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踩着谁的尸体活下来？奥斯威辛的"灭顶与生还"

请你想象你是一位德国公司的主管，正在和一家意大利公司谈生意。你们会谈相当顺利，临别前，对方的意大利主管为了表示亲切，尝试用你的母语（也就是德语）和你说再见。没想到这句”再见”一出口，你就吓到了，因为对方口中的”再见”不但不标准，而且相当粗鲁，意思与其说是”再见”，不如说更近似于”你滚吧！”

对方看出你神色有异，赶忙道歉，并解释说自己从未正式学过德文，他的德文都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囚犯时学来的。

如果你是这位德国公司的主管，你会如何反应？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但这大概不是一般人会预期在商场上碰到的情境。因为这不只牵涉到商务沟通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二十世纪最残暴、最恐怖，也最匪夷所思的一场大屠杀──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用极其残忍而又极有效率的方式，在集中营里屠杀了600万犹太人。集中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何理解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些恐怕都已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经验范围。

但这毕竟是真人真事。前面提到的这位意大利公司的主管，是真有其人，名字叫做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他本业是个化学家，在战争期间加入过反法西斯游击队，被捕获后因为具有犹太裔身份，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一年，最后幸存了下来。战后他在希瓦油漆工厂担任总经理，直到退休。在那次商务会谈以前，他真心以为他在集中营里面天天听到的那句近似于”你滚吧”的话，就是再见的意思。

作为一个幸存者，利瓦伊最特别的地方，是他在大屠杀结束后40年，写下了关于集中营的回忆录《灭顶与生还》。

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本业是个化学家，在战争期间加入过反法西斯游击队，被捕获后因为犹太裔身份，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一年，最后幸存了下来。在大屠杀结束后40年，他写下了关于集中营的回忆录《灭顶与生还》。图左为利瓦伊，图右为《灭顶与生还》的意大利文书本封面。 图／维基共享、书本封面

经过了40年的光阴，记忆其实已经不太可靠。无论是加害者或被害者，集中营都是不愿回想起来的记忆。有些人甚至必须刻意遗忘，才可能正常生活。这是40年之后才写回忆录，必然会有的缺点。

但也有优点。因为在40年光阴的长河中，利瓦伊可以相对清楚地看到：那些在集中营里的日子，究竟对幸存者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都还看不出来的。

在《灭顶与生还》的开篇卷首，利瓦伊便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排。书一开头，利瓦伊并未回顾任何一件在集中营里实际发生过的事，而是回顾了集中营囚犯所做的梦。利瓦伊写道，所有他知道、他认识的幸存者们，几乎都曾做过一个情节极其相似的梦。梦中，囚犯们终于离开恐怖的集中营，回到家里，松了一口气的他们，尝试将亲身经历的种种苦难说给最亲近的人听，但却没有人相信他们。最典型（也最残忍）的梦境画面是，有些人听了他们的恐怖遭遇之后，却不发一语，表情木然，接着悄悄转身离开。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幸存者，都曾做过这样的梦？

利瓦伊写道，所有他知道的幸存者们，几乎都曾做过一个相似的梦。梦中，囚犯们终于离开集中营，松了一口气的他们，尝试将亲身经历的苦难说给最亲近的人听，但却没有人相信他们。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幸存者，都曾做过这样的梦？图为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巴顿将军等人造访威玛附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奥德鲁夫（Ohrdruf）分营。囚犯们向他们示范如何刑求。 图／维基共享

那些在集中营里的日子，究竟对幸存者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都还无法完全看出来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当他们在集中营里时，纳粹亲卫队的军官总是以轻佻的语气警告集中营囚犯：”不会有人相信你们的。”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活下来作证”；第二，”我们会把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销毁。”而就算有人幸存下来，或者就算有部分证据保留下来，人们也会认为”那是同盟国的夸大宣传，不会相信你们。”

然而，来自纳粹军官的警告，只是原因之一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过恐怖、太过骇人；一般人乍听之下，很容易因为这些事情超乎寻常，而拒绝相信。事实上，关于集中营的消息，早在1942年便开始流传，但当时却只有少数人相信。这一点，集中营里的纳粹亲卫队也相当清楚，他们有恃无恐地告诉里头的囚犯：就算你们活了下来，出去之后，人们也会因为你们所陈述的事情太过恐怖，而感到无法置信。

对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这样的”无法置信”是一种深刻的折磨。囚犯们认为自己的遭遇不可能诉说出来，或者就算诉说了，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相信、所了解。然而另一方面，对许许多多普通的德国人来说，这样的”无法置信”，却反而成了一种回避真相、逃避责任的托辞。

利瓦伊指出，到战争结束的前几年，集中营早已成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体系。集中营里关押了上百万名犹太人，如此大规模的机构，必然需要一般民间团体或民间组织的配合，才能顺利运作。利瓦伊特别提到，当时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农场都和集中营有合作关系，由集中营提供免费的劳动力，定期定点去做企业需要的粗活。但，正如利瓦伊所质问的，

这些企业难道从来没想过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吗？又比如，氰化氢原本的用途，是拿来消毒船舱，但从1942年开始，集中营开始向特定公司订购巨量的氰化氢，他们难道没有怀疑过这些毒性物质的真正用途吗？再比如，集中营里多座用来焚烧尸体的焚化炉，都是由一家特定的工厂所设计、建造和组装的。为什么纳粹亲卫队指挥部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订制如此大量的焚化炉，他们都没有想过吗？

纳粹亲卫队的军官总是警告囚犯：”没有人能够活下来作证”，并且”我们会把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销毁。”图为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威尔等人在奥德鲁夫视察在集中营撤离期间遭到杀害的囚犯。 图／美国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利瓦伊指出，到战争结束的前几年，集中营早已成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体系，如此大规模的机构，必然需要一般民间团体或组织的配合，才能顺利运作。例如氰化氢原本的用途是拿来消毒船舱，但从1942年开始，集中营开始订购巨量的氰化氢，这些公司们难道没怀疑过它们的真正用途吗？图为在波兰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所发现的齐克隆B（Zyklon B，即由氰化物制成的清洁用化工产品）储藏区，在纳粹德国时期被大量订购，并使用于毒气室。 图／纽约州纳索县大屠杀纪念馆

这是在达豪集中营发现的齐克隆B标签贴纸。上头印有明显的骷髅头与”有毒气体！氰化物制剂只能由经培训过的人员打开使用”等警语。此标签后来也成为纽伦堡审判的证物之一。 图／维基共享

利瓦伊指出，或许他们是有想过、怀疑过，但他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追求获利，而装聋作哑。从集中营传出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恐怖消息，反而让他们更加心安理得地沉默，因为那些事情太过令人”无法置信”。

这就牵涉到利瓦伊提出的重要概念：灰色地带。在简单的黑与白、亮与暗、善与恶、作为与不作为之间，其实有着一大片暧昧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个普通德国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无从得知有关集中营的真相，无从得知希特勒反犹主义的真实意图；或者就算知道一二，也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他们以此来解释自己的不作为，并以此确认自己的无辜。对利瓦伊来说，这就是缺乏”灰色地带”的思考──犯错的全是”他们”，受害的全是”我们”。这种过度简化的二分法，本身就蕴含着暴力。

利瓦伊的深刻，还远不止如此。因为利瓦伊清楚（又沉痛地）指出，所谓”灰色地带”，也存在于在集中营的囚犯之间。

在集中营里，有种特殊的职位叫做”卡波”，意思是管理某个特定营房、特定小队的小队长。”卡波”往往也是被关押的犹太囚犯，他们或者因为比较精明，或者因为比较健壮，或者因为一些根本不可能厘清的原因，他们被纳粹亲卫队相中，成为了”卡波”（Kapo）。

“卡波”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亲卫队管理他们辖下的囚徒。他们被获准使用无上限的暴力，他们可以在辖区内恣意虐打、虐骂其他的囚徒，并以此换取每天多喝一点点的汤，或者比其他人晚死几个星期的权利。

图左为拉脱维亚的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Salaspils）的一名卡波，图右则为他们所拥有的臂章，”Oberkapo”的意思即为卡波之中的上级干部。 图／维基共享

利瓦伊精准而深刻地指出，”卡波”们对待囚徒的残暴程度，往往比真正的亲卫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一个刚刚搭乘”死亡列车”初来乍到奥斯威辛的囚犯来说，他们首先会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新囚犯们原以为会是同伴的那些人，却是打他们打得最用力的人。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卡波如果不够暴力，随时会被撤换、被递补；但利瓦伊指出，这背后其实还有更幽微、更阴闇的一层原因──老鸟们看不惯这些新人，因为他们身上彷佛还残留着幸福的气息，他们心中彷佛还怀抱着希望，他们的衣物上、物品上，似乎还闻得到”家”的气味。而这些，都是老鸟们早已永久失去了的东西。

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到利瓦伊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幸存者的罪恶感”。”幸存者的罪恶感”听上去像是一组矛盾的词语，因为按”正常世界”的逻辑，当然是加害者们才应该要有罪恶感，幸存者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呢？利瓦伊指出，

这是因为在集中营的环境里，往往是那些相对不够慷慨，相对比较怯懦，甚至会在紧要关头对同伴残忍的人、那些拉同伴作垫背的人，才比较容易存活下来。

图为1945年4月4日，刚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其中一名囚犯出面指认前纳粹成员殴打虐待囚犯。 图／维基共享

对一个初来乍到奥斯威辛的囚犯来说，他们首先会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原以为会是同伴的那些人，却是打他们打得最用力的人。在1945-1947年间，德国进行了达豪集中营的审判。其中举手的男子是律师，他站起来指控一名犹太人囚犯埃米尔·欧文·马尔（Emil Erwin Mahl）在达豪集中营期间曾担任”卡波”，并协助屠杀同胞。 图／美国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作为一个幸存者，利瓦伊在经历了40年的光阴之后，仍旧无法摆脱这莫名其妙，但又莫名深刻的罪恶感。在回忆录里，他讲述了一个令人锥心刺痛的故事：

战争末期，原本已经不够分的饮水在集中营里更是奇缺。有段时间，营中完全没有饮水。囚犯们没有力气工作，只能躺卧在地上，不抱希望地休息。利瓦伊却发现，某处墙角一截横段的水管，还残存有一些没流干的水。他把水龙头打开，让甘甜的水落到他的舌面。

于是，利瓦伊遭遇了一个自由人不可想象的”道德抉择”：要通知所有人都来喝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吗？还是要自己独享？最后利瓦伊选择告诉营中的一位好友，两个人偷偷摸摸地，把仅剩的水喝光。

解放后的某一日，利瓦伊和另位昔日好友不期而遇。对方招呼也没打，劈头就问：”为什么没有我？”利瓦伊马上知道这在问什么，他当然知道。正是这份”当然”让人心痛：他继承了一份于义于理都不该属于他的庞大罪恶感。这就是集中营带给幸存者的深刻伤害──

它让人失去了自由、让人失去了健康、让人失去了尊严，让人失去了一切，最后让人失去了相信自己可以理直气壮活下去的自信。

《灭顶与生还》意大利原文版出版于1986年，同时，这也是利瓦伊写过的最后一本书。来年，利瓦伊从三楼住处一跃而下，终结了生命。另一位著名的集中营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为利瓦伊所写的悼词所言不假：

“40年后，普利摩・利瓦伊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

图为奥斯威辛罹难者留下的眼镜。 图／维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