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王和岩：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

王和岩，财新传媒主笔，业界人称“三姐”，部分原因是岁月让她到了“大姐”的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对她的业务、人品的认可和尊敬。在“调查记者”日渐稀缺以致可以成为招牌的今天，她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从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闻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报道、武长顺系列报道，每一篇都体现着记者的价值，独家、独到。

人生总会有顺流、逆流，是什么支撑着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闻是青春的职业，她如何让自己的“开花期”持续了20多年？每一篇独家报道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坚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认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前媒体人刘万永对话财新传媒主笔王和岩，听一听一位调查记者的热爱、困惑和希望。

王和岩：1999年进入新闻行业，现任财新传媒主笔。曾获2013年度搜狐风云记者、2014年度网易华语传媒年度记者、2015年腾讯年度记者。2014年入选中国案例法学会、南方周末、法制出版社主办的首届全国十大法治人物。代表作谷俊山系列报道入围第六届全球光亮奖。代表作：商务部腐败案系列报道，谷俊山系列报道，武长顺系列报道，新疆伊犁周远冤案系列报道，内蒙古司法鉴定窝案报道。

做调查记者契合我 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刘万永：你在甘肃当了10年公务员，后来怎么当了记者？

王和岩：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肃陇南地委党校。那个年代，党校是很边缘的一个单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报到的第一天，教务处用的布沙发，硬得像铁一样，据说还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

硬件条件差是其次，关键在于无所事事。我刚参加工作，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迎头撞击的却是无比郁闷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职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杂志当记者，历经辗转，2001年5月到《中国商报》，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财经》杂志。2009年参与创办财新。

刘万永：为什么要选择记者，而不是创业？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对淘金没概念，我最爱干的工作就是做记者。

我对记者最早的认知是在高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来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学，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教师。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时，学校要表彰这些老教师，要求给每个先进教师写篇小传，我写作文还可以，就被挑上写其中两位老师。

写小传就要了解人家，要采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绞尽脑汁去编，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采访的过程让我感觉很快乐，写起来也很顺利。

后来跟语文老师汇报，我还得意洋洋地说，我把问题都提前写在本上，再去问他们。老师说，你这样不对。但我这个人比较胆怯，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不对。

后来看电影《十字街头》，赵丹扮演在报馆工作的老赵，他去采访，想不起问题来回翻采访本，很笨拙的样子。可能老师觉得我像那个人一样很笨。

刘万永：你觉得你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什么开始的？

王和岩：《中国商报》吧。虽然在杂志时也采访过，但那时候主要是做编辑，写的稿子基本是随笔。到《中国商报》以后，才有了比较合格的新闻作品。

有一年，内蒙古金川酒业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寿，还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来研究，觉得很多说法没法自圆其说。

比如，他们说喝了啤酒的那一组小白鼠，寿命比其他没喝的长。可我觉得从小白鼠到人，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来我又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都很怀疑：有医生说，酒精对人体有害无益，这是公认的结论；还有专家说，如果是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试验，取得这样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还近一点，从小白鼠一下类比到人，缺乏足够的科学验证。

材料里附有一份实验报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电话找到那家研究所，对方说报告只是对样本进行了分析，样本来源他们不管。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结论。后来，我写了一篇报道，表示质疑。后来对方找到我，承认报道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再报道了。

刘万永：你去当记者，特别是最初的那些年，会不会有各种不适应，有没有后悔过？

王和岩：我进入记者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很厌倦公务员的工作，我很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在机关，普通小职员唯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很乏味。

作记者，可以对社会发言，可以满足你内心最朴素的正义感。记者这个职业捍卫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有公共关怀，也有启蒙作用。每发表一篇稿子，无论干预现实还是记录历史，或者两者兼备，都让你感到它有价值和意义。这是公务员生活所无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编辑，不是一开始就做高强度的突发报道和调查报道，也就没有太多出稿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这个行业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觉得采访特别让我快乐。

在《中国贫困地区》杂志时，要去特别穷的农村采访，因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会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觉得特别兴奋。

后来，我在《中国商报》专门做调查报道，经常出差。一位副总编曾半开玩笑说，来报社的人，只要是看着像上访户的，就是来找我的。因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愿意做那种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题，我倒是挺喜欢做。

那个时候我频繁出差，乐此不疲。记得一个同事说，感觉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里面了。其实我自己反而浑然不觉。

刘万永：怎么就一步步走到调查记者了？

王和岩：我明确知道调查记者这个词是2004年。当时我也面临着一些职业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轻的记者，和我同龄的很多都要做编辑了。

那时候读了展江老师的书，了解到原来在西方国家，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里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饭，西方很多调查记者白发苍苍依然还在一线做调查，很敬仰他们

我不是一个在写作上有天赋的人。做调查记者，要求一个记者要很踏实、很执着、很专注，可能对写作要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这个比较契合我对职业的热爱，就想去做调查报道。

要坦率地告诉采访对象：我需要你的帮助

刘万永：很多记者会焦虑，没选题时焦虑选题，有选题时焦虑怎么做。你焦虑吗？

王和岩：我不是一个想的特别远的记者，比如说拿到一个选题我不大会先想怎么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远的事情，只想眼前怎么找人。

面对一个选题，要是坐在家里想，可能永远都想不出来。还是要走出家门，到现场去；拿起电话，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伟案中案》，就是一点一点跑出来的。

2006年4月下旬，《财经》杂志刊发了《程伟案中案》，这是我入职《财经》后发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会计程伟，涉嫌贪污、挪用6000万元公款和执行款。2005年夏天，程伟出逃，引出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领域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并连环牵出检察机关反贪官员受贿大案。

这篇一万多字的调查报道，起源于一则特别模糊的传闻：《财经》的一名编辑听人说，“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们那边有一个会计，把执行款挪用了6000万，跑了。”

这个题最后派给了我。编辑安慰我说，我们在天津没有任何资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压力。

40多天里，我五下津门，就像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搜集、确认信息，终于摸清了情况。

最初，我通过朋友了解到确有其事，但有关部门明确说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辗转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对方一听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几经寒暄，对方答应说几句话，好让我回单位交差。

了解了大体案情后，寻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经联系，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答应见我。说明来意后，他面露难色，一味东拉西扯，跟案情有关的话一句也不说。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一无所获，我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他小心翼翼递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两个人名：程伟、刘晓环。“这是涉案的会计和出纳，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个。”

采访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

刘万永：记得你采访时伪装了一个身份，但被采访对象识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听采访对象说程伟好像在天津开发区某小区有栋别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我装作买房人，程伟的别墅前转时，一名男子来开房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替老板来看房，他问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看着米色的墙随口胡诌：“做涂料的。”

这个人自称与程伟认识多年。聊天中，我获得了程伟出逃前后的一些情况。

过了两天再联系，他推说自己很忙，感觉比较抵触。我试着坚持：“我还是想再和你见面讨论下买房的事。如果下午没时间，晚上也行。”起先，他说没时间，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他又说，五点钟给你打电话吧。

后来我们在酒店咖啡厅见面，寒暄后他突然说：“你是记者吧？”

我一下子心虚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盯着我说，“感觉你不像买房子的，更像是记者。”

我决定豁出去了，说：“对不起，我是记者。我为此前所说的假话向你道歉。”

我解释，约他见面第一是为了工作，第二自己没有做坏事，第三不会伤害他。之所以没有说出真实身份，是怕他有顾虑不肯说。

一番说服后，我心一横，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但也尊重你的决定。”那时，真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他笑了：“其实，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这么大的事，不是程伟一个人的问题。”他又介绍了一些程伟涉案的情况，并称共有11人涉案。

后来，经过不断的找人、采访，终于落实了11名涉案者个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刘万永：我们常说记者怎么去突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幸运因素的。

王和岩：对，是有幸运因素。但还是应该尽可能真诚对待别人，比如他问我是不是记者，我告诉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诉他是记者，对方会问，你不是记者问这个干嘛？

实际上，你告诉对方真实身份以后，对方反而会对你放心。最坏的结局就是拒绝你。如果对方不愿意说，一方面要理解对方，另一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说服对方。

刘万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说，采访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终于承认这也不是他的原创）。也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一个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让别人把不愿意说的话说出来。你是怎样让你的采访对象开口说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现场，和采访对象见面，不要试图在电话里说服对方。

我不是一个善于当面拒绝别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觉得一个人去当面拒绝另外一个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碍，不像电话里说可以立马挂了。

我很少在电话里说服对方接受我的采访。因为如果对方不同意跟你见面，你就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采访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个是我要找到你，第二个就是告诉你我的诚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样，距离案发现场最近，你就最有可能获得关键信息。

另外，不要讳言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帮助，但又不愿意讲。我会直截了当告诉采访对象，我在这边采访，很不顺利，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也不认识人，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像这种开诚布公地求助，我是没有心理负担的。有时，也需要让采访对象了解记者这个职业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与价值，因为朴素的正义感，人皆有之。

刘万永：做记者，除了你的这种突破，韧性、抗压性也很重要。财新关于谷俊山的报道，应该是你采访时间最长，定稿后等待时间最长的报道了吧？

王和岩：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里面水有多深，料有多丰富。只是凭直觉和简单的判断，选题重大。随着采访的深入，神经会越来越兴奋。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这个题能做出来多少。

动身去濮阳的时候，我确实比较忐忑，我对部队系统很陌生，去的时候还是有畏难情绪的。编辑说，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刚到河南濮阳，打车去酒店的路上就问司机：你们这好像出过一个将军？他说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说对，他有个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他说，东白仓村。

我一下子就觉得不像一始那么茫然了。随着不断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东白仓村，我看见几个村民站着聊天，就过去问了，一听说我打听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几个人的神情一愣，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北京来的记者，为什么强调是北京来的？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当地的，他们就有一种信任感。而且那么远跑来，可见对这个事情有多重视。

他们说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记者证给他们看。一个村民说，你跟我来，我就跟在他后面，在个小胡同里面拐了几个弯，然后拐到他家，另外两个农民后来也过来，给我讲了谷三的一些劣迹。

刘万永：那个稿子最后刊发也是等了很长时间，中间有没有这种很焦灼的心态？

王和岩：也有，一开始舒立说这个稿子先放一下，我原来就想着是一两个月，没想到是一年。期间，我不断打听谷俊山案的调查情况。

我一开始做调查的时候，这个案子前景并不明朗，虽然他的职务被免了，但人还可以自由活动，会客见人都没什么问题。

当时，官方对他的调查实际上是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在漫长等待的几个月里官方对谷俊山的调查由最初的军队内部处理，逐渐变成有中央纪委参与，直至转向司法审理。

那时候，我不断找人打听，有一点消息就赶快给编辑部发邮件，让财新编辑部知道刊发这篇报道的风险在不断降低。

等的过程中也在完善内容。比如涉及钓鱼台5号院的部分内容，就是后来不断完善补充的。

做新闻需要一种执念

刘万永：做记者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和岩：劣势是不善于随机应变。很多记者很机智，别人一质问，立马就能想出一套说辞，把对方糊弄过去。我基本上是实话实说，或者部分实话实说。

优势可能是我对职业的执念。我特别爱看两种题材的视频，一种是考古发掘，我觉得像做调查，过程充满发现，充满奇迹，充满让你惊奇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警匪片，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刺激。

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郁闷，但做记者会带来很多生活的快乐。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想调查监狱黑幕，还有就是走私、贩卖军火这种隐秘故事。故事越隐秘，阴谋越幽深，对我越有吸引力。

刘万永：回想我自己的报道，平衡、克制方面可以说没啥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读性差。你有没有反思，自己的报道在文本上有没有问题？

王和岩：当然有了。我经常做一些法制报道，涉及大量的法律术语，写得比较硬。那种法言法语，我会尽可能通俗化、简洁化，变成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跟编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编辑认为我们做的报道都是高对抗性的，当你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语言进行改写，力图用公众能听懂的语言阐述，可能会面临比较高各种风险。编辑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较偷懒的行为，我还是希望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用简洁通晓的语言去表达。当然，准确是第一位的，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读性要让位于真实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喧宾夺主。我们做的很多选题比较重大，细节过多会冲淡主题。在主干清晰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细节，增强可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读者，只能吸引目标读者。

作为一个记者，对文字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但还是要认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时候你只能承认现实，就吸引这一部分读者。

刘万永：你说的对抗性，一是采访本身，二是报道发表后可能有人找你公关，甚至引起诉讼。你这么多年有没有打过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过官司，在《中国商报》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我当时写的安徽交通厅厅长贪腐的案子，当时安徽交通系统抓了好多人，一个地级市的交通局局长协助调查了，但是我写被纪委给带走了。

那个稿子大概是9000字，关于他的表述是11个字，因为这11个字，对方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败诉了。

做报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和吸取教训的过程。

有的报道，对方确实来找过，但没有找出稿子的问题来，指不出硬伤。

但是商报的事情，还是让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实，最终呈现跟采访之间，也要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掌握8分的证据，最多说6分的话。表达除了严谨，也要克制。

刘万永：通缉犯金毅当上河北唐山财政局副局长的报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个报道，就十几分钟。有没有挫败感？

王和岩：10分钟，10分钟就被删掉了，我自己都没看到。

我跟德国同行交流时也被问到这个事。他们说你会不会很沮丧？我就说，当时很生气，后来想想，有10分钟我已经很满足了，这就是中国记者要面临的环境，你没法改变。

刘万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辞职两年了，也就说你到目前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测会继续超越我的记录。对还在做调查记者这行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王和岩：前两天，有一个实习生结束实习后问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对这个职业有没有过厌倦？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底？我跟她说，我也有过倦怠感，任何一个职业从事的久了，都会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职业相比，我还是觉得做记者有意思。

她说：“我明白了，没有任何行业是理想乡。

是的，没有一个职业让你永远信心满满、激情澎湃。

刘万永：有没有无力感？

王和岩：这肯定是伴随着这个职业终身的，因为很多事情报道后，会发现于事无补，而且你说的好多话，都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过的话，比如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但你还是要坚持。

刘万永：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贷还完了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