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生于山东蓬莱的孟学农，其妻姚明端是中共元老姚依林之女，但孟学农的官运与连襟王岐山相比，着实坎坷很多。2003年1月，孟学农当选北京市长，三个月后，因处理SARS（非典）事件不力，引咎辞职，由王岐山接班。2007年9月，孟出任山西省长；一年后，又因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再度引咎辞职。网友“舟自横”于2009年3月31日，在个人博客发文《孟学农个人的悲剧，体制的悲剧？》指出，孟学农很可能是建国史上唯一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重大公共事件两次下台的省部级干部。让人欣慰的是，孟学农的两次下台后伴随而来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哪怕步伐还是很小，但这也许就是孟学农个人悲剧的正面意义。全文如下。
2010年3月6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北京代表团举行集体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参加代表团团组讨论
新华网北京9月14日电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初步调查，这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鉴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同志、副省长张建民同志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同志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引人关注的是，辞去省长职务的孟学农很可能是建国史上唯一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重大公共事件两次下台的省部级干部。孟学农多舛的官运不由令人惊诧叹息。
两次被迫辞职的孟学农
早在2003年4月，当时任北京市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因处理非典不力，隐瞒病情，在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后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同时遭免职的还有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和张文康比较，孟学农遭撤职令许多海外观察家大感意外。孟学农出自共青团系统，即所谓的“团派”，一直被视为是胡总的爱将。孟学农可谓少年得志，30年出头就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44岁官至北京市副市长，刚刚在2003年1月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据说中组部一位干部曾评价：“学农在政界德艺双馨，因为他从不谋私，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当时海外将他和李克强（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源潮（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宋德福（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已故）等“团派”出身的人士一起视为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
而且在中国，对于类似非典这类重大公共事件，政府标准的做法都是大事报小、小事报无。非典的发源地广东在非典爆发之初就是这样做的。作为地方首长的孟学农和管理部门首长的张文康以及他们的下属也当然沿袭这个“传统”。
但是，中国再也不是以前封闭的中国，互联网时代已阻止不了事实的传播。他们对非典患者数字的隐瞒和宣布非典已遭到控制的谎言，造成了中国国际信誉前所未有的损失。外国元首拒绝来访，也婉拒中国领导人到访，广交会的客商不敢出席订货，中国外交与经济都蒙受影响。海外华人也一片骂声。就在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北京市疫情远比官方公布情况严重的四天后，张文康和孟学农同时下台。
其实熟悉政治的都知道，在京畿重地发生这么大的疫情，岂是一个刚上任才三个月的市长能够隐瞒的？高层难道真的不知情？而且北京真正的一把手市委书记就没有责任？他们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出于高层一向强调的“稳定的需要”。只是“不幸”的是非典当时已难以控制，并已蔓延到国外，纸再也包不住火而已。
值得玩味的是，当时受中央委派宣布决定的中组部部长贺国强说：“为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按说这么大一起轰动国际的事件，对主要责任人至少是撤职，但孟学农的市长职务连免职都不是，是按主动辞职处理的。
张文康和孟学农的下台，给中国带来标志性的变化，那就是从此政府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第一时间予以通报，并逐步建立了西方民主国家通行的问责制度。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塑造执政新风气和新形象的努力。
正当人们开始淡忘孟学农时，当年9月29日，中组部宣布任命孟学农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部级）。而另一个当事人张文康不久后也就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其实，在重大消极事件后，主要领导负有相关责任的，由一线主要领导调二线、由正职领导调副职、由重要部门领导调一般部门，在中国政坛屡见不鲜。陈希同案，北京市市长李其炎调任劳动部副部长；厦门远华案，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转任省政协主席；云南李嘉廷案，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调任审计署副审计长；海关走私案，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调任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等。但不同的是，孟学农是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撤职（市委副书记）和辞职（市长）后被任命的。任命宣布后，在当时社会舆论中也引起一阵小的波澜。
按照中国政坛的传统，主要官员调离后，再重返一线正职岗位是很难了。让人们再次感到惊奇的是，2007年8月，孟学农又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9月任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2008年1月当选为山西省省长。也许孟学农注定官途坎坷，任代省长同样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了著名的山西洪洞县百人矿难事件。孟学农不得不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检查。直到这次襄汾发生溃坝事件，死亡超过250人。孟学农再一次被撤销省委副书记职务，并再次辞去省长职务。
据说当初孟学农调任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后，孟从未在任何场合有所怨言，工作勤勤恳恳，好不容易等到了东山再起。孟学农想必踌躇满志，希望一扫前耻。而中央把孟调至矿难频发，重大公共事件不断的山西，未尝没有希望他哪里跌倒就在哪爬起、以便日后重用的意思。公正的说，孟学农在山西这一年还是做的不错的，来到山西后孟一度都没有配专职秘书，喜欢轻车简从，走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在打击非法煤矿窑的同时，也注重环保，一度有“环保省长”的称号。
但是山西的问题是积重难返的。频发的矿难表面上矿主和窑主们为追求利润不遵纪守法，实际上是各级官员腐败所致。那些煤炭矿主和窑主们，要么取得矿窑经营权的时候和工程层层转包一样，前面已经转了好几道手，大部分的利润已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拿走；要么矿主和窑主们本身只是一个几个甚至一批官员的代理人。前者为了及早拿回成本而不惜违法生产，而后者根本就是肆无忌惮。这根本不是孟学农一个外调官员短期内能解决的。出了大问题，却只能由这个外来户给大大小小的地头蛇们买单。
这次接替孟学农的是王君。王君是山西大同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是不能在家乡做省长的，但是看看王君曾担任大同煤矿局局长、国家煤炭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经历，可看出中央已认识到问题症结，下大力整治山西的决心。
直到前不久都有传闻说，在山西省委书记任上待了7年的张宝顺即将调往中央，孟学农会顺理成章成为省委书记。省长则由刚从华能国际调往山西的李小鹏或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接任。但是这一切已成镜花水月。对比同期的李克强即将成为下届总理，李源潮不出意外将成为政治局常委，而当初接替他担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也将成为第一副总理（王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有传闻孟也是，估计不大可信），基本已无东山再起希望的孟学农想必不胜唏嘘！
值得反思的是，孟学农个人的悲剧是整个现行体制造成的。如果非典发生在政治文明逐步发展的今天，孟学农绝对不会也不敢隐瞒，也就不会因秉承上意而做替罪羊，四川大地震就是明显的例子。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中国要真正实行问责制度，就不会有孟学农的东山再起。问责制度的本意是对行政责任问责的对象行政过错的处罚，如果受处罚后都能易地或易部门做官，问责制度存在的意义何在？孟也许是个能吏，但是制度本质上不是为好人、恰恰相反是基于人性本恶而建立的，而且制度建立后也应该无人能够例外。
如果能从制度上预防和惩治贪污腐败，地方和部门的贪官污吏就不会层出不穷、盘根错节。也就很可能不会有孟学农这个外来户“有力杀贼，无力回天”的再次下台。
让人欣慰的是，孟学农的两次下台后伴随而来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哪怕步伐还是很小，但这也许就是孟学农个人悲剧的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