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上将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
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