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常态，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似乎一直处于麻木状态。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政治人物就会象往常那样，对受害者加以最深情的慰问，对恐怖主义加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和恐怖主义斗争到底。政治人物刻板的表现可以理解，但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一边哀悼一边悲愤，以示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但过不了多久，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就俨然把悲剧遗忘了，他们的生活回归到了正常，没有做什么，似乎所能做的只是下一波恐怖袭击的到了。
更不为人理解的是，有关恐怖主义的话题经常被政治化，无论是内部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在内部，不同的政党尽管都对反恐表现出兴趣，但就反恐政策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共识，而且往往是互相制约甚至否决。对反对党来说，似乎执政党的反恐政策一旦有效就会损害反对党的政治利益。此外，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经常违背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精神，这也是反对党加以反对的法律因素。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4日，法国巴黎，一朵白色玫瑰插在前夜恐怖袭击中留下的弹孔上，封住弹孔却遮不住裂痕。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尽管本身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经常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恐怖主义都是合法合理的，而一旦到了其它国家，就演变成为“人权”等不同性质的问题了。所以，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国的大力合作，但这种双重标准一直在有效地阻碍着国际合作。
“9.11恐怖主义事件”过去那么多年了，而恐怖主义越来越盛。整个西方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要真正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如果从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义有其悠久的历史。但理解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局面，人们无需回到很久远的历史，而是看看“9.11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历史，大体上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简单地说，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产生着更多的恐怖主义，反恐本身成为新型恐怖主义崛起的温床。如果不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恐怖主义会继续扩展，社会会越来越没有稳定和安全的常态。
这里首先要提问的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那么多的失败国家？在西方，中东等地区失败国家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是恐怖主义崛起的政治背景？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就开始推行硬软两大方面的反恐计划。首先是“硬”的，即暴力打击，用暴力摧毁和清除美国认为是恐怖主义的基地、基点和主要人员。其次是“软”的，即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西方认为象萨达姆那样的专制政权是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过在中东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权来控制甚至根除恐怖主义。
如果说武力打击激进恐怖主义者在一定的阶段表现为必然，但是人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暴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暴制暴导致更多的暴力，这是历史的循环。用“软”的方式因此也成为必然。可惜的是，美国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仅仅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考量，而非实事求是的做法。“大中东民主计划”因此事与愿违。在这些政权被推翻或者弱化之后，所出现的不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国家，而是失败国家，或者类失败国家。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西方到处制造和推行的“颜色革命”，也在制造着更多的失败国家。
事实上的情况是，当象萨达姆那样的目标存在着的时候，西方诸国还可以同仇敌忾，加以围堵或者绞杀；但是当目标变得极其分散的时候，西方就束手无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极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动用数十人的力量才能“盯”住一个可疑的恐怖主义者的行踪。被界定为可疑的人，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和日夜都要“盯”的政府安全人员比较，这些“可疑者”占据着有利的战略地位。他们不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醒着，而是可以挑选任何时候来实施他们的计划。
这就说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强大，光依靠政府的力量，反恐要赢得胜利的机会并不是很大。这也就是这些年来，西方各国视恐怖主义为常态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不是说，西方政府承认恐怖主义具有了合法性，而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单单政府不可能取得反恐的胜利，这表明恐怖主义的盛行不仅仅是西方政府的失败，更是西方社会整合的失败。社会整合的失败表现在哪里？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来看。
首先是文化整合的失败。西方传统上是“一神教”传统。这一点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人们信仰不同的上帝。历史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无穷的冲突和战争。小布什当时把反恐战争称之为新的宗教战争并非一点也没有道理。
近几十年来，西方提倡多元文化或者文化多元主义，希望多元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存。但这仅仅是理想，要转化成有效的现实非常困难。例如，法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共和”，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政体。不过，究其实质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一元化宗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国家，因为只有接受了法国的“共和”精神，才有资格成为法国国民。从这数十年的历史来看，文化多元主义的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很高。无论是西方还是穆斯林文化，其本质是“同而和”，而不是“和而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预见，这次庞大的欧洲难民潮会给未来的西方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新移民不能被有效地整合，那么这些难民将改变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版图。从历史经验看，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充满血与火的暴力行为。
其次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尽管西方崇尚社会公平，但这个任何社会都接受的价值并没有反映在社会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上。往往的情况是，西方少数族群（尤其是穆斯林）处于社会的边缘，接受教育程度低、失业或者就业不足、所从事的往往是主流社会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收入水平和主流社会的差异巨大、日常生活空间流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等等。很显然，尽管西方社会往往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但社会政策显然并没有延伸到少数族群或者延伸不足。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被推到一个极端。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这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但凡事不只有好处，而没有负面结果。例如，在宗教种族问题上，西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言论自由对穆斯林人口造成了无限的困惑甚至愤怒。自从西方开展规模庞大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化和知识界也利用自言论自由的优势，毫无顾忌地讽刺和谩骂其它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习惯。这种言论自由或者“畅所欲言”，不仅伤害了大多数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感情，更是刺激了激进穆斯林人口的愤怒。正如过去数年所显示的，结果是对西方社会的整体伤害。
实际上，言论自由历来都是有边界的。西方很多国家迄今仍然有“诽谤罪”。如果言论没有边界，那么行为也就不会有边界。如果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而自由地发挥出来，那么什么行为都是有可能的了，所不同的是，不同个人对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是高度主观性的，也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言论自由者有自己的定义，而激进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定义。
“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反恐已经有些年了，人们可以从这些年的反恐运动中学到很多经验和教训。反恐的无效和恐怖主义的盛行表示人们并没有在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相反，因为很多无效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反恐运动本身在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着无穷的资源，拓展着无限的空间。今天的“ISIS”（伊斯兰国家组织）简直就是一支穆斯林世界的“联合国军”。数万人从西方各国投奔战乱的中东加入这个组织，而中东的激进分子又走向西方各国。这个形成中的庞大网络本身更在预示着一个不祥的未来。
恐怖主义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无效，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在反恐问题上，尽管中国也要硬软两手一起抓，但关切点必须在软的一方面。反恐的重点必须是社会层面的民族整合。如果社会整合层面失败了，政府最强大的力量也会在恐怖主义面前无济于事。在社会整合方面，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来促进社会的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国家的力量转化成为社会的力量。作为个体或者集体行为的恐怖主义，只有在社会层面，受到同样是个体和集体的制约（监督和管制），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现实地说，如果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向下延生和融入到社会层面，那么任何形式的反恐只会是“外部的”。而任何形式的“外部”反恐仅仅是临时的和运动式的。只有植入社会层面的反恐才能成为“内部的”，是可持续的反恐。从长远看，国家的反恐政策只有深入到社会层面才有可能转变成为社会的反恐意识。
一句话，如果说恐怖主义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所生活于此的这个社会就不再是常态了。要我们的社会重返常态，就必须遏止和清除恐怖主义。反恐任重而道远。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