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卫女工的反抗：曾看见站长不关门抱女工人 多次性骚扰自己

黄微说，以前自己不会这样，总觉得“我一个打工人没有说话的份量，你越是跟他顶，他越是整你”。但现在她看到，这一切都有松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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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微总是很警觉。在她居住的环卫站宿舍，她很难谈当年那起案子，话题只要切到那个人，她的声音就小得几乎听不到，她指指身后一半贴着粉色墙纸的墙，暗示那里不隔音。即使外出，她的眼睛也总扫视着周围，捕捉任何可疑的身影。哪怕那个人已经离开两年半，她的紧张感也从未缓解，她担心被别人听了去，再传到他的耳朵里。

她所在的这个街道环卫站，藏在一片土黄色外墙的家属楼里，这是一栋三层小楼，贴满绿色斑点的白瓷砖，看着跟周围格格不入。楼里不如外面特意翻新过，有点显旧，水泥地，简单粉过的墙。一层是环卫站的办公室，二三层有12个宿舍房间，住着几十号环卫工和他们的子女，厨房都在三楼，有的一家一个，有的两家一个，以前是按房间号分的，后来老乡继承老乡的，就都乱了。这些外地来的环卫工，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里，自成一个闭塞的熟人社会。只有一个不到一米宽的楼道窄门与外界连通着，一旦有外人进楼，就会非常惹眼。

尤其黄微带来的人。

站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黄微在这里搞出过大动静。那是2020年，她跑到法院状告站长周恒良“性骚扰”——对环卫站的人来说，这还是个陌生的词汇。两个半月后，周恒良在大会上念了一封道歉信，从环卫站主动离职。

这是广州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到法院立案的案件，但这里的人不懂其中的意义，只知道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上面的领导，街道的，区里的，来站里找人谈话。这之后，站里的人都知道她不是个好惹的，“她眼里容不得沙子”，一位在站里干了二三十年的老工人这样形容，“她就跟一个男人差不多” 。

实际上，黄微瘦瘦的，只有一米五三。广州的初夏，她常穿一件黄色雪纺衫，脚上是大红塑料拖鞋，随着她很快的步子噼啪作响。她今年40岁，出生在湖南农村，家里有两个弟弟，为了养家，不到15岁她就从老家到惠州的缝纫厂打工，工厂管吃管住，一天干14个小时，一个月只有三百块。她很俭省，又要强，第一年往家里寄了1700块，第二年就寄了3800块。

为了打工，她去过嘉兴的毛衣厂，也去东莞种过蘑菇。对生活，她有点魄力在身上，蘑菇是表亲叫着去投资的，十多万，把攒的钱都赔了进去，她认栽，又回到缝纫厂，从头再来。她缝衣服，老公烫衣服，平常每个人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多的时候七八千。缝纫厂一直是黄微的退路，她觉得自己总能活下去。

但孩子是个遗憾，因为打工，两个孩子从出生起就不能跟在她身边。“好像感觉一直在外面飘，也没什么意义”，黄微的老公李德说。他们想要找到又能打工挣钱又能带孩子的途径，听说广州环卫站的福利好，五险一金基数以实际收入为准，节假日补贴也写进官方文件里。不过，黄微对这些没什么概念，吸引她的，是缴满两年社保后，环卫工的子女可不受户籍和学位限制在广州免费读公立学校。只有广州的环卫站能提供这样的待遇。

从老乡那得知环卫站招工，2016年，黄微和丈夫李德来到环卫站，并在2018年把孩子接了过来。

刚来没多久，黄微就发现，这里的人际关系不简单。有一回，她着急上班找不到扫把苗，随手在工具房拿了两根，被扫把苗的主人说成是偷。她性子急，两人吵了起来。她知道，就得这样，“你这个人不厉害，别人就可能欺负你，你厉害他就不敢”。

她想念过去流转的那些工厂，大家关系简单，下了班就轮流到各个家里吃饭。不过这些都是小摩擦，熬过去就好。晚上下了班，李德也会骑电动车带她到外面转转，有时一路骑到广州塔，站在珠江边上，“（每栋高楼上）很多漂亮的灯光闪着，高塔是很漂亮的，一下子这个颜色一下那个颜色，都是五颜六色的。”她觉得心情好了起来。

但没多久，周恒良开始在微信上给她发，“我喜欢你”。

黄微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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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不是没有信号，只是黄微不愿往那方面想。她觉得周恒良人还不错，早上看到她会打招呼，“说早上好、你好之类的”。上班清扫街道时，周恒良会去她的岗位上看她，偶尔在微信上发一朵玫瑰花。

但这句“我喜欢你”还是太突兀了。她赶紧删了。“我吓死了，我真的觉得有点敏感，不好，都是结了婚的人。”

但对方是站长，她不敢得罪，“我就假装不是那个意思”， 把话题转移一边去。

一次路过办公室，她看到周恒良把一个女工从后面抱了起来，门都没有关，“那么多人他都敢”。再跟周恒良说话，她“要（隔）一米的距离”，“我怕他占便宜”。

在黄微的印象里，周恒良长得壮硕，说话声音很大。“他很凶的，骂人也骂得很难听，有时候生气在办公室拍桌子，好多人都怕他。”环卫站里周恒良最大，大家私下聊天，提到他都称呼“老板”。黄微记得，有几个工人在办公室跟周恒良顶嘴，他当场发脾气就要把这个人炒掉，“说赔钱就行”。

黄微决定忍让，见到周恒良还是笑，假装自己听不懂。但周恒良变本加厉。黄微最害怕的一次，是2016年一天夜里，当时孩子还没接来，周恒良打来电话，电话里她感觉周恒良喝酒了。他说已经把她老公支走， “他说要我下来，说我很喜欢你，很想你，说我想和你做那个，我说你要去找去外面找，我就把电话挂了”。

但她不敢跟丈夫讲。每次提到李德，黄微就反复强调，“我没有对不起我老公”。周恒良再发来微信，包括一些有性暗示的图片、视频，她就赶紧删掉，怕被丈夫看到，好像自己也犯了什么错。

后来，黄微删了周恒良的微信。2019年元旦，有人退休，岗位调动，黄微被调去清扫一片工作量更大的区域。那片区域有个火车头，树多，每天要扫很久的树叶，要比之前更早到岗。黄微怀疑，这次调动是周恒良的报复。周恒良还跑来找她，问她为什么不回信息，又重新加回了她的微信。

这是黄微备受煎熬的三年。她的羞耻和愤怒越来越强，“我好恨他”。她在环卫站听到老乡们聊新闻，谁谁谁被搞下来了，对方有证据，曝光了录音。她隐约觉得，录音或许可以帮她。她跑到工作地200米外的数码城，花四百块买了一支录音笔，但她不会用，录得很不清楚。她又买了一支，花了三百多，说是可以扩音，声音能录得很大，但因为紧张，一则清晰的音频也没录下来，反而让日子更提心吊胆。一次录音笔掉了，黄微吓死了，大中午的跑出去找。她担心“被环卫站的工人捡到，会害死我”。

后来，朋友教她用手机录音，她才成功录下了2019年10月之后的对话。

2019年10月2日，周恒良又打过来，在黄微录下的音频里，周恒良毫不避讳地说，“我想你，你太美了你知不知道，又白净，又小个子”，“是我最喜欢的菜啊”，“我对你是真心的”，“你抽一点时间我们两个在一起吧”。

黄微急了，“我的天啊，你把我当成菜，我是人，我不是个菜。”

黄微用录音笔留存下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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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丁雅清第一次见到黄微，是2019年底。她所在的律所位于广州CBD，旁边就是广州塔，到了夏天，空调开到18度，一进楼就凉嗖嗖的。黄微一进来，丁雅清就感受到她有些无措，她一直重复，“你们所好大啊”。

偶然地，黄微在网上搜到了丁雅清。这之前，丁雅清刚打过一个平等就业权纠纷的案子，一位女性因为怀孕被公司开除，丁雅清帮她争取到了赔偿。这个案子是广州首宗平等就业权纠纷案。

帮助黄微的人里，还有一位叫小吴，她是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当时正在做环卫工生存处境的课题研究。黄微让小吴意外，但意外的并不是性骚扰本身，而是黄微“人小力量大”，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知道去留证，“而且她已经留下了很多证据”。

在律所，三个手机、两支录音笔摆在丁雅清的桌子上。黄微录下了2019年10月份开始的音频，更多的是微信聊天记录。一聊起案子，丁雅清感觉到，“她的自主性又回来了”。黄微讲起被周恒良性骚扰的经过就停不下来，“你就能感觉到她身体里是有很多被压抑的东西，你给她一个口，她就会不停地往外倒。”

丁雅清不是那种严肃的职业律师，她个头小，一头短发，有点驼背，不喜欢被束缚，门口随便丢着一个袋子，里面卷着一张《灌篮高手》的海报，是她凌晨看了电影后拿回来的。见到黄微前半年，她才正式拿到律师执业证，她发现，自己需要适应律师行业的很多隐形规则：上班要穿正装，公司聚餐要起来敬酒，“开始回到了主流社会的那一套东西”，她感到倦怠。

而黄微令她感到“惊喜”， “我做过那么多自称是性骚扰的案子，没有人有她那么直接的证据”。“这个证据清晰得已经让人没有办法辩驳了。”

2019年1月1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刚刚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新增的独立民事案由正式施行。在这之前，每次接到性骚扰的案件，丁雅清去法院要立的案由是“一般人格权纠纷”，她总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为什么性骚扰侵犯了一般人格权。而有了这个独立案由，“性骚扰这个事就是在法律中存在的，就毫无疑问了”。性骚扰案件还有一个难点，如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说服法官性骚扰的确发生了。但在黄微的案子里，“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性骚扰” ，录音里，周恒良不仅让黄微一起去开房，还提到自己已经把她老公支走了。

但捋完证据，丁雅清提到诉讼，黄微却犹豫了。

在环卫系统，每个环卫站的福利并不完全相同，站长有一定的自治权，能够向街道争取更多的福利，也决定着环卫工们在广州的生存细节，包括具体的工作范围、薪资、宿舍的分配、儿女上学的审批。一位九十年代就来街道环卫站的工人说，周恒良来环卫站远在他之前，从给垃圾装车的工人做起，在2008年当上了站长。这些让黄微觉得，周恒良在这里的根基很稳固。她担心周恒良去找丁雅清麻烦，甚至当媒体找来，她问丁雅清，“如果我们站长去把那些媒体搞臭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站长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但是他营造出来的情绪是真实的。”丁雅清说。

她去环卫站看过黄微。一进楼，就有人问她来干嘛的。出于谨慎，她说是给孩子补数学的。她们一起走出来，楼道口，几个人蹲着抽烟，她刚想开口，就被黄微提醒不要说话，那几个人是周恒良的眼线。在环卫站附近走着走着，她们的说话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突然被打断。

“她就认为他们站长有这个能力，站长通过营造这样一种并不应该存在的权力关系，让她们受到这样的压力。”丁雅清说。

她最大的担心是，案子刚开始打，站长就先把黄微一家开除了。她把这种可能性告诉了黄微，也告诉她，起诉一旦开始，她要承受的压力一定很大。除了打击报复，也会有人说闲话。过去的经验告诉丁雅清，女性遇到性骚扰，肯定要承担一些污名，“会被说成是她故意勾引的站长，是不是要搞一些权色交易的事。这其实都是可以想象到的”。“法律只是一个底线，这些现实的问题，法律是解决不了的。”

但她没想到，黄微非常坚决。

“大不了我不干了，不管他了，反正这次就豁出去了，就这样想。逼得我没办法了，只能这样子曝光他，我说起诉他。” 黄微说。她想，最坏，她还可以回到缝纫厂去。而丁雅清看了黄微的劳动合同，发现如果被违法开除，黄微和丈夫可以拿到近十万元的经济赔偿金。这也给了黄微更多的底气。

但诉讼还是被推迟了半年。因为那时，黄微的儿子即将小升初，需要站长盖章签字。一直到2020年6月15日，她们才到法院正式立案。

丁雅清和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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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是在妻子见完律师之后，才知道的整件事。

李德一米七左右，瘦瘦的，皮肤晒得黢黑，不爱说话。他在环卫站开洒水车，早上四点半到岗，比黄微还要早一个小时。黄微喜欢讲他的体贴，他每天洒完水，都会去帮她拖垃圾。因为忙，夫妻俩能闲下来聊天的时间很少，过去四年，他都没察觉到妻子不对劲。偶尔黄微提起周恒良，只是说那个人不好，他也没往那方面想。

而黄微去见丁雅清时，原本也没有打算告诉李德。

黄微20岁就嫁给了李德。媒人介绍时说，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这正合她意。但婚后生活比她想的复杂。2008年，生下儿子后，因为不愿意在婆家待着，月子没坐完，她就跑去嘉兴打工，别人生完孩子都胖，她只有83斤。至今，她仍然经常提起那几年，一提起就停不下来。她不直接表达自己的难受，只会一直讲一直讲。她总说“都过去了”，但是一说起来就流眼泪。她觉得，是那几年让她变成了这样的性格。“我是被人逼出来的，以前不会这样子，之前很好说话的。”

那时候，她对丈夫的印象是，常常在她和婆婆之间沉默。周恒良的事，她不愿被丈夫知道。之前站里有女工被性骚扰，老公知道后俩人大吵一架，最后女工自己离职了。但丁雅清劝她，这事还是要告诉丈夫。一旦起诉，站长和周围人一定会施压，“家庭支持很重要”。

丁雅清和黄微一起回到环卫站附近，找了个饭店，把李德约了出来。丁雅清怎么劝，黄微也开不了口，她觉得难为情，最后还是丁雅清说了整件事。听完，李德非常平静。“不是那种装的淡定，是很理性，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办，一路都在问一些解决方案。”丁雅清说。

李德事后回忆，当时表面冷静，心里很生周恒良的气。但这件事让他觉得，“真正地、彻底地看懂了（黄微），她这个人的本质还是很好的，没有受到那些社会的物质的诱惑。”黄微想去起诉， “那肯定支持了，既然老婆这么好的话，我有什么不支持的？”

立案很顺利，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周恒良还没有接到法院通知，6月18日，《羊城晚报》的报道发了出来。周恒良知道了起诉的事，环卫站的人也都知道了。

往常有说有笑的熟人社会突然被撕了一个口子，“整个环卫站基本上跟我们好像就是一个敌对状态，一般都不跟我们聊天”，李德形容。黄微为人热情，在环卫站一直人缘不错，附近拉面馆的员工、小区的居民，在街上看到黄微也会主动跟她打招呼。但诉讼的事传开，以前大老远见到就打招呼的人，现在碰到就低头擦肩走开了。还有人问她是不是又在录音，让她把录音笔交出来，“说录音赶快删掉，不要留着了，都是祸害”。

有个老乡还来问黄微，听说周恒良跟其他工人说，黄微只是想要钱，已经给了20万，马上就会撤诉，是不是这样？黄微说，没有这回事，“我就这样说的，都走到这个地方了哪里还有回头之路，我只能往下走，是不是？”

李德的姐姐姐夫在同一个环卫站，姐夫过来找李德，劝他算了，还是撤诉吧，万一告不倒，大家都要一起被开除。

“他们就好像把我们撇开一样的，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李德说。“我说发生了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放过他”，“即使我们告不倒，大不了我们走人，这份工作不干了。我们的底线就这样了”。

黄微的弟弟在隔壁街道的环卫站工作，也来劝黄微撤诉，“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谁劝我都没有用，谁的面子我都不给 。”

但她同时也感到愧疚。弟弟有五个孩子要养，晚上下了班还要去ktv回收易拉罐，有时候干到早上又去上班，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她觉得，是因为她的事，弟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真的还影响我弟弟，我的压力也很大的，我弟弟做得不开心，我心里很难受的，说实话，因为我弟弟是无辜的，是不是？”

那段时间，小吴经常收到黄微的微信，说她在路上又碰见了周恒良或者跟他有关系的人。她总害怕哪里没做对，被抓到把柄。一些小事，谁平时跟她挺好的，突然一句话不说了，或者是看到她就绕道走了，她都看在眼里。她过得很紧张。

但是，“我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放弃就自己完蛋了”。

丁雅清律所附近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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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恒良试图调解——他带着律师来律所找丁雅清，想让她们撤诉。丁雅清说，“赔礼道歉绝对不能省，别的还能谈”，周恒良的律师马上说“不可能”，俩人起身就走。接待的工作人员去倒水，水都还没倒上。

后来，街道又组织了一次调解，但都以失败告终，丁雅清印象里，周恒良更希望用钱解决，反复问的就是要赔多少钱才能撤诉。但她们坚持，道歉绝对不能省。

最后，法院组织了调解。传票上，法院给这个案子安排了220法庭，正常法庭只有12个旁听席，但220有接近一百个座位。因为是广州第一例性骚扰为案由的官司，法院也重视，但因为丁雅清申请了不公开受理，除了当事人和律师，这些座位都空着，李德也只能在外面等。调解庭上，法官问黄微是否需要赔偿，黄微立刻说，“他的钱太脏了，我不要，一分都不要”。法官反复问，黄微很坚持，就是不要。她事后解释，“钱我自己可以赚到，我要了他的钱，别人就说我是为了钱。人活着就是要面子，就是为了出一口气。”

庭上，黄微和丁雅清的记忆里，周恒良都一句话没说。黄微曾经描述的周恒良在环卫站只手遮天的形象，丁雅清一次都没感受到。从调解开始，她见到的就是不敢说话的周恒良，她几乎不知周恒良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那年8月7日，她们与周恒良在调解庭上达成和解。从立案到结案，只用了不到两个月。

在这个案子里，性骚扰一直停留在口头邀请，邀请没有成功，也就没有实质的肢体侵犯。丁雅清知道，走诉讼途径，按照法律规定，她们能要求的东西不多。“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大多数的办案人员不会去想象你4年的时间受到了怎样的精神折磨。”黄微一心只希望这个人再也不要在站里工作，而这通过诉讼很难达到。诉讼后，很可能周恒良赔礼道歉之后，依然在那里工作。

她们最终同意调解，是因为周恒良当场签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这年8月31日从环卫站离职，只要黄微还在环卫站，他就不能再回街道工作，不能再对黄微及其家人实施任何的侵权行为。

丁雅清知道，离职、不能再回街道，都是法律无法约束的，只能在和解协议里让他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应。在法庭上，她们特意看着周恒良签了字，和解协议除了保证书，还要求了他在环卫站的员工大会上道歉，并做会议纪要。

“你到哪去找这样的当事人？”丁雅清说。她2014年入行，一直和底层打交道。她感受过那种磨损，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公平，有时她会怀疑，为什么事情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黄微出现时，她一开始也觉得要再面对一个脆弱的形象，没读过什么书，没什么人脉。但她们一步一步走下去，每次讲到案子的风险，别人会退缩、犹豫，黄微表露出来的却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搞他”。她拒绝赔偿，毫不迟疑，就像“教科书上走下来的当事人”。

“她对这个事核心的点，好像并不是说我被欺负了，我要反击，而是说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丁雅清说。

2020年8月12日，环卫站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周恒良在会上公开道歉。当天下着雨，会议没有提前通知，黄微下了班回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穿着湿的工作服就被叫去开会了。按照协议，会议后街道出了一份盖着公章的记录。从心底里，黄微不接受这个道歉，“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她觉得，没有任何的诚意，只是走了一个流程。

但哪怕这样，已经是丁雅清预料之外的结果。“判都不可能判成这样。”案子结束后，有学术会议找她去做案例分享，但听到最终以调解收尾，又作罢。但她不在乎，“我拿到了一个比判决结案更好的结果 ”。

这天晚上，黄微夫妻叫上丁雅清和小吴，带上女儿，一起到大龙燚吃了顿火锅。在广州，大龙燚的包间窗户都开着，她觉得这里吃得通风、畅快。黄微随身带的仍然是个塑料袋。吃着吃着，她突然从塑料袋里拿出一沓现金，一万块钱，要给丁雅清。

为黄微打这场官司，丁雅清没收钱。但免费代理违反律所规定，她自己拿了一万块交到了律所，算是这场官司的律师费。她也没有走法律援助的程序，因为法律援助的律师是随机分配的，其他律师并不一定愿意打。这些，都是黄微偶然听小吴提起才知道。

丁雅清吓一跳，赶忙提醒她，“你不要露富，等会有人抢你钱了怎么办”。

黄微把钱收起来。吃完饭，到了街上，黄微又从塑料袋里把钱拿出来要塞给她，丁雅清还是不要，两人在马路上追了起来。

钱没给出去。黄微听别的老乡说，榴莲很补，“一个榴莲当三只鸡”，她买了四个榴莲，花了八百多，请小吴和丁雅清来吃。榴莲肉拆出来几大盆，整个环卫站都是榴莲味。丁雅清因为工作没来，小吴给她送去两大碗。

“连着吃了三天，我内心都快崩溃了”。丁雅清说。往后，每次路过水果店，闻到榴莲味，她都会想起这件事。

2018年，北京地铁上的防止性骚扰公益广告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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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我在广州见到黄微。见面前一天，黄微给丁雅清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她对我的意见。案子之后，她们依然保持联系。丁雅清成了黄微最信任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黄微都要找丁雅清判断一下。

她身上那种朴素的正义越发显露出来。三年前，丁雅清第一次告诉黄微，这个案子是广州首案，大概率会有记者找来，问她愿不愿意去讲这些事。黄微的第一反应是，“站长会不会去删稿？”但这次，她在电话里对丁雅清说，“我说实话就不怕，反正怎么问都是真的”。

黄微就是这种人，爱恨分明，一旦被她认定是自己人，就会卸掉警觉，把自己全部摊开。连续几天，她都叫我去她家吃饭，每顿饭都要买一条大黄鱼。知道丁雅清爱吃小龙虾，哪怕提前被嘱咐过太麻烦，不要做，第二天中午她还是买了，刷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虾线都是白的。

有时，丁雅清谈起自己的工作，谈起正在写的提案，黄微听不懂，但依然在听。很难说这些理念到底对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她的勇气和反抗意识却是明显的。

被环卫站莫名其妙罚钱，她要去问明白，弟弟的钱被扣，她也跑去理论，扣钱有什么依据吗？她知道要录音，要留证，她承认，以前自己不会这样，总觉得“我一个打工人没有说话的份量，你越是跟他顶，他越是整你”。但现在她看到，这一切都有松动的可能。

“你能感觉到以前站长是可以吓唬她的，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小心我把你炒掉，现在是完全吓不住了”，丁雅清说。

“没有遇到丁律师之前，说实话我不敢”，黄微说，但经历了这个事，“我觉得有什么事要自己大大发声，不发声也不行，该说的还是要说。该反抗还是反抗。你越不反抗对自己越不利。你反抗了，他们也害怕。”

黄微越来越喜欢打抱不平。站里有人出了车祸，跑来问她，她立刻问了丁雅清怎么认定工伤。老乡的孩子在幼儿园被老师欺负，也来找她问能不能联系一些人帮帮忙。得知学校把监控删了，她很生气，“怎么不录下来，都是证据”；老乡最终和幼儿园和解，赔了六万，她还是生气，嘟囔好几天，“小孩子还那么小，六万块能干啥嘛，就应该让他去坐牢”。

李德也变了，环卫站有两个环卫工下了班去搬木板，木板没交给环卫站处理，两个人各被罚了一百块，还要再扣三个月的绩效奖1800元。李德出主意，按理说这是下班时间，不归单位管，让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提一下，自己会跟着附和。如果实在不行，就去劳动仲裁。后来，这笔钱没有扣。

但李德更多是克制的。他劝过黄微，“毕竟我们是打工人”，还是不要得罪太多人，适当地“给别人一个面子，给他一个台阶下”。黄微听得进去，但她也说， “我觉得是对的还是会听他的，如果不对的我就不会听他的。”

现在，她很少害怕和犹豫。“因为你懂了，经历过这些事，还是懂一些法律，慢慢知道什么事是轻，什么事是重，是可以去博可以去争取，可以去反抗，对自己也好”。

因为黄微，因为那场官司，一些新的东西逐渐渗入这个曾经闭塞的小楼。黄微喊着吃饭，时隔三年，丁雅清再次来到了环卫站。办公室的门口翻新过，她差点没找到地方。走进楼，一位环卫工看到她，冲她笑了一下，她后来说，“那个表情让我感觉到，他知道我是谁，而且他对我没有敌意，我不需要再去假装我是给小朋友补数学的了” 。

那位在这里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工人，也开始谈劳动法，在意奖金有没有发下来，知道有些事是可以去仲裁、去争取的。

黄微总觉得，这些都多亏丁雅清。她住的地方附近两公里，是广州繁华的北京路商业街，但之前她一次也没有去过。家里出去吃饭的日子，是孩子考了好成绩，全家去吃顿肯德基。但现在，虽然还是偶尔找不到路，但她会约丁雅清去北京路吃火锅。因为丁雅清，她能很早知道一些新政策，比如广州的医保政策又改革了，个人账户每个月都有几百块，小病小痛不需要忍着。丁雅清会在环卫站附近的按摩房买一个套餐，把发票给黄微，让她记得去。

而丁雅清觉得，黄微是反过来能给她“充能”的人。虽然黄微说，如果没有小吴和丁雅清，她可能会“烂在肚子里一直不吭声，忍一辈子，做多久忍多久”。但是小吴和丁雅清都知道，哪怕没有她们，黄微也会选择“鱼死网破”。

丁雅清也发现，反击性骚扰变成一个越发普遍的共识。

上海地铁上曾发生性骚扰，被骚扰者没有报警，但地铁民警从监控里看到了，下一站把他们拦了下来，并做了处罚。一位女性在桂林因肠胃炎到医院，医生用听诊器的时候摸了她的胸，报警后，警察以强制猥亵将医生拘留15天。当时，那位女性曾向丁雅清咨询，丁雅清担心，警方不一定会管，但事情的发展超出她的预料。

她总是兴致高昂，持续乐观，“这些变化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内容，但是它就是发生了。”

图源剧集《她和她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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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日，黄微正在街上扫地，一个老乡跑过来跟她说，周恒良到距离不远的黄花岗环卫站做管理员了，黄花岗环卫站的工作群里发了人事调动的消息。这天广州还在下雨，晚上下班，李德就找了过去。他们都很生气。但当天，他们没有见到周恒良。黄花岗环卫站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解释，周恒良只是来做垃圾分类培训的，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帮着“调解”。李德说，“法院都调解不好，你们还调解得好啊？”

这个消息一度使黄微非常后悔，当时的调解协议里没有写上，只要她还在环卫站，周恒良就不能回环卫系统。她不停重复，“我没坚持嘛，要是坚持就好了”。

很长时间，黄微和李德，带着一儿一女，四口人住在7平米的宿舍里。门口挂着她的雨衣和草帽，和别人的不同，她的草帽上还画着六朵紫色的牡丹。推门进去，一张90厘米宽的上下铺顶着窗户放着，儿女睡在上铺，她和丈夫挤在下铺。生活行李都堆在进门左手边和头顶的储物架上，尽量腾出一条过道。床头的两个柜子上，摆着这个家里为数不多的数码用品，一个电脑，一台打印机。这些都是疫情期间给孩子上网课和打印作业用的。

周恒良离开后，姐姐与他们重归于好。还有人当面感谢黄微，“这个人你们把他搞掉了，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也有人记恨她，一些福利跟着周恒良一起消失了。

话里话外，李德透露着一些犹豫，生活没有以前那么舒服，干活总是被人死死盯着，不像以前那样，工作起来心里是轻松的，现在，他总担心又有人专门来查岗。

而对黄微来说，那种紧张的感觉又回来了。说起周恒良，她依然会滔滔不绝。很多事无法核实，但她的恐惧和忧虑是真的。我去她工作的街区找她，她突然示意我不要靠近，稍后才跟我解释，旁边理发店里剪头的，是周恒良的人。晚上我们去环卫站周围一公里的商场吃饭，等电梯时，她突然指了指另一个人，“那是周恒良老乡”。

她仍然是警觉的，她有了一些力量，又持续着不安。

她很难再相信周围的人，她觉得，有人在刻意跟她保持距离。黄微说着不在意，但每次聊起来，又会一直重复，“我这个无所谓，他们不跟我说话，反正我一个人就是独来独往，我觉得还好。”

这并没有太出乎丁雅清的预料，但她也知道，如今，已经没有谁能轻易为难黄微了。

今年是黄微夫妻在环卫站工作的第八年，终于攒够积分，隔壁同事搬走，他们要换到隔壁更大的房间。虽然只有13平，但能放下两张上下铺，李德特意买了油漆，打算重新粉一遍墙。

黄微算着，自己还有9年退休。夫妻二人这些年攒下了二十多万，在老家盖了新房。今年李德已经回去了两趟，看着工人装修。虽然喜欢广州，但谈到退休后的打算，黄微说，“我还是要回老家。”

说起这些时，黄微骑着电动车，载我行驶在广州的马路上。天气已经很热。她反复说，还是羡慕有文化的人，这是她这几年最强烈的感受，“有文化才能保护自己”。儿子本来跟着他们在广州读书，但上了初中后，沉迷手机，她和李德一狠心，把他送回了老家一所封闭式管理的高中，一年学费一万多，“还是得读书”。

女儿还带在身边，宿舍小，夫妻说什么话儿女都能听见。她一直以为女儿什么都不懂，但有一次提到周恒良，她说，“那个人渣” ，她才意识到，女儿知道了点什么。她记得，调解还没结束时，有一天女儿听到他们讲话，小声地说了一句，“妈妈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