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产业后面的"工人"，她们被叫做"妈妈工人"

“妈妈工人”，她们通常被这样称呼。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工作内容是在电脑前训练AI——就像教会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过去几年的宣传叙述中，这些女性的故事，通常与“公益新模式”“AI + 扶贫”之类的宏大用词挂钩，被视作乡村女性实现“白领工作”的化身。大山里走出的人工智能培训师，人们如此夸赞。

但这其实是一个“梦幻泡泡”逐步破裂的故事。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夏冰青，在标注行业刚开始兴盛的2019年，开启田野调查，并持续至今。她们走访各地标注车间，试图了解这一新兴产业背后的劳动问题。

起初，在贵州某贫困县，这份看似体面、灵活、门槛低的工作，甚至能解决长久以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当地政府和招聘方，都用它召唤远在外省打工的女性“大雁归巢”。但随之而来的竞争与陷阱，却把身处其中的女性，推向比过往更艰难的困境。

至今，也没有关于妈妈工人在中国的具体统计数字。她们是未被准确书写的一群人。

妈妈工人不善言辞，这是学者反复提及的一点。她们鲜少表达自己的苦痛，更多成为家庭决策中的牺牲角色，宣传政绩的“巾帼榜样”。

她们教会AI，却淘汰自己。就像一枚“好用的棋子”，用完即弃。

这个春天，《凤凰周刊》记者访谈了两位学者。以下是她们的讲述，结合了论文内容——

“白领工作”

我们在标注基地见到李燕时，她正坐在一把劣质的人体工学椅上，脖子前倾，眼睛凑在屏幕前飞快地来回瞟动。框架眼镜挡住了她脸上的表情，只有手不带停地点拖鼠标。

她的眼前是一组汽车道路行驶图。但雷达扫描出的3D图像，是一团看不清轮廓的点状物。李燕需要对照2D图片，准确辨识出3D图片中汽车附近的障碍物，并在面板上一一标注出来。

标注是为了给AI算法提供准确的训练样本，俗话叫“给电脑喂数据”。AI通过学习这些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获得智能视觉和语义理解能力。这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基础、最需密集劳动力的环节。每一个AI的成长，都离不开它。

基地里，有二十多位像李燕这样的女工，她们年龄从28至35岁不等，多是低学历女性、单亲妈妈或家庭主妇——这和我们来调研之前的预想是大相径庭的。

毕竟社会建构出来的一套话术是，男性比女性更适合电脑工作。没想到，“妈妈工人”是这间基地的劳动主力。

标注基地位于一所扶贫社区内。外墙刷着标语，“出大山、求发展、城镇安居天地宽”。社区建筑和南方的工厂宿舍有点像，统一整齐，间距紧凑。远看是现代化小洋楼，但走近发现，底部的架空层都没造好，水管裸露，下雨时粪水到处流。

而基地内部像是另一个世界。

和她们过去在沿海打工时不见天日的流水线工厂不同，这里有窗，能见阳光，配备了电脑和空调，也没有大型机器发出的轰鸣噪音。基地甚至聘请了一名园艺师打理绿植，像北上广的互联网大厂一样，一切都是白领办公室的氛围。

就连装修也是按这家基地的源头企业——C厂的风格打造，桌子被涂成C厂的标志性颜色。

基地运行一段时间后，一批表现优秀的妈妈工人被邀请到C厂总部学习，她们和程序员在一起上班，参观车辆如何自动驾驶。

妈妈们看完后说，觉得自己的工作突然变得鲜活，有意义了。在和我们访谈时，她们将培训期间学到的一整套概念不停地重复给我们听，比如“要做人工智能的老师”，“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她们努力把自己跟大厂连接起来，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厂的员工，笑称是“赚着大厂的钱”。

以前，她们并不懂什么是AI，是被规训到对此“有感觉的”。她们的家人既不了解什么是AI，也不知道她们的工作内容，唯一关心的就是——这活儿能拿多少钱。

我们第一次和妈妈工人刘翠敏见面时，她是戴着眼镜的。说了会儿话后，她把眼镜拿下来，“因为戴着不好看”。

这份工作的确很费眼睛。李燕有一段时间视力下降得特别快，吓得赶紧去医院检查。做这份工作后，眼睛出现问题的人很多。后来，一些妈妈工人即使没近视，也都买了防蓝光眼镜佩戴。

李燕总抱怨上班的时候要“揪着眉毛去看屏幕”，这让她的“川字眉”更深了。但这是一种基于经济满足之上的、有点愉悦的抱怨——当地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相比之下，这份月工资能达到四五千元的标注工作，算是相当不错。

这份工作，对妈妈来说是一个适应新事物的过程。标注面板上所有东西以参数形式呈现，更符合工程师和电脑的逻辑。妈妈们一开始不太上手，但很勤奋，愿意每天无偿练习。几个月内，有人的月产值从1400条涨到好几万条。

妈妈们总是不太自信，羞于谈论自己的成绩。实际上，我们访谈的那几位都是基地的“尖子生”，产值排在最前列。

在2019年订单充足的月份里，产值高的妈妈工人月收入甚至达到上万元——尽管这只持续了短暂的几个月。

竞争中，成为“差生”

变动始于2020年。

C厂在全国陆续开设了多个标注基地，李燕所在的贵州基地不再是唯一的“嫡系”工厂，干得不好随时得把项目交给别处。这使得基地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大家不得不“抢单子”做。

基地的经理峰崽，是关键人物。这位“985”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日常负责对接C厂的需求与统筹妈妈工人的工作——基地有扶贫性质，社区书记是基地的总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峰崽，就是书记从当地居民中挑选出来的。

为了提高订单的效率，峰崽的策略之一，是争取将“妈妈工人”的比例降到25%以下。

在重新发布的招聘信息里，要求变为“18至28岁，高中以上学历，具有电脑基础和理解能力强”——这很大范围地筛除掉了妈妈工人群体，也动摇了原本基地扶贫的初衷。

另一个策略是分组，加大竞争。

峰崽渐渐将剩下的妈妈工人聚拢在一个组里，也就是他口中的“差生组”。他尽量避免让这个小组承接难度较高的任务，从而减轻妈妈工人对于整体业务能力的影响。

和“差生组”不同，另一个“万元户组”的工人都是年轻、业务能力强、愿意加班的女工。这是峰崽的“黄金战队”，订单充足的情况下，几乎人均月工资能达到万元以上。

峰崽非常看重“万元户组”，竭尽全力留住这个小组的女工。当时组内有个能力特别出色的女孩叫小林，她因为长期失眠问题提出辞职。峰崽来找我们时说，“出大事了”，要和我们一起商量如何留住这个女孩。

这跟他对待妈妈工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从2020年起，陆续有妈妈工人被峰崽劝退。

一位怀孕的妈妈得到的评价是“爬坡期太长”。“回去照顾小孩吧，不要再来上班了。”峰崽说。妈妈工人们时常受到苛责，被嫌弃“动作慢、效率低”，“要不你们去楼上工厂做纺织，那里你们更得心应手”。

“差生组”和“万元户组”的组长都来自早期组员。“万元户”组长晓红是一个年轻干练的女孩，产值组内第一。但没有一个妈妈工人当上过小组长。“差生组”的组长是建哥。建哥呆板执拗，整体能力比晓红差很多。因为他跟峰崽是好哥们儿，才坐上了管理岗。

建哥会辱骂妈妈工人。他在群里习惯不停地@某个人，质问“你为什么错，为什么学得这么慢，为什么跟不上最新的规则”，连续@六七次。你想，妈妈出错后已经很手忙脚乱了，这种互动只会让情况恶化。

暴怒的时候，建哥会狠拍桌子，“你给我过来！”妈妈站着，建哥坐在那儿训。事后妈妈工人刘翠敏给我们讲这些经历时，哭得泪汪汪的。

分组之后，一些费时费力还没钱拿的差事都分流到了妈妈组。峰崽的说法是，妈妈本身做不了更难的。但我们觉得，妈妈是没有机会平等地去竞争，证明自己的能力。一上来就被认为是“排名最后的”，做次要的工作，那她们自然就被淘汰成“差生”。

年轻女工琴子也为妈妈们鸣过不平：“油水多的任务永远轮不到她们，她们经常不是在做训练集就是在返工。”

年轻女工和妈妈女工的关系还是很亲近的。年轻女工会主动给妈妈们出错的项目返工，帮她们照顾放学后来基地的孩子，陪着玩耍。大家平时以姐妹相称，工作之余还相约去附近逛街。

分组并没有让女工之间的关系变紧张，大家很清楚地知道，谁是真正欺负她们的人。

互联网大厂擅长数字量化，C厂把对互联网员工的管理模式，也直接移到了标注工身上。他们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计分系统，干什么都得换算一下。这导致，妈妈工们对于自己一个小时的产值，是不清楚的。

她们会画正字，做了多少条就画几笔。可每次一结钱，画的“正”字跟她们得到的钱是不相符的。有人说自己加班到凌晨，最后发现根本就没赚几块钱。我们也试着去算过工资账，算了快三小时，也没算明白。

让我们难受的是，即使C厂把计算体系变得这么复杂，妈妈们还在试图弄清楚自己到底做一条赚多少钱，以及为什么这个月赚这么少。

她们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能力问题。

监控与反抗

坦白说，妈妈工人是我们见过最老实、安静、认真工作的标注工群体。

这些年我们见到不同的社会边缘群体都在做标注。残障工工作期间爱聊天，职校生老溜出去玩，或是蹲楼门口抽烟、打游戏。

只有妈妈工人，一坐就是一整天，全程安安静静地干活。也就下午四点小孩放学那会儿分一下心，把孩子接来自己的工位上写作业。喧闹通常不超过一刻钟，办公室又会恢复宁静的工作状态。

工作的同时能兼顾孩子，本是这间标注厂一项隐形的默契。基地特意建造在扶贫社区内部，招聘方一开始的宣传就是“家门口就业”。但这项默契，随着峰崽更改管理制度，被逐步打破。

峰崽的身份其实一直有些尴尬。这里是熟人社会，峰崽比妈妈们年纪小，辈分上算是人家的“大侄子”，可他又得树立权威去管理。

起初，峰崽经常会有“玩不转”的时候——

比如，我们第一次去调研，峰崽站在小广场上，刚一说出口“大家必须按时上下班”时，妈妈们便把峰崽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提出自己的理由：要伺候家人的早饭，要送小孩上学，上班前有一堆家务琐事要干……有妈妈教训峰崽，“你还没结婚，不懂过日子的难处”，也有人直接质问，“你刚招我们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最后，峰崽只能不了了之。

一年后我们再去时，发现峰崽会躲在摄像头后面吼人。因为他意识到，通过线上控制能摆脱掉熟人关系的困扰，更有效地实施权力。

李燕提过，起初她以为房间里的摄像头只是个摆设，直到有一次，摄像头里突然发出峰崽的呵斥声，她吓得心惊胆战。在那之后，每次看到摄像头她都有些心理阴影。

这很符合社会学理论强调的，监控的逻辑在于，被监视者无法确知何时有人在监视台，以为监视者一直站在那里。这能起到时刻监督的作用，实现权力的驯服。

看似白领氛围的标注基地，实质上仍是按照监控逻辑的工厂来建设，甚至比流水线工厂更甚——工厂巡视是放明面上的，摄像头制造的恐惧是后知后觉的、持久的震慑。

2020年基地转型时，曾有一支河南的“专业团队”过来帮忙管理。他们在二楼建了一个经理室，透明玻璃墙，方便管理者随时监督下方，妈妈们抬头也能看见这几个人在里面忙碌，“好像在干着多么惊天的大事”。

后来产能提高，河南团队便撤出了，峰崽独自掌权。不过，峰崽没用那个透明的经理室，而是在一楼重新装修出一个完全封闭的屋子。招人、培训、裁人，他都是在那个“小黑屋”里完成。

两年的时间，我们看着峰崽从一个屈从于乡里乡亲的“小年轻”，逐渐变成为成熟、严苛的管理者。

一间数据标注基地的工作场景（图源：网络）

新的平台经济下，每个工人都抽象成一个IP。对于大厂而言，点对点地管理人这件事变复杂了。因此，妈妈平时会利用这一点，去做一些微小的反抗。

比如，有妈妈在上班期间溜出去接孩子放学，会请另一位同伴顶着她的IP接着干，以免被系统发现。又比如，妈妈们的住所离标注基地很近，不足1000米，这导致上班打卡程序在定位上容易误判。她们就利用这一程序漏洞，提前在家线上打卡。

但峰崽也住小区里，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他就调整了程序的距离敏感度，让妈妈们的小伎俩纷纷落空，反抗失败。

现在大家讨论数字劳动，都说“困在算法和系统里”。但我们想强调的是，算法背后还有一套“人的逻辑”，使得弱者反抗的空间变得更小了。作为老乡和亲戚的峰崽，把对妈妈们细枝末节的了解，变成了武器——来填补算法的“盲区”，让管控变得更全面和彻底。

同样地，快递、外卖、打车等互联网行业都有类似峰崽这样的存在。如果说算法控制代表着技术抽象、冷漠、“计算”的一面，那么透过峰崽们，可以看到更复杂的背面。

大厂、峰崽、妈妈工人实际上是三角权力关系，常出现两两结盟的情况。峰崽并不是总站在大厂那一侧，偶尔他也会和妈妈工人一起，钻算法的“空子”。

C厂放出“很香”的数据任务时，峰崽便放松监管，号召大家来抢新的数据包，以避免被别的厂占先。他甚至从网上找来插件，提供“作弊”的技术支援。

峰崽和妈妈工人的这种偶尔、小规模的结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工人的反抗情绪，反而阻止了大规模的集体反抗。

归来，梦碎

对于妈妈们来说，年轻时代外出打工也曾是一种反抗。

回贵州老家前，李燕是东莞某电子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她从十几岁便出门打工，结婚、生子，都在他乡完成。

贵州本地人把南下广东叫“杀广”：单身一人，“杀”到城市，赚钱养家。李燕爱讲自己的“杀广”故事，带着自豪的语气。对女工们来说，“杀广”代表着有勇气、愿意不顾一切地去尝试新事物，是很有魄力的。

寨子里这两代女人的人生，几乎接力构筑出一部中国沿海打工史：90年代后期，制造业兴盛，她们去制衣厂谋生；2010年左右，大量的服务业冒出来，她们又去餐馆当服务员，或站柜台卖珠宝……她们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政策，变换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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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政策转向消除城乡差距，推动乡村发展，于是打工妹们又回流到老家。

当年驱动年轻打工妹外出的，是她们对自由的向往——能短暂逃离婚姻和乡村现实。为此，有人几次三番偷跑出去。而这一次，打工妹们之所以愿意回来，当地政府的劝服话术还是很成功的。

他们会利用女性母职的内疚心，强调妈妈们有义务担负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

比如会说，因为你们之前长期在外打工，导致孩子和老人无人看管——很多妈妈是很吃这套话术的，把所有的问题内化为自己的责任。

除了思想动员，还有经济上的激励政策——异地搬迁房，每家需要回来一个人，才能分到一个安置房的名额。

此前妈妈工人家庭的居住地多是在山上的寨子里，当地政府想在山下重建一个聚集地，相当于用拆迁社区替代原本的山寨。

但村民住不惯楼房，尤其是老人，总想跑回寨子里住。对于社区来说，如果一个家庭中的女性能留在这里，那么这个家庭更有可能在社区中扎下根来。

为了稳住这些女性，社区承诺帮她们找工作，每个月发250至400元补贴，以保证劳动力不会重新外流。这些家庭多是夫妻双双在外打工，为了安置房名额，在“谁走谁留”的家庭内部协商里，女性通常是被“牺牲”的那个。

对于常年在沿海打工的妈妈来说，她们习惯了长期以来工作的不稳定。她们不清楚五险一金包括哪些，也没有签过正规的劳动合同，不具有基本的劳动保障意识。

但妈妈工人也不是像“三和大神”日结工那样，干一天结一天。她们还是带着希望回来的，期待标注干个一两年后，做点小生意。但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个梦碎的过程。

工资变少对于妈妈们打击很大。

李燕之前是基地产量最高的女性，月收入过万。拿到工资后她给儿子买玩具衣服。家里满屋的玩具，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很认真地在生活。

可等我们第二趟去的时候，她明显变得不快乐。被分组后的李燕每月只能拿到1400元。她不怎么给小孩买玩具了，和丈夫的关系也变淡了很多——在外地打工、承担主要经济压力的丈夫很少回家。

大家虽然从山寨下来了，但思维依然遵照传统农村社会的伦理观。

我们去李燕家吃饭，她就默默待在厨房里面，忙着一大堆人的饭。她的婆婆不干活，倚在厨房门口，挑剔李燕拿勺子擓油的动作，说很多恶毒的话。工资下降后，李燕她们在家变得越来越卑微。

打工妹时期的女工，是拿金钱换地位——用在工厂挣的钱，资助弟弟上学。虽然这么做也有问题，但是确实能获得话语权上升。标注挣钱多时，李燕在家里能挺直腰杆。后期工资缩水，她在婆婆面前的底气又没了。

更严重的是，妈妈们被这个社区套牢了。她们深陷母子、夫妻、婆媳关系中，不得不承担起家庭分工的责任。她们经常念叨，“唉，实在不行我就出去打工。”

但实际上她们至今还留在这里，不做标注了也是在附近找份别的工作，并没有像当年打工妹时期，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家。她们陷入比打工妹时期更糟糕、价值感更低的境地，出不去了。

其实以前李燕她们沿海打工的生活很丰富，没有小孩和老人的周末，能和小姐妹出去唱歌、逛街、买衣服。

但回到贵州安置社区后，生活变单调很多，轨迹也几乎是两点一线——家和家门口的标注基地。

她们不熟悉小区之外的世界。我们当时住在离小区步行七八分钟的一家酒店，门口有早市，能买到比小区超市更便宜、新鲜的蔬果。但她们住了快两年，压根不知道酒店和早市的存在。

这是很伤人的。当人走出去，见识了世界，有一些自我意识和自主生活后，却又回来了。其中肯定有很多痛苦，但她们表达不出这种痛苦，只重新把“自我”压抑下去了。

尽管我们旁观者都觉得，这样的前后境况对比很明显，但是妈妈们从未表达过“后悔回来”。

作为母亲，不管境况多差，她们都不会说“后悔回到小孩身边”这种话。

一颗好用的棋子

从表面看，妈妈工人被摒弃，和整体的产业发展趋势有关。

目前最基础的数据标注工作已严重饱和，很多都被自动化替代，剩下的是机器解决不了的“更难的任务”——相关报告显示，未来五年，大模型时代的标注人才缺口或达百万。这些大模型的标注项目，对人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当然，妈妈们并不是真的能力不足，只是这部分被默认轮不到她们来做。

妈妈工人被摒弃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的顺服、乖巧，反抗性比那些以自杀为威胁的男性工人弱得多。对于资方来说，抛弃她们更容易。

不过你想，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妈妈工全裁了，而是把她们变成一个小组，还留了一些在这儿？

说到底，妈妈们是一颗好用的棋子。

这些年，“AI标注+扶贫”的模式下，诞生了很多标注产业里的“妇女典型”，妈妈工人的形象被无限放大。她们在各种媒体采访中被推出来，成为具有表演性质的宣传工具人。

那些被打造成“贫困女性车间”的重要政绩，也用以吸引妇女基金会和政策补助。但实际上，这些妈妈的真实工资，被一层一层地压到最低。

而且一些非政府合作、纯商业目的建立的标注基地，会撕去这层“遮羞布”——妈妈工人，或者说低学历中年女性，绝不是用工主力。

妈妈们私下总和我们抱怨：“为什么要我们去接受采访呢？我们每天干的活都要返修，一个月才挣2000块钱，我在被采访的时候觉得特别心虚，心里不好意思。”

她们的心情是自责的、抱歉的，觉得自己不配代表基地接受媒体采访，仿佛“只有挣得多、有能力的人才能代表基地接受采访”。妈妈们不知道，这背后是分工导致自己的业绩差，她们总是习惯于把所有问题归因到自己身上。

2020年11月底，我们调研结束时，这个标注车间仍在扩建，从最早的40人，逐渐涨到180人。即便持续有人离职，妈妈工人群体也没有明显的收缩。

不过，现在脱贫已经不是当地最重要的事情。未来这个基地是否还会努力保住妈妈工人的这个“符号”，也是个问号。

离开贵州前的最后一晚，我们请几位相熟的妈妈工人去酒吧喝酒、唱歌，教她们玩骰子。

那天李燕有点喝多了，脸蛋红红的，一直在笑，拉着人疯狂说话。每个人都很开心，大家回忆起沿海打工那会儿，总爱一起去酒吧跳舞，“时隔多年，好像回到了那个自由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