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两个学生了，一个都不能少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甘棠镇有所乡村小学，快要“倒闭”了；有个班只有三个学生，后来变成两个，有一天只剩一个。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位22岁的年轻女教师，一群真实的留守儿童。我觉得自己感受到了一些珍贵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松弛的、不必那么秩序井然的可爱氛围——人和人的关系是自然的，还没有被框定在一个标准化的模版里。也许是一位老师的笃定，与她对孩子们毫无保留的爱。

与所有乡村学校一样，这里同样要面对一系列乡村教育的问题，行政的重压、人员的流动、资源的废置，以及招生的艰难。我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记录一种珍贵的东西，在世界上存在的偶然与易碎。

CDT 档案卡

只剩下两个学生了

胡博文决定转走后，小朱老师简直无法相信，她要教的班上只剩下两个学生了。

2022年9月。一年级入学时，这个班还曾有五个人。2023年3月，第二个学期，一个学生转走了。2023年9月，第三个学期，一个学生转走了。今年春天开学时，又一个学生转走了，班上只剩下两个学生了。

校长总是隔三差五来关心：五个人教得惯吗？四个人教得惯吗？到现在，这个问句已经变成了：两个人还教得惯吗？

开学报到的这一天，博文妈妈来学校向小朱老师道别，和她说，因为要转走，博文在家里哭了好几场。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一个孩子生病请假了，班上只剩一个孩子了。

只有一个人，就不能上课，因为要等进度。这一天上午，她给仅剩的那个孩子做试卷、讲试卷，第五节课，她教他剪纸，第六节课，她给他在电脑上看了一部电影《超能陆战队》。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但人少的失落感还是时不时浮现出来。教室后的宣传栏空空荡荡，三个人要画很多张手抄报，才能填得满。

有天上数学课，学到统计，小朱老师请喜欢红色的举手，2人，喜欢白色的举手，1人，喜欢黑色的举手，0人。在这个时刻，她感受到了班里没人的荒谬。

开学后不久的一天，小朱老师去中心小学参加教学比赛，又遇到胡博文。大半个月的时间，小男孩看起来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热情。他显得很害羞，很低落，靠着墙，望着地，所有人都有校服，只有他没有，格格不入的样子。小朱老师和他打招呼，说“老师来比赛”，博文红着脸，轻轻说：“哦。”

“还记得那条鱼吗？它已经发臭了。”

这座学校叫群建学校，建在半山腰，它很新，甚至有些奢侈。因为学校共有两栋教学楼，一个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操场。“很少有村小有两栋楼”，小朱老师说，“一般的村小只有一栋楼，再加上楼前一点水泥场地。”

在这样一所拥有两座教学楼的村小，在册的学生数量是26名。去年，这个数字还是36。前年，这个数字是48。

其中一座教学楼已经被半废置。另一座教学楼还在使用，共有两层，10个人的三年级班、7个人的四年级班和7个人的五年级班都在一楼。两个人的二年级班在二楼。也就是说，整层楼都属于他们。这里是三个人空空荡荡的小世界。

小朱老师22岁，总是戴一个毛绒绒的小发卡。她总是站在仅有的两张课桌的右前方讲课，投影坏了，笔记本电脑开着课件，直接摆在两个孩子桌前。

叫李宇彬的男孩上课和老师互动得很大声，其实笔记不知道该记哪里。有时，小朱老师用手在空中虚抓一下，提高音量：“李宇彬，回神了！”

女孩李子琪话少，但每次举手发言都言简意赅，准确地给出老师想要的答案。小朱老师提问：“写币字需要注意什么？”小女孩第一次举手了。“第一撇不要写成横。”她仿佛早已揣摩清楚出题人意图。

教室里不开灯，全靠自然光。由于人少空旷，老师说话拥有天然的扩音效果。有时，远处会传来办丧事的爆竹声，噼里啪啦震耳欲聋，仿佛永远也炸不完。

下课了，广播中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阳光大课间开始啦。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让我们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做阳光少年，展自我风采！”

实际上，这所学校一天中的每条铃声都伴随着一条温馨的小贴士，比如上课铃是：“上课时间到啦，学文化知识，做先锋少年，现在快回到教室吧！”下课铃是：“下课时间到了，让我们走出教室，听听花开的声音，呼吸新鲜的空气吧！”

两个孩子站起来，在门口，男孩领头，转身对向身后的队伍，这条队伍只有女孩孤零零一人。男孩大声说：“立正！抬头挺胸！走！”然后两人就秩序井然地跑出了教室。

全校26个孩子在操场上列成低矮的方阵，稀稀落落的麦田地，几株麦子风一吹就东倒西歪。跳完正常的广播体操，他们跳的是《小跳蛙》《天天向上》《三字经》三套儿童操，异常可爱的音乐和鼓点中，动作被他们做得七扭八歪。

这些操也是小朱老师教的，“刚教会的时候还挺整齐的，一个寒假回来就变成这样了”。终于有一天，校长看不下去了，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把东倒西歪的学生们留下来痛批了一顿。

第三节课通常是数学，走进教室的还是小朱老师，这堂课讲平移和旋转。即使只有两个学生，这堂课仍然需要互动引入。“教室里有没有平移现象呢？”小朱老师问。“风扇。”宇彬说。“风扇是转动的。”小朱老师说，“看看我们教室四周，就在我眼前了。”“窗户。”宇彬终于答出了正确答案。“对啦，我们推拉窗户的时候就是一种平移现象。”

从第四节课开始，内容变得轻松。小朱老师包班，除了教语文数学两门主课，还要教美术、音乐、科学、道法（道德与法治）、体育、劳动、阅读七门副课。

劳动课通常是两个孩子最喜欢的，除了基础的打扫卫生，他们还可以到小菜园种菜，有时可以自己从家里带鸡蛋，跟着小朱老师自己炒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

一节体育课，三个人来到操场上，阳光晃眼。小朱老师指挥两人做一些小游戏，譬如企鹅走、青蛙跳，又或是在操场中心的圆圈中，一个人闭着眼睛抓人，另两人单脚跳而不能跳出圆心。这个游戏很快以宇彬胜利而告终。

等到所有游戏都玩完后，我们一起坐在一口填上的水井边，看小朱老师用视频记录的这几个孩子的日常。

人多的时候，他们可以玩更多游戏。在一个视频里，宇彬、子琪和上学期还在的胡博文一起在玩一个叫“连词成句”的游戏。三个人分别说主语、状语与谓语，连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子琪开头：“朱老师。”博文趴在草地上接：“在天上。”宇彬“呵呵呵呵呵呵”笑了很久：“教同学。”小朱老师说：“我就当你们夸我是仙女了。”

他们创作出来的其他句子还包括：“小明，在妈妈的肚子里，兴高采烈地打击妈妈的肚子”，“李子萌（子琪的姐姐），在电线杆上，快乐地修电线”，“李弘扬，在地球外面，开心地说我是全世界最帅的！”如今只剩两个人，连词成句也很难再玩。

中午，一辆餐车蜿蜒地开上了山。放饭时，孩子们一路撒丫子狂奔。食堂在一座废置的教学楼的一层，由一间空教室改造而成，里头放着三张四方形的小桌，这就是26个学生的餐桌。

到了下午，教室里光线越暗。回家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写日记，宇彬和子琪的日记本里记着每一天的日常，几天前，宇彬带了两条小鱼来学校，放在图书角，结果“它跳水了”——上课的时候从鱼缸（一个透明的塑料罐）里跳了出来，等到三个人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去世了”。他们把鱼捞回鱼缸里，但鱼还是没有活过来。

又过了两天，两个人都在日记里写了这件大事：“还记得那条鱼吗？它已经发臭了。”小朱老师让他们赶紧拿到操场上埋了。两个人捧着鱼，拿笔帽挖土，把鱼埋了，又用笔帽将土填上了。

有一天，小朱老师布置的日记题目是“假如我是一名老师”，子琪在日记里划水：

“假如我是一名老师，我第一节课要上语文课。第二节课上劳动课。第三节课上数学课。第四节课让他们自you活动。第五节课上书法课。他们的作业是写四hang字、一张卷子和一pian写话。一天就过完了，你们喜欢我这个老师吗？谢谢大家，谢谢！”小朱老师给她打了个B+。

在一个“我真的很不错！”的铃声中，延时服务开始了。全校集中到一个教室，学生们尽量在这段时间里写完所有作业，因为他们回家后通常还有别的活要做。比如，宇彬要帮奶奶干农活做家务，子琪要帮家里人照顾四岁的弟弟。

超常发挥

算上校长，这座学校一共有六位老师：

小王老师和小杜老师，男，20岁，公费师范生，去年9月毕业来的学校，两个人自己看着也稚气未脱，像高中生。

唐老师，女，40多岁，今年2月开学时来的学校。唐老师曾是幼儿园老师，一团和气，因为幼儿园裁人，她在家赋闲了一年，如今来小学代课。

邹校长，男，52岁，2022年4月被调来。校长本人也教课，负责四年级数学，他乡音很重，上课时拉长嗓音，声如洪钟，整层楼的每个角落都听得见。

邹老师，男，52岁。他是最神秘的是一位中年老师，总是戴顶帽子，帽檐遮住半张脸，不常出现。但我忽然知道，这位神秘男老师其实是上一任校长，因为“个人原因”不想干了——个人原因其实是太累了，他不想应付上级视察了。

学校教员流动也很快。今年的六位老师里，去年此时就在的只有三位，至于前年此时就在的，就只有那位前任邹校长了。

小朱老师是所有老师中，唯一一个上课说话不带一点乡音、乃至是塑普腔的人。14岁初中毕业后，她在湖南一师读六年制的公费师范生，毕业后被分配回生源地，按照政策，她必须在这里呆满六年。

校长重视小朱老师，“小朱老师的教学在县里市里都拿过不少奖的。”刚来学校时，小朱老师还没有车，有时需要去县里开会，从来都是校长充当司机，开车送她去，开多久等多久。

她是这所学校的超常发挥，天生亲和，吐字清晰，板书与教案的字迹娟秀，又认真负责。在每天教学工作手册的作业批改记录一栏，小朱老师甚至会直接记下“子琪字迹工整”“宇彬咏字写错”“宇彬混淆份数与每份数”“思维练习题两个都对”等等。

“我以前读师范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以后要教的班是这样的。”小朱老师说。在中心校比赛时，面对着满满当当的四十多人的班级，她忍不住想，“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大。”

她仍然爱这些孩子，打心底里觉得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可爱。学生们也喜欢她，服她管，两位年轻男老师总是羡慕她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降住学生。几乎每天，她都能收到孩子们送的礼物。有人没带零食，他们还会互相匀一匀，一人一样送到小朱老师的门口。

有时候，她不太喜欢学生说“装逼”等网络流行语，“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些脏话是什么意思”。有一阵，三年级班到处都在说“鸡你太美”，她专门到班里讲了一遍这个梗的来源，请学生们把它换成“天呀”“妈呀”。

因为人手不足，小朱老师要承担的工作量很大。现在小朱老师要负责二年级的包班教学，负责阅读课（这个县的特色项目），负责更换课间的铃声，负责教学生们大课间操，负责一切与教学有关的事务。

行政事务也都由三位年轻老师承担。小朱老师负责与教学相关的材料：教学工作，德育工作，文明班级，教研教改，课后服务，双减五项管理，培优辅潜，控辍保学，一共八册，每册都要填充上翔实的内容。

但学生还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去年一年级招生，只招到了两个人，但学校满五个学生才能开班。他们只好劝这两人另觅他处。

群建学校的硬件条件其实很好。2015年，政府拨款400万，开发了教学楼后的百亩山地，建成操场，2017年，政府又翻新了教学楼的外墙。每间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投影仪，教室地板是橡胶材质的（“中心小学的地板都是水泥的”）。

在那座已经废弃的教学楼里，曾经有美术教室、科学实验室，甚至有一个计算机房，可以给学生开设电脑课。至于那些电脑，“现在已经都坏掉了”，前任校长告诉我。

这些硬件设施在招生时都不起作用。去年，小朱老师也参与了招生，到村里挨家挨户走访。很多家长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已经决定把孩子送去镇上了。”

这两年，隔壁的涟源县已经开始并校了，并校则需要规划一条大范围的校车路线。群建学校所在的双峰县还没有并，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一天将会在什么时刻到来。

“还是镇里好一点”

把孩子转去镇上的念头在朱明花脑海中盘旋有一段时间了。她知道小朱老师认真负责，但到底班上人太少，少了些氛围。她希望胡博文未来读镇上的更好的八中，而不是山上片区的桃林中学。

他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找熟人、托关系，要上面的校长签字放人，下面的校长签字接收。除此之外，他们需要去镇上需要租一间房子，租金4000元一年，加上别的杂七杂八的开支，每年的支出比在山上多一万元。对于多数家庭来讲，这个成本并不是不可负担的，博文的爸爸在工地上做工，每天的收入一两百元。

新学期，胡博文来到了新学校。第一个礼拜，博文不习惯。新学校没有认识的人，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着，不说话。晚上回家哭了几场，说，干脆回山上算了。

第二周，小朋友们开始主动和他搭话。博文长得清秀标致，小女孩最爱和他玩。开学不到两个月，如今问他在学校有哪些朋友，博文报出了快二十个名字来。女同学邹佳佳邀请他去家里玩，朱明花不让，胡博文委屈地说：她骂我是“渣男”。

镇里好还是山上好？“还是镇里好一点。”当着小朱老师的面，博文想了一想，很腼腆地说了这句话。

朱明花觉得中心学校有朝气。上午十点左右，有时她会逛去小学门口，看他们跳课间操，操场上乌泱泱八百号人。群建学校的大课间跳的是《小跳蛙》，中心校跳的是红旗舞，孩子们原地踏步，手持红旗在空气中划出X型，口中高喊：“爱党！爱国！爱人民！”

新班级有四十多个人，教室间座椅满满当当，挨挨挤挤。胡博文觉得新的班主任太凶，不如小朱老师温柔——管一个大班，新老师总是大声说话。他喜欢美术老师和体育老师。

朱明花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新名词，比如“作业帮编程”、“家长群”。以前，有什么问题，她直接与小朱老师联系就可以了。现在，群里不仅会给家长同步一些作业信息，提一些课堂要求，还会要求家长陪伴孩子，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收看线上的编程直播课——是的，二年级的胡博文要开始学编程了。

第一节编程课结束，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拍一个自我介绍小视频，发在群里。博文的自我介绍是：“大家好，我叫胡博文。我的爱好是唱歌、打篮球。我最喜欢的书是《七色花》。”他和妈妈对着手机一共录了四次：第一次没录上，第二次不小心点成了延时视频，第三次录好了却不知道保存到了哪里，第四次，终于成功了。

有时候，博文觉得自己现在“压力有点大”。到了新学校，他仍然能在学校里写完作业，但妈妈还给他买了四五本课外的教辅书，盯着他回家以后写。他想去同学家玩，想和同学一起去楼下打球，妈妈不许，两个人总是僵持。

朱明花年轻时被养父母苛待，成绩好却得不到上高中的机会。博文是个好苗子，有时却犟得很。她没有心力和儿子吵，又着急，说着说着，就开始干流泪。她的身体不好，总是这儿疼那儿痛，关节、胃、头，哪儿都不舒服，现在每日早晚要去小镇上做艾灸。去医院看，医生说这是抑郁症的表征。

我想去书店给孩子们买点有趣的课外书。镇上一共三家书店，一叫博士书店，一叫育才书店，一叫国藩书店。走进书店，老板正在刷的短视频里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我耳朵里：“人生下半辈子的底气，其实是孩子给的。你自己再无能，如果你的孩子比你强，你这辈子也是成功的。”

爹妈打工闯天下

子琪又哭了。这天早读背的是周敦颐的《题春晚》：“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她没背出来，越焦急，越落泪。

一年级时考数学，子琪有一道题没有做出来，一个人默默抹眼泪。小朱老师说：“老师告诉你一个秘密。”女孩止住了眼泪，等小朱老师往下说。“老师一年级的时候，数学考60分。”女孩笑了。“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道题胡博文也不会做。”

子琪对自己要求很高。没有人知道她这股劲是哪里来的。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子琪的父母在广东，爸爸在工地上做工，妈妈在做“网络电销”，一家三个孩子都由爷爷奶奶带。姐姐子萌也在群建小学读四年级，成绩一样好，奖状拿得更多，子琪形容姐姐脾气“暴躁”。弟弟四岁，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四处打量，好动却不说话。

夹在中间的子琪腼腆、害羞、话少。一年级时，她在当时的5个孩子中是最不起眼的，很容易哭泣。升入二年级的子琪看起来沉着了不少。上学期，她是镇上的第一名。

宇彬要“浑不吝”一些。他脸上还有没好的冻疮疤，说是冬天整个人摔进了雪地里，两颊有两坨醒目的“高原红”。平时玩得像皮猴，可惜没有同龄的男生和他玩。四年级的李弘扬原本是他的朋友，后来两家闹了矛盾，两个小男孩都失去了自己的玩伴。

有节课学《中国美食》，小朱老师带着两个孩子设计菜谱，到了汤的环节，宇彬站起来要设计“螃蟹”。“螃蟹炖什么呢？”小朱老师问。“螃蟹炖黑芝麻！”宇彬大声回答。

实际上，宇彬的家的条件是全校最差的。和子琪一样，他也由爷爷奶奶带，爸爸也在工地上做工，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16岁的哥哥、一个14岁的姐姐和一个12岁的姐姐。

“我妈妈这里是有问题的。”他指着脑子，很小声地说。他也许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听大人说了。妈妈也住在村里，在更高处的某栋房子里，他很少见到她。

有天下午的阅读课，小朱老师讲绘本故事，绘本的内容是“识别自己的情绪”。

“什么让你感到无聊？”小朱老师问。“没有人陪我玩。”男孩说。女孩也同意。

“什么让你感到开心？”“上学。”女孩说。“是真心的吗？”“真心的。”

“什么让你感到嫉妒？”“就是羡慕的意思吗？”女孩确认。“对，是羡慕的意思。”“有很多钱。”女孩说。“xx用50元买了一大袋东西分给别人吃。”男孩说。

“什么让你感到害怕？”“我害怕别人受伤。”女孩说。（这天中午，小朱老师缝校服时扎到了手，她立刻很紧张地拿出了创可贴。）“看恐怖片。”男孩说。

“什么让你感到兴奋？”“好想要一只猫，看到前面有三只小猫咪。”男孩说。“回到家，好饿，面前摆着好多我想吃的。”女孩说。

“什么让你感到害羞？”“转学走的那些人，很想念他。”男孩说。“好久没见的爸爸妈妈回来，有点害羞。”女孩说。“和弟弟一起洗澡的时候。”女孩又说。

“什么让你感到生气？”“姐姐抢我的东西。”女孩说。

“什么让你感到快乐？”“是大家。”男孩抢答。“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三个在一起。”小朱老师说。

午饭的时候，广播里播放一首嗓音甜美的儿童歌曲。头两天，我只能听出歌词里有几句“我亲爱的老师啊”，从未放在心上。第三天，在从食堂往教学楼走的路上，我忽然分辨出了完整歌词：

“爹妈打工闯天下，

爷爷奶奶年纪大。

我们成了留守的孩子，

学校就是我们的家。

爹妈打工闯天下，

爷爷奶奶年纪大。

我们这些留守的孩子，

老师就是爹和妈。”

这是一条不在乎通向何方的道路

有天放学，我跟着李宇彬和李子琪回家。

低年级原本比高年级少一节课，早一小时放学。但自从低年级一共只有两个学生后，小朱老师自己把自己的任务从每天五节课加到了六节课，她不放心两个孩子自己回家，每天多上一节课，可以让两个孩子跟着三四五年级一起回家。

走出学校，两个孩子像脱缰野马，一路小跑，或是三步并作两步跳。他们住在这附近离学校最远的一个村落，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全是上山路。

山路还算开阔，越往山上走，油菜花开得越繁盛。泡桐，桃花，梨花，杏花都开了。宇彬一路在数花的名字，有一阵激动地指着远处：“紫丁香！”有时经过一些横倒的墓碑，偶尔闻到一股肥料的味道，但转过一个弯，又是新的美丽景致。

经过山崖边上的一个健身器材区，宇彬说要去玩一会儿。经过路边一个小卖部，宇彬介绍：“这是我的秘密基地！”绕过小卖部，背后有一个狭小的山洞。

“我们早上来的路上藏了两朵花。”两个人又不知从哪里，变戏法一样地变出了两朵花瓣层层叠叠的鲜花。

路边的垃圾袋里有一包滕王阁的烟，宇彬说：“我想要。”小朱老师批准说：“那你去。”然后他把滕王阁捡了出来，很快把背面的烟板拆了出来。不过因为教育新闻里不提倡翻垃圾桶捡烟板，小朱老师后来也不让宇彬去翻垃圾桶了。

这条路我走得相当快乐。这是一条不在乎通向何方的道路，孩子们总是随处停留，四十分钟的路程，他们要断断续续要走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繁重的农活家务，没有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们的视野范围内，只有近处的一朵野花。

宇彬和子琪的家长不是没有想过转校。得知班上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子琪爷爷曾去找过教委的远房亲戚，讨论要不要把孩子送到镇上。宇彬的爸爸也与子琪的爷爷商量过，要他们两个以后“结伴去镇里上中学”。

至于没有转的原因，是“家里条件不好”（子琪爷爷说）。交通是一个问题，从村里到镇上，开车都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步行起码两小时。如果包车接送，每学期700块钱。很快面包车就被取缔了，租车师傅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政府不允许不正规的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山路。

实际上， 能去镇上租房子的家庭，和不能去镇上租房子的家庭，经济水平并不是最大的区别。真正的区别是，能在镇上租房子的家庭，父母起码有一方还在身边，没有外出打工。子琪和宇彬都是爷爷奶奶带的孩子。

“我看转去镇上的学生，成绩还没有我们好。”爷爷说这话时有种淡淡的骄傲。子琪的姐姐子萌成绩也很好，子琪说自己想要考浙江大学，子萌则说自己要去北京。

“你们要是再转走的话，这个班不就……”我想说快要散了。

“快要倒闭喽 。”宇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