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过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脱党并不认为是名节大事，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泽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无人敢去议论，党外和国外人士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连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泽东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剎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泽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泽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泽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大陆或大陆人到香港，或大陆亲邻来信，知道大陆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人不能不信。大陆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大陆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大陆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大陆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大陆亲友来信要米、要油、要肉，还有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大陆“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大陆逃来的人，将有关毛泽东残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刘少奇、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泽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直把它存在记忆的资料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泽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对毛泽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泽东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反复加以研究论证，现将我们复印的书籍资料简单介绍于下：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李瑗记载对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按：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泽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间，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按：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干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大陆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按：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泽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还有，毛泽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我们估计：潘心源这个人在中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泽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泽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泽东的功绩向毛泽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泽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泽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泽东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泽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泽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被捕急智脱逃”的故事，是粉饰自己欺世欺人的行为。
中共建国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对抓他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还是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提高了团丁的阶级觉悟，在放毛泽东逃跑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这篇谈话在毛泽东的湖南湘潭故居纪念馆有存稿展出，香港刘济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约两百多字，无须在这里写出。我们估计：这篇谈话是毛泽东本人后来化精神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我们和几个朋友研究了这篇谈话，并找几个湖南籍的朋友参加，认为谈话的语法和语气，完全和毛泽东生前谈话口气和著作风格相同。为什么“被捕脱逃”事件，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党棍子笔杆子如此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伟大领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尽管怎样多方维护，乱真的假货，总会被人识破。用“文革”语句来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上多少疑案，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发覆钩沉，最终都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我们对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有关“被捕脱逃”的疑点提问于下：
第一、毛泽东谈话只说当时被抓的人只他一个，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动并同时被抓，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我”是自己一人，而“我们”是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识。毛泽东只提“我”不提“我们”，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诺如此谈，和斯诺谈话以前与他人谈话，包括党内交代，都是用“我”，一贯用来，不好改变也不想改变。当时，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为潘心源、易学铁还有易子义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无人对证，所以胆大妄为，既不脸红，也不心怯，这是道德坠落人格卑劣的表现，能骗则骗，只要骗人能对自己有利，对这样的人即使大骂一顿亦有何用。对他鄙夷一笑，亦觉得不值。
第二、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没有说出拿多少银圆贿赂团丁，但“贿赂”一事是他着力强调的，他忘记了在他被捕以后，他已是民团的俘虏，他身上的钱财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体，都是民团的捕获物。照例，在检查时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要打要押，权在民团头头手里。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贿赂，没有上峰开口，他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人，卒然之间亦难齐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级部队去，可以立功受奖，不担释放犯人的查办风险，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就被捕者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自己行动和放言高论的自由，乱走几步，多说几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三、毛泽东说“士兵答应放我，而队长却不肯”，他没有说明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或全体士兵，也没有说明队长后来怎么能够同意，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真事，还是在说童话故事。像这样的事，没有士兵商量和队长同意的复杂过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泽东意图骗人，可是又骗得不合情理，人们会问：用什么魔术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贿赂?他们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队长由不肯而变为肯，原因何在?不说明其中理由和经过原由，人们永远难以相信。毛泽东喜欢读《西游记》，是否在编造这个“脱逃”故事时，也想过齐天大圣使用过的定身法和动心术的神力。
第四、毛泽东被捕时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而捕他的士兵却是一队，有队长率领，至少十余人，不会是一两个。算他十个罢，几十块钱由十几个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队长多少?给少了，队长会肯吗?更可疑的问题是：士兵接受毛泽东的贿赂，却又给毛泽东留下七块钱做为“盘缠”路费一路走去，真是怪事!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队长，如此大发慈悲。不如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提高了团丁众士兵们的阶级觉悟，使毛泽东不仅得到脱逃，而且一路有“七块钱”路费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如何?只有毛泽东自己一人知道。我们推测：这“七块钱”路费，不是士兵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司令特意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假话连篇，只有这“七块钱”的事是真话。
第五、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关于他逃走以后的事说得非常详细，简直不厌其详，比民团抓他以后和逃跑以前的事详细数倍，如说：“我走到一处高地，那是在一个水塘的上端，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这段描述连细节亦不遗漏，很明显的是毛泽东为了掩饰脱逃神话，而着意捏造出来用以搪塞他脱逃的隐秘的。他原来是被绳子绑住的，怎能挣脱?毛泽东是被绑着的一个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数。即使两个士兵押解一个绑着的犯人，都很难挣脱，何况士兵手里有枪，队长手里也不会没有枪，如果枪响，逃犯很少不会被射中。既然是贿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赶。追赶不上竟至费时费力强迫农民参加，不是故意白费力气。农民没有接受贿赂，搜寻时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出逃犯藏身之处，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泽东有遮眼法，神通广大，否则，那些士兵、农民、包括队长在内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斯诺是个记者，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一个从大陆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说，他也曾对毛泽东这次谈话怀疑过，只是不敢提出;又说，如果照中共“审干”、“肃反”以及文革时期“揪叛徒”方式来审问毛泽东，不“磕烂狗头”(一种严刑拷打的讯问形式)才怪。一般人见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銮宝座，认为“被捕脱逃”事件在他整个历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时找不到有关新的资料，管不了那么多。如今在斯诺的《西行慢记》有关的资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边区小学教师的调查，以及胡长水、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种资料，有主证也有旁证，毛泽东重要关键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样的问题，不被毛泽东抓去枪毙，也会死在打手们的拳脚之下，死于不见血的“非命”。说来一个有“被捕降敌”的重要历史关键问题的人，却用“抓叛徒”的名义和由头，对付政敌并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这真是历史的滑稽戏。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成为专制极权寡头，他就为所欲为。说来，专制极权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泽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晋著《毛泽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社)、《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何键的支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泽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醴陵、平江、安源、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矿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泽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泽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有关，换句话说，毛泽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毛泽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脱险，潘心源、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泽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泽东被捕时候?
第三、毛泽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早不迟，正是毛泽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泽东后来强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余，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熘熘地向不熟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泽东吓破了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泽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泽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泽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当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提出毛泽东的“被捕”历史问题，并不是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一生做了多少坏事，一个历史学家为他细数到三百件，还没有数到他丢弃杨开慧、贺子珍以及到处乱搞女人的事。毛泽东在中共统治区内的形象金光闪闪，比神佛还尊严万倍。中共向来伪造历史，黑幕重重，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发。自然，中共打击报复的“记仇心理”，曾经使无数正直人士受到残酷迫害，使人叹息扼腕。今后，我们决定不再到中共统治区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们以真名发表文章，表示我们揭露中共真相的决心，要把毛泽东从威严尊显的神坛拉下来。在过去几年的调查中，我们已掌握有关毛泽东问题另外两种资料：
一、毛泽东和湖南湘潭籍著名报人何海明的关系问题。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录》和《苏俄的工兵政策》等(二书皆残缺)书中设想和复述及评论，为后来毛泽东搞“供给制”、“人民公社”、“民兵组织”所师法。何海明是否即是为“毛氏族谱”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为何海明后来做了汉奸，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待查。
二、广东一位老教授曾经确实听得他的叔公说过，毛泽东和陈公博的关系非比一般。毛泽东到广东来，得过陈公博的很大帮助。毛泽东到汪精卫兼任的宣传部做干事，是由陈公博引荐的。后来，汪精卫因为事忙，让毛泽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共即以此吹嘘毛泽东是代理宣传部长，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和汪记伪军互相避战，夹击国军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如何能够把这两件事包括毛泽东所有的其他丑事、坏事、怪事，都全部揭露出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幸甚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