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中，扎卡指出，欧洲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了新型恐怖主义袭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比2001年的“9·11”事件带来的危机更加深重。发生在2001年纽约五角大楼的袭击，通常的解释认为它反映了主流文明间的冲突。而2015年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澎湃新闻注：指今年1月的“查理周刊”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对立文明为争取不同理想、价值、宗教而产生的碰撞。对立变得更加内在化，尽管以不同的形式，但对西方民主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同样适用。扎卡另从欧盟的视角提出，欧洲近代价值的衰落以及政治意志的丧失，是欧盟危机的原因及表现。
伊夫·夏尔·扎卡教授
扎卡教授成名于20世纪80-90年代，因对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尤其是霍布斯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90年代开始，扎卡教授的研究拓展到整个现代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广泛领域，新世纪以来，扎卡在政治学、哲学各领域对当代欧洲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这几年的思考最重要的方面是关于世界主义和政治的重新审定。他的本次北大讲学包含为期五周的集中授课以及一次公开演讲，属于北大“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目前代表北大最高学术水准的讲学项目，入选学者包括崔琦等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福山，杰姆逊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学者。
目前尚未找到解决三次危机的满意方案
扎卡在讲座中指出，最近几年，欧盟主要经历了三次危机：一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二是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三是移民危机。这些危机有欧盟外部的原因，但扎卡的着眼点是考察欧盟在克服它们时面临诸多困难的内部原因。这些内部原因有政治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危机一：经济和金融危机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由很多美国银行在追逐利益时的故意盲目和大量其他银行（包括欧洲银行）的不负责任引起，在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何会出现这种后果？扎卡提了两点内部原因：首先，尽管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却依旧坚信市场是自我调节和捍卫真理的最佳原则。第二，伴随着整个公共领域的日益衰落和私人企业模式的逐渐普遍化，欧盟的各成员国的国家属性不再是过去的政治国家，而仅局限于管理层面。
如何回应这种情况？扎卡提出了欧洲政治联盟的基础性原则：双重构成的公民，它是欧洲人民和欧洲公民共享主权的一个新概念。他认为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回应只能从欧洲政治的层面中寻找。
危机二：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
扎卡给出了两次恐怖主义袭击的案例：纽约，2001年；巴黎，2015年。这两次恐怖袭击是不一样的。后者的危机更加深重、也更内在化。发生在2001年纽约五角大楼的袭击，通常的解释认为它反映了主流文明间的冲突。而2015年巴黎的这次恐怖袭击，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对立文明为争取不同理想、价值、宗教而产生的碰撞。对立变得更加内在化，尽管以不同的形式，但对西方民主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同样适用。
在欧盟，内在的恐怖主义兴起，有两方面的内部原因：社会和文化方面。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在法国出生和成长，也有法国的国籍，但却对他们生活的国家怀有一种野蛮的仇恨？在遇到任何困难时，他们会把什么视为“自己的”所有？扎卡认为，一方面在于社交媒体的教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驱逐。另一方面也有文化的原因，西方社会已经变得只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社会保护。诚然，这是合法的，但它没有给出生存的理由。传统上伴随欧洲而生的理想光芒不在，道德的败坏（更不用提虚无主义）等，都使得年轻人对其生活的欧洲国家充满仇恨。当然，扎卡这样说，并非为野蛮行为辩护，没有什么能为无所顾忌的谋杀正言。但是，在西方，尤其是产生新的内部恐怖主义的欧洲国家，确有一种“自我”感觉的衰落。
危机三：移民和难民危机
当下的移民规模对欧盟来说是一次严重的危机。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对这种危机准备不足？为什么在欧盟内部的国家之间，会产生那么多分歧？比如说德国宣称它在2015年能收容80万难民，但其他国家就不能收容任何人？大多数国家处于二者之间，不能准确地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每月、甚至每周的立场都会改变。
这次危机中，欧洲政治联盟的不足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扎卡特别指出了欧盟边界的问题。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上，领土主权与对边界的控制紧密相连。政治的问题也通过内部的文化问题反映出来。在多数欧洲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内部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有一个起源：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欧洲观念，这个欧洲面临联盟内部不同国家穆斯林人口的显著增加。除此之外，民粹主义政党的巨大发展也扭曲了欧洲的理想。
扎卡总结说，欧洲有两个具体的缺点：一是联盟的政治不完善，二是道德和文化的脆弱给极端主义者自由发挥的空间。
欧盟的政治问题总是被搁置，以及欧洲的文明理想遭受批评，构成了三次危机的内部原因
对扎卡来说，想要理解近期叙利亚等地的移民问题，以及近来愈演愈烈的恐怖事件，有必要展示欧盟近些年来遭遇的各种危机背后的主要内部原因。
首先，扎卡从政治层面，回顾了欧盟构建的原则。欧盟是一个新的政治现实：它是政治的联盟而非国家的联盟。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后，欧洲知道它只能在世界的层面上存在和被听到，为此欧洲国家需要在经济和金融层面，同时更重要的在政治层面联合起来。相应地就需要发明一种新的政治范式：一个拥有行动意志和能力的政治统一体。但它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联邦国家。扎卡回顾政治哲学史指出，孟德斯鸠、康德曾经先后揭示了它可能面对的危险：有可能滑向专制。虽然有些联邦国家并不专制，比如美国、加拿大等。但它们的情况跟欧洲不一样，欧洲的国家是古老的，且和历史、语言、传统、权利有关。因此，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在没有国家特权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构建一个政治联盟，即使它行动的法律和能力必须超过它的成员国？
欧盟起初作为经济联合而建立，随后扩展到货币，再之后扩展到人们自由活动的领域（申根地区）。但是政治问题不断地被悬置。扎卡指出，如果没有宪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政府，欧盟会出现各民族国家不同利益间的对立。目前引导各个政府间方向的原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受经济上最发达国家的支配，在当下是德国。因此，缺乏一个合适的政治政府是许多困难的源头。欧洲国家形成一种发散的多元而非收敛的多元，正是前者导致他们的分裂和彼此对立。
其次，扎卡从文化、文明的层面谈到，欧洲是大量文明理想的承载者：科学、哲学、技术、艺术等。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欧洲就产生了很多理想：理性、普遍主义、自由、进步、人权、民主、法治等。进入20世纪后半叶，对这些理想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响亮。扎卡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二战的残暴，尤其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作为启蒙运动黑暗一面的殖民主义，也引发了很多恶果：征服了世界的一大部分，施加政治和军事支配，毁灭了很多传统和文化。由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想饱受质疑，当今的欧洲在文明上很脆弱：它不再真正相信它的理想和普遍主义。它在各个领域都落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中，诸如道德、文化、宗教等等。
扎克、昝涛、李猛论移民危机与欧洲新形式的恐怖主义
如何以历史角度审视欧洲的移民危机？北非和叙利亚与法国之间有历史渊源，它们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如何在欧盟的体系内看待法国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涉？干涉是导致欧洲移民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扎卡认为，利比亚和叙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地位是低下的。他们的权利和宗主国人民的权利也是不同的。今天情况有些不一样，首先，人们出生在民主的国家，但是在伊斯兰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例如，在法国、德国等地方你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其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在地中海的东北岸人们就不可以这么做。
另外，关于穆斯林有特别的一点，例如，在法国，有很多中国人，仅在巴黎就有两个中国城，但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问题，但穆利斯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西方与穆斯林在宗教、社会生活和政治等方面的连接就会导致特殊的问题。例如，如果你想去游泳，问题就来了，穆利斯的男人和女人不能一起游泳，游泳池可以选择有些日子给男人开放，其他日子给女人开放，但是其他的居民并没有这个习惯，有些人会接受，有些人并不愿意接受，冲突就有可能会发生。孩子们只吃清真食物等等，这些不同都可能会导致冲突。有人会和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大批西班牙人移民至法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但是情况很不一样，西班牙距离法国很近，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之间的裂痕很小，但穆斯林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亚、利比亚等的移民问题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扎卡强调要理解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扎卡提出的第二个危机，即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扎卡认为它们不是外在于欧洲的敌人，而是内在于欧洲的，并且提出了两种理由，一种是社会媒体的教化，另一个是文化的原因，即欧洲文化的衰落，相对主义逐渐取代普遍主义。昝涛对此表示赞同，并进而提出，原教旨主义者同样非常善于利用相对主义来合法化其行为。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原教旨主义者，研究他的许多学者认为，他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这是其对西方文化持相对主义看法的一个方面。他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批判现代性，在今天穆斯林学界非常盛行。昝涛指出这点对理解现代性的危机很有启发意义，尤其在遭遇相对主义者的挑战之际。
李猛则从文化的维度对昝涛的评论作补充。李猛提出疑问：扎卡所讲的第二个危机，即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意味着宽容理想的失败吗？就李猛个人而言，这是政治哲学中非常严肃的问题。这种理想由洛克构想，洛克起初认为宽容意味着只对某些人、某些文化或文明宽容，这个宽容并非没有限度的。但是，昝涛指出，很多文化和文明可以利用这种宽容的理想来促进他们不宽容的观念。那么这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是否是以下情况的标志？即西欧的理想不能从宽容的角度，真正模仿其他种类的文化。如果这是事实，是否有任何新的可能来复兴这种宽容理想，以克服西方的困难或是危机呢？李猛指出，这点对欧洲国家的理想非常重要，而且跟我们的情况也很相关。
而扎卡认为，在洛克那里，宽容的理想仅被资产限制。为什么？因为在洛克看来，资产和智慧、意志相关。如果一个人在别的某处有些资产，那么他就会效忠另一个地方、另一种权威。在此城市外，他就不能是一个合法的公民。
扎卡还谈到了宽容的另一个起源，它出自法国的哲学家和新教徒皮尔。他认为宽容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如果我拒绝把我交给你的宗教，不能说明我是个愚蠢的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不愿让出自己的自由。在18世纪末，欧洲的宽容开始制度化，这就意味着，在同一个社会，不同的起源同时存在是没有问题的。19世纪初，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扎卡特别指出，宽容在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这些也关涉扎卡这几年对世界主义和政治的重新审定的思考。也就是说在什么意义上，特别对于欧洲的经验，现代人能够在世界主义的视野里去生活？这个视野与政治的视野有什么不同？近年来，欧洲共同体的出现给这个古老的政治哲学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但某种意义上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的恐怖主义以及移民带来的各种危险，以及进一步因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导致的这一系列挑战，使整个欧洲面临理想和现实间的种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