗦着傻问:“你们是谁?”他说了一句:“别害怕,不会伤害你们”。这名恐怖分子四下看了看,再次厉声说“蹲下!蹲下!”,随即抬手向我们旁边开了一枪。
这枪穿过一扇门,在玻璃窗上留下一个弹孔。这是《查理周刊》恐袭案的第一枪。我现在亦很奇怪,他开这一枪是为了震慑我们吗?不担心枪声会引起警觉?从他的举止和说话腔调看,他们很冷静。
枪响之后瞬间,我极度恐惧,眼睁睁地盯着指向我的枪口。我后退一步,高举双手,连声说:“Ok,OK”,这时我脑子里闪过是抢匪的念头,但即使这种场面,也从来没想过会真的发生。
就在极度恐惧之时,这名恐怖分子似乎得到了(外面)同伙的示意,迅即离去。
他们一走,我心里骤然放松,腿却发软。赶紧拉门关上,关门时清楚地看见是两个人,背对着我喊叫着向楼道另一端冲去。后来在警方询问时,我确定看到的是两人,而不是各种传言中的三人甚至更多。
这时我的一个法国同事才从关着门的里间出来,奇怪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法国女同事就在被击中的门后面伏案工作,子弹从她的身后半米左右穿过。她一个下午都给吓得想想就哭。但当时我的两位法国同事都没露面,在杀手眼里,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和一个女邮递员。
由于那一枪,我们的房间里弥散着硝烟味,赶紧打电话报警。就在我们报警的时候,连续听到枪声,很快就响成一片。我们在报警电话里对警察说:“有两个蒙面人进了我们办公室开了一枪,请你们赶紧过来,这里是某某街某某号,请你们快点过来,他们在到处开枪……”我们报警和连续枪响相距也就一分来钟。
后来得知两名恐怖分子短时间内枪杀12人,他们进入10号楼之后,先是将一个楼道维修工打死,另一个生命垂危,他们和查理周刊毫无关系。为何惨遭毒手,是不是妨碍了杀手?谁也说不准,他们会不会给我和快递员一枪……
恐袭之前数月警车曾在楼下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他们为何会闯入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和《查理周刊》在同一栋楼里,楼里有七八家公司,我们是6号门,《查理周刊》是10号门,两边各自有电梯,我此前也从未到过10号门。后来才知6号门和10号门之间有一个内部走道相连。他们闯入我们办公室,难道是来找这个走道?但有目击者看到他们是从6号门出来后又进入10号门的。只有等警方最后确定他们的路线了。
恐袭之前数月,曾有警车在10号楼下停了三四个月,我们得知是来加强《查理周刊》保卫的。但并没有重视,还开玩笑说《查理周刊》搬来,把警察也招来了,弄得我们都不敢随便停车。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完全没想到真会有危险发生。
密集枪响之时,我还趴到窗户边上往下看,法国同事把我拉离窗户。大约15分钟后,警车、救护车出现,我们下楼,送走邮递员。半个小时后,整个街区已经封锁,我们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我们都被集中到对面的一个小剧场里,警察、消防队、医疗队、心理医生等逐个登记。当时里面的气氛太沉重了,很多人在低低哭泣,其中一位家属情绪失控。
在里面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我向门口的警察借口出去抽烟就回,回到办公室。
枪手杀完人在现场高喊口号“替先知复仇了!”想起他们出现在我面前的形象,很轻松。大家看到最多的是那位已经举起手被补枪爆头的警察,这位警察是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的巡警。在这次事件中,另有一名被派来贴身保护《查理周刊》漫画编辑的警察在编辑部里被打死。
第二天精神很难集中
与警察一起到来的还有心理医生,我也在安抚之列。心理医生问我情况,我如实回答,“感觉还好”。
配合警方调查,晚上9点多,我才得以走出警戒线。回家的当晚,我一夜不语、一夜未眠。第二天精神很难集中,说话说着说着就开始走神。
心理创伤肯定会有。很难想象那位被胁迫开门并目睹同事被枪杀的女漫画家,承受的是怎样的心理创伤。她去了趟幼儿园接孩子,在楼道里遭遇枪手,并被胁迫打开办公室大门密码。
第二天(8号),全楼封闭。第三天,也就是9号,我们被特许进入6号门工作,回到了办公室。再回现场,还是心有余悸的。
这一天,我第一次从内部通道去了10号门区,10号门外有警方把守,楼里空无一人。下到第三层,就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迹,沿着楼道里的血迹,就到了《查理周刊》编辑部门前。编辑部的门很普通,并没有特别的标识,没有《查理周刊》字样,只有一张打印的纸张,上面写着“逃脱者编辑部”,是漫画家的幽默吗?因为《查理周刊》此前也受过燃烧弹的袭击,不过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这一次,他们未能逃脱。
10号,我们几个中国同事原路来到,在《查理周刊》门前点燃蜡烛,放上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是查理”。
我之所以这么短时间回到办公室,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走出阴影,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克服恐惧站出来接受采访
当天(7号)晚上,我就收到要求采访的手机留言。第二天,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媒体圈的朋友很快得到消息,恐怖分子首先袭击的是我们那儿,我和他们有正面接触,纷纷提出采访要求。
身边的朋友都劝我不要接受采访,我在国内的父母也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出头露面,担心我受刺激,担心安全,甚至提出让我先回国……
在经历极度恐惧之后,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更何况此时制造血案的两名凶犯还在逃,且巴黎又发生了新的袭击。
那一晚,我想了许多。这种恐惧更多是心理的,我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战胜恐惧?如果我不站出来,可能永远无法战胜这种心理恐惧。还有一点,我自己也是媒体人,拍过纪录片,亲历如此事件,如果不能站出来见证,可能以后我对自己的工作都不再有自信。站出来,既是自我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向法国社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华人和他们也是共命运的。
恐袭案第二天,也就是8号,我回到现场,接受了法国最大电视台TF1采访,做了3分多钟的直播采访,又做了午间和晚间新闻。全法国都知道首先遇袭而又幸运地活下来的,有一个华人。
电视台的人说,如果我有要求,可以脸上打马塞克,甚至声音也可以处理。我想既然站出来接受采访,就彻底一些,不打马赛克、声音不做处理,并在画面上公开了真实姓名。但在身份上回避了公司和职务,只留了“邻居”。我觉得这种事件,不该有任何炒作公司的成份。
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之前,两名恐怖分子曾闯入《查理周刊》隔壁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王方辉恰好在签收快递,与他们撞个正着,并被其中一名恐怖分子以冲锋枪指头。1月18日下午,北京,回国处理事务的王方辉,向凤凰网详细讲述了他所亲历的惊险一幕。
口述:王方辉 整理:陈芳
谁也说不准不会给我一枪
怎么也没有想到电影里的情节会在我的生活中真实上演。
那一天(1月7日)大约11:20,我正在签收快递,听到门口有些响动,转身一看,两个手持冲锋枪、身着防弹背心的黑衣蒙面人出现在面前,脑袋“嗡”的一声,想是不是执行特殊行动的警察。此时,邮递员已经吓呆了。
其中一个蒙面人迅即转身出门,留下另一个——就是视频里看到的一枪爆头警察的那个(因为只有他是全黑装束,另一人的防弹背心上有咖啡色带子),用枪指着我的头厉声说:“蹲下,蹲下!”
我没反应,哆嗦着傻问:“你们是谁?”他说了一句:“别害怕,不会伤害你们”。这名恐怖分子四下看了看,再次厉声说“蹲下!蹲下!”,随即抬手向我们旁边开了一枪。
这枪穿过一扇门,在玻璃窗上留下一个弹孔。这是《查理周刊》恐袭案的第一枪。我现在亦很奇怪,他开这一枪是为了震慑我们吗?不担心枪声会引起警觉?从他的举止和说话腔调看,他们很冷静。
枪响之后瞬间,我极度恐惧,眼睁睁地盯着指向我的枪口。我后退一步,高举双手,连声说:“Ok,OK”,这时我脑子里闪过是抢匪的念头,但即使这种场面,也从来没想过会真的发生。
就在极度恐惧之时,这名恐怖分子似乎得到了(外面)同伙的示意,迅即离去。
他们一走,我心里骤然放松,腿却发软。赶紧拉门关上,关门时清楚地看见是两个人,背对着我喊叫着向楼道另一端冲去。后来在警方询问时,我确定看到的是两人,而不是各种传言中的三人甚至更多。
这时我的一个法国同事才从关着门的里间出来,奇怪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法国女同事就在被击中的门后面伏案工作,子弹从她的身后半米左右穿过。她一个下午都给吓得想想就哭。但当时我的两位法国同事都没露面,在杀手眼里,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和一个女邮递员。
由于那一枪,我们的房间里弥散着硝烟味,赶紧打电话报警。就在我们报警的时候,连续听到枪声,很快就响成一片。我们在报警电话里对警察说:“有两个蒙面人进了我们办公室开了一枪,请你们赶紧过来,这里是某某街某某号,请你们快点过来,他们在到处开枪……”我们报警和连续枪响相距也就一分来钟。
后来得知两名恐怖分子短时间内枪杀12人,他们进入10号楼之后,先是将一个楼道维修工打死,另一个生命垂危,他们和查理周刊毫无关系。为何惨遭毒手,是不是妨碍了杀手?谁也说不准,他们会不会给我和快递员一枪……
恐袭之前数月警车曾在楼下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他们为何会闯入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和《查理周刊》在同一栋楼里,楼里有七八家公司,我们是6号门,《查理周刊》是10号门,两边各自有电梯,我此前也从未到过10号门。后来才知6号门和10号门之间有一个内部走道相连。他们闯入我们办公室,难道是来找这个走道?但有目击者看到他们是从6号门出来后又进入10号门的。只有等警方最后确定他们的路线了。
恐袭之前数月,曾有警车在10号楼下停了三四个月,我们得知是来加强《查理周刊》保卫的。但并没有重视,还开玩笑说《查理周刊》搬来,把警察也招来了,弄得我们都不敢随便停车。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完全没想到真会有危险发生。
密集枪响之时,我还趴到窗户边上往下看,法国同事把我拉离窗户。大约15分钟后,警车、救护车出现,我们下楼,送走邮递员。半个小时后,整个街区已经封锁,我们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我们都被集中到对面的一个小剧场里,警察、消防队、医疗队、心理医生等逐个登记。当时里面的气氛太沉重了,很多人在低低哭泣,其中一位家属情绪失控。
在里面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我向门口的警察借口出去抽烟就回,回到办公室。
枪手杀完人在现场高喊口号“替先知复仇了!”想起他们出现在我面前的形象,很轻松。大家看到最多的是那位已经举起手被补枪爆头的警察,这位警察是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的巡警。在这次事件中,另有一名被派来贴身保护《查理周刊》漫画编辑的警察在编辑部里被打死。
第二天精神很难集中
与警察一起到来的还有心理医生,我也在安抚之列。心理医生问我情况,我如实回答,“感觉还好”。
配合警方调查,晚上9点多,我才得以走出警戒线。回家的当晚,我一夜不语、一夜未眠。第二天精神很难集中,说话说着说着就开始走神。
心理创伤肯定会有。很难想象那位被胁迫开门并目睹同事被枪杀的女漫画家,承受的是怎样的心理创伤。她去了趟幼儿园接孩子,在楼道里遭遇枪手,并被胁迫打开办公室大门密码。
第二天(8号),全楼封闭。第三天,也就是9号,我们被特许进入6号门工作,回到了办公室。再回现场,还是心有余悸的。
这一天,我第一次从内部通道去了10号门区,10号门外有警方把守,楼里空无一人。下到第三层,就看到地上的斑斑血迹,沿着楼道里的血迹,就到了《查理周刊》编辑部门前。编辑部的门很普通,并没有特别的标识,没有《查理周刊》字样,只有一张打印的纸张,上面写着“逃脱者编辑部”,是漫画家的幽默吗?因为《查理周刊》此前也受过燃烧弹的袭击,不过没有人员伤亡。但是这一次,他们未能逃脱。
10号,我们几个中国同事原路来到,在《查理周刊》门前点燃蜡烛,放上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是查理”。
我之所以这么短时间回到办公室,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走出阴影,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克服恐惧站出来接受采访
当天(7号)晚上,我就收到要求采访的手机留言。第二天,我的电话几乎被打爆,媒体圈的朋友很快得到消息,恐怖分子首先袭击的是我们那儿,我和他们有正面接触,纷纷提出采访要求。
身边的朋友都劝我不要接受采访,我在国内的父母也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出头露面,担心我受刺激,担心安全,甚至提出让我先回国……
在经历极度恐惧之后,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更何况此时制造血案的两名凶犯还在逃,且巴黎又发生了新的袭击。
那一晚,我想了许多。这种恐惧更多是心理的,我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战胜恐惧?如果我不站出来,可能永远无法战胜这种心理恐惧。还有一点,我自己也是媒体人,拍过纪录片,亲历如此事件,如果不能站出来见证,可能以后我对自己的工作都不再有自信。站出来,既是自我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向法国社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华人和他们也是共命运的。
恐袭案第二天,也就是8号,我回到现场,接受了法国最大电视台TF1采访,做了3分多钟的直播采访,又做了午间和晚间新闻。全法国都知道首先遇袭而又幸运地活下来的,有一个华人。
电视台的人说,如果我有要求,可以脸上打马塞克,甚至声音也可以处理。我想既然站出来接受采访,就彻底一些,不打马赛克、声音不做处理,并在画面上公开了真实姓名。但在身份上回避了公司和职务,只留了“邻居”。我觉得这种事件,不该有任何炒作公司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