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邀请了9位经济以及社会科学的专家，举行了以讨论明年开始实施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为主题的座谈会。 他如此高调地组织这次座谈会，一方面说明了习想在非正式的北戴河会议后强调自己的“稳固”地位，强化“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他也想表明他是愿意听专家的意见。至于本来应该负责设计五年计划的国务院，显然被冷落了。这也意味着李克强个人愈加陷入了一个随时可被人替代的地位。香港需要“二次回归”的理论和得到习近平赏识的"海外国师"#郑永年 #二次回归https://t.co/RZK7ps3pYq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August 27, 2020
从习近平邀请的专家来说，八位显然是体制内的、而且确实也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而第九位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他属于不久前（今年七月）才"回到祖国的怀抱"的学者，他自从在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后，长期地在国外大学任职，前不久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系的亚洲研究院的院长。顺便说一下，他那个"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目前还在筹建中。
按照中国国内不成文的规则，即便你在国外名气怎么响，人只要在国外，毕竟还只能当外人来处理。所以，一旦涉及到类似于上述座谈会之类的小圈子内的重要场合，外人是无法涉及的。这里有个政治信任问题。 那么，这次为何郑永年能得到习近平的赏识呢？ 据香港的《头条日报》报道，去年的反修例风波，郑永年面对这种情景，决定向中国政府献计献策，于是他提出风波后香港要完成“二次回归”，即从制度上“再造”香港。他指出，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主权没有治权，治权在行政长官和港府。就治理而言，最具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主权之内。而这种情况只能通过“二次回归”扭转过来。
这里且不谈，郑永年教授是否注意到了中英联合声明的实质、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责任以及违背此许诺的国际影响，也不追究他提出此建议时是否还有其他的用意。
事实是，这一说法获得了习近平的肯定。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不久前在一次演讲指出，"香港在治权和人心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以至于郑永年教授等国际知名学者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归”"。
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近平在今年引进香港安全法以及一系列有关措施，我们不得不把这一行为跟郑永年的提议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个学者，我对此深有思虑。首先，我应该说，郑永年是中国国内非常受尊重的学者，因为从他的很多时论和著作，不仅理论基础扎实，同时他也确实敢于提出一些国内一般学者不敢提的问题。记得我在2003年被他邀请到他那时工作的诺丁汉大学开会时，他依然是一个相当有批判性的学者，这从他邀请的其他学者（加拿大的吴国光，美国的杨大利）以及我们会后出了一个英文版关于中国互联网的论文集子的内容也能看出。但是，近一二年来，我个人感觉的是，他的有些政论文显然有点变味。 而这个变化，就跟我下面所说的处理党性和学术性的关系有关。
记得2009年在浙大工作时，我参加了浙江省政治学会年会，省社科院的负责人说的话使我难以忘却。他说，"作为一个学者，最佳情景就是把党性和学术性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党性与学术性有冲突时，那他应该如何操作呢？ 当然是无条件地服从党性"。
首先，这里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学术性什么是党性。
学术性指的有三方面。一是方法论。复杂的且不说，最简单的比如说就是论理过程的形式逻辑思维。二是夯实的理论基础。三是学术良心。学术良心就跟康德所说的所有人的良心一样，有其自有的正义感，且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研究原则。 一个人正是因为有了学术良心，才不会把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学术性的最后一方面体现在其批判性。即对现存似乎对被大多数认可的理论和现象勇于求证、质疑，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真理、求得真相。
那么什么是党性呢？ 如果去看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似乎有抽象的定义，"实现共产主义"等等，这里就不重复了。党性强调的是维护党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利益"这个东西永远是动态型的。它是由某时某地的党的一把手决定，具有一种随意性、实用主义的特点。以"不准妄议中央""七不讲"为例，在习的前任那里至少没有这种说法。但是，习的自信心不强，又怕别人议论和批评，所以就把这个非党章的东西变成了党性的一部分了。
应该看到，学术性在某种场合是可能跟党性吻合的，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但是，在社会科学范畴内，特别是在政治学，显然冲突的机率远高于吻合。这样，摆在一个学者面前不得不做的选择就是，或者是唯唯诺诺做一个姓党的"学者"，并能获得足够的物质甚至是国内的名誉保障；或者是沉默，做一个不哑的哑巴，只思考不发声；或者干脆摆脱这个环境，舒畅地说话，舒畅地做人，但同时却也可能承担相当的负担和痛苦。记得有一次国内开一个学术会议，北京的贺卫方教授也出席了。一个坐在邻近的同事轻声告诉我：“他是受内控的“，意思让我们小心、不要随便接触。这种变相的、莫名其妙的”政治孤立“也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在中国必须承受的痛苦。 我们今年看到的清华的许章润、中央党校的蔡霞也是属于上述最后一种学者。
如果大家读过"三代国师"王沪宁前期著作的，那从他早期的思想肯定难以想象，他今天竟然会成了中国宣传部的精神支柱。王在80年代的言论是有一定的批判性的， 这从他的早期著作《政治的人生》也可察见。但是，我们今天在他的言论里似乎看到的只有"党性"，学术性则成了一种修饰。 以他为例，我要说明的是一个学者也会变的。 据说，郑永年教授也获得了"海外国师"之称号。我不知，这是否将成为与王沪宁的左右配对。
历史最终会证明、事实上已经开始证明， 郑永年的"二次回归"到底是个好主意还是个馊主意。而对每个中国学者来说，似乎永远无法逃避在"党性"与"学术性"有冲突时所作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