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口中的“悲惨日”。就密西西比州一件堕胎权案件，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保守派法官以6：3的优势投票允许该州禁止女性在怀孕超过15周后堕胎，更推翻1974年最高法院做出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认定堕胎权并非美国宪法蕴含的公民权利，允许各州立法禁止堕胎。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最高法院的裁决很少推翻自己的先例，通过推翻先例而剥夺既定个人权利的判决更为罕见。此案因而震动美国及全球。
拜登发布声明，称这是“错误的决定”。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外国政要均在第一时间发声，表达遗憾与担忧。在力挺堕胎权的民主党大本营加州，司法部长邦塔宣称“法院的判决是无耻的、史无前例的、危险的，将把美国带回黑暗时代”。
让法律界担忧的是，最高法院的新判决可能仅仅意味着“黑暗时代”的启幕。过去三十年间由自由派法官设立的涉及公民权利的先例，如今都有被重新审查与推翻的风险，最终触及每一个人。
一份糟糕的判决？
由保守派法官阿利托撰写的多数意见判决书长达213页，与美国《政客》杂志今年5月提前曝光的草稿无实质区别，紧紧围绕“我们认为必须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展开论证。
1969年12月，命运多舛的德克萨斯州21岁女孩诺玛·麦考维第三次怀孕。屡遭性暴力的她希望堕胎，但百年来美国各州均禁止堕胎。在两位年轻律师的支持下，麦考维以法定假名“罗伊”向地方法院起诉德州法律违宪。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于1973年以7：2投票判定，女性在怀孕的一定期限内堕胎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保护的隐私权，不受外部因素干涉和阻挠。此后，美国各州逐渐放宽堕胎禁令与限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共和党争取保守选民的“新南向”运动兴起，堕胎权与美国政治极化捆绑，成为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团结、分化选民的焦点议题，“推翻罗伊案”亦成为越来越多的保守派法官就职后的目标。但在历次相关判决中，无论法院整体是保守派或自由派居多数，多数法官仍支持遵循先例。1992年，最高法院在凯西案中全面审查作为先例的罗伊案，认定应当继续遵循，这份判决被自由派法律人视为定论。
在本次判决中投票推翻先例的保守派法官们，当初在获得提名后接受参议院听证时，也都被议员问及对罗伊案的看法。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认可这是一项经过前辈法官再三论证的重要判例，但并未承诺不会重新审查这一先例。其中，巴雷特法官多次指出，罗伊案并不是公众毫无争议的“超级判例”。
盖洛普民调2022年5月的最新数据显示，35%的美国民众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合法，18%的民众认为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合法，32%的民众认为堕胎在少数情况下合法，13%的民众认定堕胎完全违法。分歧的现实成为判决书推翻先例的出发点。
然而，判决书由此展开的法律论证却充满争议。执笔者阿利托法官适用“宪法原教旨主义”学说，宣称“宪法没有提到堕胎，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隐含地保护这种权利”。对此，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约瑟夫·布拉斯指出，宪法第九修正案早已指出，宪法的权利清单“并非详尽无遗”，连刑事司法中的无罪推定权利也不在其中，依据宪法精神延长这份清单本就是法院的责任。
事实上，美国法律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形成多种广受认可的堕胎权论证方式：罗伊案以来的法院判决将之置于多条宪法修正案提及但未列举的“个人隐私权”项下，一些宪法学家则以“强迫妇女违背自己的意愿继续怀孕”类比第13修正案的“非自愿奴役”，从而论证禁止堕胎违宪。
在深入堕胎具体问题的论证中，阿利托倒退得更远，使得公众质疑法官与平民群体的“阶级差距”。凯西案判决书指出，女性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能力“得益于控制自己生育的能力”，但本次判决书却以“任何人都难以评估堕胎权对妇女生活的影响”简单否定之。最年轻的法官巴雷特在法庭上的表现更得到“何不食肉糜”式的嘲讽。她问律师：怀孕和养育带给女性的“母性负担”，“不应该由‘安全港法’（允许父母在婴儿出生后3天内将婴儿转交给作为‘安全港’的公益机构）解决吗？”
著名宪法学家、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科佩尔曼直言这个问题“非常愚蠢”，但还是给出详细解答：怀孕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不可逆，生下并弃养婴儿更会给女性带来心理上的永久性创伤。此外，如果堕胎被禁止，作为“安全港”的寄养系统每年将被超过
80万名婴儿“压得无法呼吸”……
虽然争议重重，但判决书仍下定结论：罗伊案判决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并“产生破坏性后果”。判决书将两党纷争引发的堕胎权矛盾怪罪于先例，认定罗伊案判决“加深了分歧”。并以前述宪法原教旨主义论述为基础，决定“是时候听从宪法，将堕胎问题交还给民选代表了”。换言之，判决并非禁止堕胎，而是认定宪法不保护堕胎权，从而将决定禁止、限制或许可堕胎的权力交还于各州。
这份粗糙的判决书未得到全部保守派法官的认同。卡瓦诺法官在个别意见中对宪法存在“隐含权利”持肯定态度。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个别意见则显示，他曾试图调和保守派法官们的立场，认为法院可选择仅维持密西西比州的堕胎法，而将是否彻底否定宪法中的堕胎权问题留给未来，但未能成功。
判决发布后，密苏里成为第一个宣布触发堕胎禁令的州。截至北京时间6月25日上午8时，阿拉巴马、阿肯色、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密苏里、北达科他、俄亥俄、俄克拉荷马、南达科他、田纳西、德克萨斯、犹他、怀俄明等至少14个州的禁止堕胎法案已被触发，绝大多数均属共和党阵营。在一些州，相关法案不仅规定禁止堕胎，也赋予本州司法部对实施堕胎的女性和帮助者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
一场无望的抗争？
毫不意外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激起全美的抗议浪潮。自一年半前的“国会山暴动”后，持防爆盾的警员于6月24日再次布满华盛顿街头，面对高声抗议的人群。现场记者看到，诸多国会议员神色恍惚或愤怒，一些议员不顾安保阻拦走入示威者中。人们的矛头一边指向最高法院，一边也指向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既然判决书在5月已经泄露草稿，自由派为何未能阻止这一结果发生？
著名宪法学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法学院教授列文森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判决自2020年开始就成定局。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提名了两名反堕胎的保守派法官，在当年的同类判决中，推翻罗伊案先例已经只差一票。
2020年9月18日，自由派法官金斯伯格突然去世，使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前夕突然增加了一次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机会。时任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巴雷特成为候选人。宪法学教授出身的她是“适格”的法官，法律界拿不出像样的反对理由。但她也是典型的保守派法官和坚定的反堕胎人士。一位熟悉她的法律界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巴雷特有七个孩子：五个亲生的，两个是从海地领养的。她的亲生子之一患有唐氏综合征，但她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列文森指出，五年来，两党频繁改变参议院议事规则，将表决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变为二分之一“简单多数通过”。这导致双方都不再寻找名望最高、中立温和的法官，而是偏爱能明确“站队”的“适格”候选人。本次判决书法律论证粗糙，再次反映出新任法官们的学养不逮前人。2020年就职的卡瓦诺法官在本案口头辩论时泛泛列举最高法院推翻先例的历史，连保守派阵营也批评他“忽略区分出那些与本案同类的先例”。至于巴雷特，被提名为联邦法官前，她是一名宪法学者，但绝非有建树的宪法学家。曾被她在论文中多次引用观点的列文森说，当时自己从未注意到她的任何观点。
未能阻击巴雷特就任法官后，民主党及自由派通过法院投票维持罗伊案先例已无希望。2022年5月初，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草稿突然泄露，酿成美国司法史上罕见的泄密事件，保守、自由阵营相互指责对方系罪魁祸首，至今纷争不休，成为“罗生门”。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民主党人借此机会寻求通过立法将罗伊案先例编入成文法。但即使受外界舆论压力，共和党参议员仍团结一致，使参议院仅有一席优势的民主党人无法获得编入法典所需的60票门槛。拜登的最后一次尝试宣告失败。
自此之后，白宫开始每周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判决书发布后的应对之策。由于国会立法途径无法走通，拜登政府内部提出通过总统行政令、包括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等方式对抗判决“落地”。但一些幕僚指出，这些行政措施很快就会被各级法院判定违法，反而会被共和党人利用，批评拜登政府“行政扩张”。直到判决书已经发布的今日，政府如何应对，在白宫内仍未有定论。为白宫提供建议的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法学教授拉里·戈斯汀暗示，拜登“可能让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
另一边，民主党的选战团队响应迅速。6月24日当天，民主党高层竞选委员会即发起全国性志愿组织，以“确保美国人拥有将愤怒转化为行动所需的工具”。美国媒体披露，民主党正将志愿者力量集中于中期选举最关键的“摇摆州”。除了已触发堕胎禁令的“红州”，多数“摇摆州”的堕胎政策调整也还在“摇摆”中。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亚利桑那、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将成为两党在州一级堕胎立法中博弈的焦点。
不过，本次判决引发的全民抗议浪潮能否转化为民主党的选票，尚难判断。此前，分析多预测，11月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将至少失去参议院与众议院之一的多数席位。最新民调显示，虽然55%的民主党选民表示堕胎权案增加了他们的投票动力，但美国选民整体并未因本案而调动起投票积极性。超过六成的选民表示，当前蔓延全美的通货膨胀是他们更关心的问题。
布雷耶等自由派法官发布的意见指出，这一次，民主党和自由派选民已无退路：这份判决书中“最具威胁性”的是“没有任何内容阻止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换言之，如果共和党政府再度上台，“美国女性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要去纽约或加州堕胎，而是要去多伦多堕胎了”。
一根支柱的倒掉？
罗伊案先例被推翻，会对美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有研究预测，罗伊案被推翻后的第一年，会有10万左右的美国女性想要堕胎而不能，另一项研究显示，孕产妇死亡率将因此上升至少20%。但法律界更担忧的是，罗伊案只是“保守法院”推翻公民权利相关先例的开端。
自由派法官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在6月24日发布的反对意见中指出，“没有人相信这帮多数派会觉得此案完结就算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作为“呼应”，保守派法官托马斯在同日发布的个人意见中罗列了一系列涉及已婚夫妇避孕权利、同性婚姻合法相关的先例，宣称最高法院在未来应重新审查这些判决，“有责任纠正这些先例确立的错误”。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阿齐兹·胡克指出，保守派法官们下一步的目标将和共和党的“政治优先事项”相结合，重点审查涉及枪支管制、性少数群体权利、族群仇恨犯罪、入学平权法案、“奥巴马医改”等话题的先例。
这些先例与罗伊案的共同特点是，都涉及蕴含于宪法中但未被明确列出的公民权利，且这些权利都与“个体做自己身体、生活的决定”相关。当前，多个与上述议题相关的案件已经进入法院流程。考虑到最高法院有自主选择案件的权力，剩下的先例何时被审查也只是时间问题。
本案判决公开后，民调显示已有66%的美国民众赞成对最高法院法官增加任期限制，另有45%
的人赞成将法官数量从9人扩展到11人或更多。设置最高法院法官任期需要制订宪法修正案，短期内并无实现的可能。专家指出，这事实上显示出美国法院体系已经受到了公众的严重质疑。
列文森因而担忧，如果上述一系列先例都被颠覆，未来“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民众不再愿意向最高法院寻求帮助”，这意味着将有至少一半美国国民对失去了对美国“三权分立”中“最稳固的支柱”——司法体系的信心。学界更担忧，民主党和自由派中的偏激进声音会因此掀起反对最高法院的“新民粹”浪潮，造成社会进一步分裂。
“终有一天，法院将不再被民众视为合法，这并非不可能。它的裁决将被忽略。毕竟，它没有自己的执法机构或军队。”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教授金伯利·韦勒说。
如何阻止这些悲剧发生？南德克萨斯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乔什·布莱克曼指出，唯一的希望是三位自由派法官能否与保守派法官们形成妥协。本案判决显示出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保守派法官卡瓦诺都有成为“温和派”的“潜力”。布莱克曼认为，如果自由派法官们能“牺牲”一部分自由主义立场，团结两位保守派法官形成5：4的“中间多数”，有希望维持部分先例。
亦有声音认为，本案只是个例，美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堕落至此”。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至今，特朗普及其盟友共提起62起挑战选举结果的诉讼，但被86名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法官驳回，这些法官中的过半数都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提名的人选。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院长丹尼尔·托卡伊因而指出，法官依然是美国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