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出不穷的“百强县”，含金量有几分？

“百强县”排名，从何而来？

我国“百强县”的官方排名可以追溯到2004年和200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测评结果》[1]，此排名是根据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个方面衡量县域经济综合发展的情况[2]，以人均GDP衡量，当时的前十强及部分百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京、津、沪以及江、浙、粤等地级以上城市的平均水平。

虽然国家统计局在后续没有继续更新这份统计结果，从两年发布的结果依旧看出，彼时的百强县已经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强势的产业，从农产品加工到制造业，从普通工业到高科技产业，百强县根据自身条件，各显身手，竞争力明显提升，产生了一大批著名企业和著名品牌。

2016年起，赛迪顾问公司开始对我国的县级行政区进行“百强县”的评比工作，随着榜单的持续发布，以及国家愈发重视“县域”的发展，赛迪的“百强县”名单，让不少县政府提出“进百名、争五十”的发展目标，同时成为“百强县”的县级行政区也以此作为重要的政府工作成果，比如2021年四川省出台了《四川省争创全国百强县百强区百强镇支持奖励办法》鼓励各级政府按照“因地制宜、一县（市、区）一策”要求，突出“一县一主业”来争取在“百强县”中获取席位、提高位次。

今年7月，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揭示2023年度我国县域百强名单，名单不仅呈现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也剖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布规模和格局实力。

研究显示，今年的百强县中，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三省表现突出，而前 10 名[3]中江苏省独占 6 席，并包揽前 4 位。百强县中进入“GDP千亿俱乐部”的县域达到54个，完成GDP8.6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1%。县域地区GDP贡献逐年上升，县域经济是六个经济大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2023年赛迪百强县榜单 图：赛迪顾问

除了赛迪顾问以外，还有壹城智库发布的《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中郡研究所发布《第二十二届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告》等全国性的综合评价体系，以及如南京邮电大学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院所发布的《江苏县域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报告(2022)》、人民日报社人民智库发布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四川省）县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建构及测评》等的地方性的评价体系。

在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百强县排名作为传播广、影响大的评价体系，常被省、市政府用作展示和证明其经济发展的成绩和竞争力，高排名的县域会吸引更多的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百强县名单成为以GDP为主导向发展地方经济的风向标和竞技场。

然而，商业型研究单位的排名不一定与国家对县域的政策导向完全一致。

商业排名通常以县的产业结构、财政状况、市场表现等指标为基础，旨在衡量县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和发展水平。而政策导向更关注宏观经济的方向性和地方社会的稳定性，更注重区域发展的整体平衡和公共利益。尽管商业排名和地方政策存在一定关联性，但商业排名容易将不同发展类型的县域单位混为一谈，可能会对县政府的判断和发展产生影响。

国家眼中的县域，应该是什么样的？

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城乡融合的关键枢纽。具体而言，国家重视县域的政策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县域的中枢力量，衔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县域治理是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国家将县域建设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以缩小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努力提升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多次强调，县域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综合体现，通过抓好县域中的工农关系、优化土地要素等农村重点工作，让乡村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持续缩小地方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

强县和富民是县域工作的目标，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重点目标，例如，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单位就是县域，通过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大力推进强县促镇带村。而县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江、浙二省则更关注县域的现代化，更关注共同富裕，包括加强资源流通优化配置、解决城乡差距，促进省域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和持续深化富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

尽管现有权威排名的评价体系都以“城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宏观政策要求来衡量县域的发展水平，但实际使用的具体指标因素存在差异，这些评价大多以资源优先、增长优先和民生优先的原则来衡量县域不同维度的发展体现，同时评价体系既使用了统计数据，也涉及主观评分，还会邀请政府部门和专家进行权重赋予，其客观性会受到一定影响。

首先，资源优先：资源禀赋程度直接决定县域发展的物质条件。

如人民智库的评价体系（图1-1）直接使用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科技资源和绿色资源四个维度直观展现县域发展潜力的高低，而对比赛迪评价体系（图1-2），其则将各类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等人力资源、绿化率等绿色资源、新增专利数等科技资源和各项投资额的财政资源重新整理在各个二级指标之下，这些指标能够扩大当下县域对资源充分利用的能力和优化配置的成果，更好展现优渥的县域资源所带来的硬实力，从而拉高县域的排名。

图1-1 人民智库县域经济潜力发展评价体系指标

图1-2 赛迪县域经济百强评价体系指标（右）

第二，增长优先：经济增速不仅是社会发展需要，也是政府工作的要求。

如图1-1人民智库的指标里除了一般经济规模（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的增长，指标还要考虑财政负担的增速（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贷款余额增速等），综合地评价县域的经济活力和发展动力。在南京邮电大学的评价体系（图2-1）中除选取了一些静态指标，也选取了动态的比率作为测度，如收入比、存贷比、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外资额占GDP比重等。

图2 南京邮电大学江苏县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民生优先：相比于上述提及到指标体系对县域的经济改革能力和科研创新要素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比较，县域发展水平较弱的指标体系则更侧重于民生需求，民生发展是夯实县域经济的基础。

人民智库的指标体系（图3）中至少有4个一级指标是指向城乡基建、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囊括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评价。

图3 人民日报社人民智库县域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这些指标原则的选择对县域发展产生了以下几个引导方向：

其一，招商投资引导：通过考虑投资强度、财政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指标，可以引导县域关注市场投资的活跃程度、资本对发展的信心以及资金流向等方面，从而调动要素流动、提升要素效率。

其二，人力资源引导：通过考虑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和人口年龄结构等指标，评价县域的人力资源状况。这些指标的选择可以引导县域关注人口规模的增长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大学文化程度人数等方面，以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为县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其三，发展特色引导：通过考虑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数量、试点示范个数、地理标志产品个数以及重点实验室个数等指标，评价县域的发展特色，引导县域发展具有独特的产业IP，以形成县域特色和优势。

其四，人居环境引导：通过考虑空气质量优良率、公园绿地面积和城镇黑臭水体消除率等指标，评价县域的人居环境，引导县域关注环境质量、生态保护、绿化覆盖和城镇环境治理等方面，以提升人居环境的质量和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

争夺“百强县”，为何？

如今，每年公布的“百强县”排名已成为地方政府评估工作成绩的参考之一。省级和市级政府将其视为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光荣象征，而县级政府更将其作为脱颖而出、招商引资的宣传亮点。

从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效的排名结果可以产生以下几个正面影响：

首先，稳定政策效果。排名结果为省级和市级政府提供了优秀县域发展的模式和指导。

比如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区强县弱”两极分化尤为明显，而江苏、浙江同为经济强省，其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比均超过四成，其中江苏“南北共建”侧重于统筹谋划和整体布局、浙江“山海协作”侧重于体制机制与平台搭建的模式，更好地启发广东省在开展县域帮扶时采取更多元、精准的举措。

其次，吸引企业投资。排名结果有效揭示了县域的财政健康程度和要素流通情况，能够引起大企业的关注和投资。

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作为地方经济的招牌，百强县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企业入驻，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全方位培育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也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机遇和方向。

第三，刺激人口流动。在大城市行政区高房价、高物价的压力之下，不少人选择回流到县域中去，百强县意味着经济活力强、就业机会多，人民会更愿意前往这些县域谋求更好的生活。

同时，百强县注重发展并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这些可以吸引人们迁往这些县域，特别是那些看重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生活便利的人群。聚集效应之下，更多的人口流入县域也缓解了城市人口压力，促进城乡双向流动发展，带动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然而，百强县排名结果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是竞争压力。排名结果可能增加县域之间的竞争压力，一些县域为追求较高的排名，可能采取不恰当手段，如数据造假、统计灌水等，导致虚假的发展表现。2011年曾有媒体报道[4]，“贫困县”变“百强县”，该排名的公正性备受质疑。

其次是资源倾斜。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令到资源越多的地越容易获得更多的资源，而资源较少的地区则更难获得足够的资源，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县域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各地区的均衡发展，通过补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实现全面协调的区域发展，然而过度追求排名的县政府可能会将资源向少数富裕村镇集中，而相对较贫困的地区则面临更加困难的资源获取。

第三是民生忽视。评价体系里经济相关的GDP占大比重，而民生类的GDP则权重较小。地方政府在过度追求百强县的目标时，可能更倾向于投资于能够快速带来经济回报的经济发展指标，而对于长期性的民生指标可能不够重视。高经济增长的GDP排名的提升可以提升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流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相比之下，民生问题往往是复杂且需要时间解决的，政府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明显的政绩成就和形象提升。

县域发展需要注入理性

科学引导县域发展需要根据地区差异性，建立分类发展思维，促进各县域优势互补，注重发展质量和人民幸福感。评价体系应该旨在引导发展方向，避免盲目竞争，从而实现县域发展的整体提升。

我国幅员辽阔，县域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差异化、特色化的方式，找准突破口、避免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和减少产业结构趋同带来的恶性竞争[5]。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将按照县级行政区不同的功能，进行了五大分类：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

根据国家对县域的指导，如何通过“百强县”榜单引导县域的理性发展，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既考虑区域性差异、阶段性特征和多元化发展，避免盲目内卷竞争，也为各县域提供发展方向和对标经验，实现指导性价值。

（一）科学分类与定位：不同类型的县域就具有不同的经济、产业、公共服务和社会形态，国家的标准、商业的标准以及地方的标准都让县域的发展走向不同的方向。

参考《什么是中国的县域的现代化？》[6]一文提出的“县域类型学”的观点，经济和产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县域的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形态，因此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当下的产业布局，将分类的标准缩小，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县域从“稳定极”到“发展极”，从“发展极”到“创新极”的分类学变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二）发展指标的调节机制：建立县域发展指标的调节机制，考虑经济GDP与民生GDP的平衡，同时强调强县与富民的双重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加快发展块状经济，着力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必须在“做大做强、强化特色、拓展空间、城乡联动”上下功夫[7]，所以榜单上不仅关注地区生产总值，还要关注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多个方面的发展。

（三）区域分工合作：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历程，推动各县域在发展上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各县域的通达性和服务水平促进各地区的特色化发展，让县域发展成为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特色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