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希尔·哈木提·伊兹格尔(Tahir Hamut Izgil)眼看着公园变得空无一人，烤馕店的窗户被木板封了起来，他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带走。

他属于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维吾尔人世代居住的新疆对他们进行镇压。但镇压的手法在2017年变得更加可怕：数十万人消失在政府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营中。数百万人生活在严密且日益加强的监视之下。

知名诗人和电影导演伊兹格尔担心，当局将在不久的一天来抓他。所以，他做了只有少数人设法做成的事情：2017年夏，他和家人一起逃出了中国。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郊区定居下来后，他把那段经历写了下来。

企鹅出版社本周出版了伊兹格尔的回忆录《等着在夜里被逮捕》(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他在书中用自己对细节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中国的政策对生活在这些政策之下的人民的影响。

学者和记者们已描述了针对维吾尔人的监控系统的详细架构。其他流亡的维吾尔作家和知识分子也写过回忆录。但很少有人拥有像伊兹格尔那样的亲身体验和分析敏锐度，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雷风(Darren Byler)说，他是研究维吾尔文化和中国监控的主要学者。

“这本书对生活在那个时刻是什么样子给出了界定性描述，”雷风说。“十年或20年后，如果人们想了解那一刻的话，他们会读这本书。”

在大多数维吾尔人出国旅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候，伊兹格尔在饱尝了几个月糟糕透顶的官僚程序，钻了一个罕见的空子之后，设法为全家人办了护照。一出来，他马上就开始写回忆录，他说，因为记忆仍然清晰，创伤尚未愈合。“我边写边流泪，”他说。“痛感仍剧烈。”

把伊兹格尔的诗歌和回忆录翻译成英文的历史学家乔舒亚(Joshua L. Freeman)说，伊兹格尔的叙事捕捉到了大量的细腻情感。

乔舒亚说，回忆录揭示了“被这个制度压制的人和属于这个制度的人都面临着矛盾、几乎不可能的选择、不确定性，以及不同程度的忧郁。”

可以说，伊兹格尔对执行中国政策的维吾尔族基层官员做了精雕细刻的性格研究，让人想起普里莫·莱维和埃利·维塞尔的作品。

比如渴望当公务员的年轻女子古丽江没有其他机会，只能靠监视伊兹格尔所住公寓楼的居民挣点微薄的工钱。伊兹格尔和妻子看着古丽江手持活页夹在公寓楼进进出出时，对她只感到怜悯，但当她采用了中共官僚的那种做作语气后，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伊兹格尔提到大多数人时用了化名，并改变了一些身份细节，努力保护他们免受中国当局的报复。）

还有艾克拜尔和米吉提，这两名负责监视伊兹格尔和他的朋友们的警察多次纠缠着他们，叫他们请自己吃饭喝酒。

2017年夏，镇压进一步恶化。伊兹格尔收到了一个又一个朋友被关进拘禁营的消息，许多人是穿着睡衣被抓走的。女儿们夜里入睡后，伊兹格尔开始准备暖和衣服，等待敲门声，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他想在轮到自己时有所准备。

“如果有人半夜来敲我的门，我的计划是先穿上这些暖和衣服和秋天穿的鞋，然后再去开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伊兹格尔说，他的人生观部分地受到他在超政治化环境中长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伊兹格尔在喀什市外的一个村子出生，他去北京读了大学，曾积极投身于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运动后来被镇压。伊兹格尔毕业后留在了北京，被分配到培养未来官僚的中共中央党校担任维吾尔语教师。党校的工作让他感到窒息，他很快就离开那里。

他曾打算去土耳其学习，远离中国的审查制度，但在1996年出境时被拘留。即使在那个时候，想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也受到怀疑。他被指控试图将国家机密送交境外，被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再加上18个月的劳教。他说，那段经历对他在后来的镇压到来时能预期什么有所帮助。

到2017年时，中国政府的镇压手段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已变得更加先进。他曾试图暗中破坏政府的一些控制手段。政府为追踪活动人士建立了一个庞大的DNA数据库，在刷脸、录他说话的声音时，他用了电台播音员那样的清晰发音，试图阻挠当局。但那之后，他和妻子意识到，是时候寻找出国之路了。

人类学家雷风是讲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监视和大规模拘禁的书《营中记事》(In the Camps)和《恐怖资本主义》(Terror Capitalism)的作者，他说，在认识关键因素，有效地应对一个高度不透明的体制方面，伊兹格尔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最擅长搞清楚那个体制如何运作，如何从中获得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的人之一，”雷风说。

来美国后，伊兹格尔当过九个月的Uber司机，现在他是一名兼职视频编辑。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写诗歌和文章上，包括一本关于他在中国劳教所经历的回忆录。

伊兹格尔说，他认识到为维吾尔人的困境提供证词很重要，尤其是在他们的生活受到如此严密的监控、他们的文化和故事被系统地抹去的时候。随着研究人员和记者试图搞清楚中国镇压运动的各个方面，他的证词有助于他们进行核实。

但他说，一再讲述创伤经历的过程本身有严重后果。这样做经常让他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

“我不想为了让别人可怜我就谈这些事情，”他说。“那些事情真的对我有伤害。但如果我因为这些原因不说话，那就没人会知道这些故事。”

家人和朋友被抓起来送进拘禁营的消息让他充满悲伤和内疚。他曾经好几个月无法摆脱被追捕的噩梦。“虽然我们在美国生活得很安全，但我不能说我们已经彻底逃脱，”他说。

他说，许多读者可能会觉得他在回忆录中讲述的故事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将其视为生活在威权主义国家的人的经历。但他已经学到的是没有绝对的安全，伊兹格尔说。

“这个世界很小，人类的命运越来越交织在一起，”他说。“我希望读者不要忘记，不幸的事情能毫无预兆地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