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给娘家出钱在老家盖新房，我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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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母亲说：“我和你爸想把老家的房子拆了，建个新的。”

“为什么，我们不是很喜欢那个房子吗？”我说。

“它是个危楼了，卧室的墙基开裂了，你爸92年花四千块建的，水泥都没舍得用足。——你太久没回去看看了。还记得老家那个悲剧吗？死了四十多个大学生？”她指的是2022年4·29长沙楼房坍塌事故。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我上海家里的厨房，背对着我拨动硅胶铲子，煮一锅番茄牛腩汤。她不吃西红柿，也不喜欢花很长时间做一道味道寡淡的汤水，她是个湖南人。这道菜我爱吃。

“这件事也只有你能做，我们手上没有钱。”母亲说，“同一个中国，差异怎么这么大？你卖掉这间厨房，换算下来，够老家的人建一栋结结实实的房子了。”她的语气不完全是对自己女儿的欣赏。

老家?胡云杉

母亲说得没错，她不可能有积蓄。也许好几年前有过吧。她在山里远离民宅的鞭炮厂编织鞭炮子，在菜园子后面的树林里养殖白孔雀，打麻将赢多输少，而我那时也成年了，她的收入能存下来。后来，弟弟没有考上高中，她不相信他不是块读书的料，拿出所有积蓄给他买进一个好高中。他觉得考二本没希望，她又送他去做美术特长生。弟弟虽然生在穷苦人家，但是个情种，他在美术班追女孩子，失恋以后为了斩断情丝，退学了。母亲在电话里跟我哭诉，说自己摔进了一个大泥坑，所有人站在高处看她的笑话。我回去看望她，顺道去省博物馆看看，经过一个酒店时，我看见十六岁的弟弟穿着保安制服，在雨中的停车场指挥横冲直撞的车辆。接下来，他勤勤恳恳，做过咖啡师、剧本杀店员、游戏陪练、比亚迪电工、麻辣小龙虾厨师、重庆米粉加盟店、煲仔饭快餐店，职业生涯像没有轨道可寻的车子，时不时来一个急转弯。虽然始终难以完成自立的生存训练，但他活下来了，负债累累。暴力催债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问我是不是认识他，我不想否认这一点，有时也聊上几句，“他吗我前夫，你要是找着人了，提醒他给孩子打抚养费。”

母亲的脾气显然要暴烈得多。有次，我听见她对着手机喊，“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不知是从哪部肥皂剧里捡来的台词，却没能像主角一样用得理直气壮。我父亲没有这种受虐倾向。他用方言冲手机咆哮，“来噻，来找老子噻，老子杀死你们咯。”他不避开我，挂断电话还耻笑“这些吓坏了的孬种崽”。紧接着，他会骂那些发明了网络借贷的“混蛋精英”，聪明用错了地方，工作的目的就是引诱无知少年走上错误的路。那天，我陪他在上海仁济医院拍完心脏的片子，夹在下行电梯拥挤的老人中间，他已经有了蹒跚垂丧的老态。心律失常，医生说，心态要放平和。我还想说，他挺平和的，每天陪我女儿玩游戏，搭乐高积木，相伴学习简单的英语单词和李杜的古诗词。难道这一面只是他裸露的白天吗？夜晚，卧室的房门关上，方寸的手机打开，他和我母亲也许就掉回了深邃的失控的旧日世界。

短短几年，我母亲提出来需要支持，需要在老家买车、购房、装修、备彩礼，一路追着社会的风向和潮流奔跑——在新旧交替的时期，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商业与农业，大相径庭又同时并行的路轨上奔跑，她也一度以为自己成绩合格地完赛，来到了美妙的终点。但终点又变成新的起点。她的骄傲和快乐持续不了小半年，就陷入失眠、焦虑和压迫感之中。总有一条意想不到的大路出现在她面前，路上众声喧哗，难以抵挡。母亲是一本生动的辞海，能帮我理解很多晦涩不明的词汇。当我在大学的必修课上看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着“统治阶级”的定义感到抽象迷惑时，至少能确定，母亲肯定不在其中。当我在文化史课上，看南亚学者呈现《庶民研究》，我觉得没有陌生感，我从中看见了母亲活动的影子。

弟弟转发过一条微信聊天记录给我。他告诉母亲，和朋友合伙开的这家煲仔饭经不起亏损，关门大吉啦。他发了一张人去楼空的照片给她，又发了一条失业人数的新闻帮她认清形势。

她的回复对具体的困境避开不谈，而是另起一炉，揭露出一种难以撼动的现实。她说：“我告诉你你的身份和位置是地地道道的砌刀匠的儿子不是什么有地位有财富的人的后代你不要做发财的大梦本本分分做个好人吧”。她不会拼音，手写体连智能手机也难以辨认，这些字恐怕要眯缝着老花眼笔画很久。

也许她从中发现了一定面积的绝望。也许她只能打出手上唯一的一张牌，这张牌就是我；因为是唯一的，在她看来，也必须是万能的。

番茄牛腩汤出锅的时候，母亲撒上葱段，用调羹舀了一勺红汤，让我尝尝咸淡。我说不必了。我对她的厨艺表示完全的信任。我问她：“老家你的那些同龄人，你的熟人们，如果没人能提供支持，该怎么应付这些事情呢？”

“我告诉你，我们是怎么应付的。”母亲强硬的语气忽然松懈，叹气说，“你呀，像个外人一样，你不知道老家正在发生什么，那里的人是怎么弄钱的。”

她讲起我一个表姐夫的父亲，是个和气本分的老人。他每天凌晨三点半驾着三轮车出门，清扫乡镇柏油公路，收拾定点放置的“美丽乡村”垃圾桶。老人有两个儿子，幼子未婚，还有两个孙子。老人在一个大雾天的早上死于车祸，获赔六十多万。但人们认为这是一起显而易见的有准备的自杀，因为老人提前留好了遗言字条和丧葬事宜的安排。为了撞在那辆宝马车上，他一定等了不短的时间，因为我们那里满街都是比亚迪。母亲转述人们的评价，同样是卖命，老人这个卖法很聪明，既找到一个好买主，也抬高了自己的斤两。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好像听见了歌德诗剧里魔鬼的笑声：“就算要出卖灵魂，也得找一个付得起价钱的人。”

几年前的春节，我返乡，听到一个年迈的堂姑一筹莫展地说，她很为大龄未婚的儿子感到忧心。她认为关键的解法是买一套小城的房子。她早出晚归在鞭炮厂插编引线，老伴在另一个镇的烟花厂上硝药，儿子承包了村里闲置的稻田养牛蛙，但三个人的收入支付不起小城房子的首付款，收入不稳定也不敢供房贷。这位堂姑说着的时候，不免发散了想象，说起鞭炮厂和烟花厂因为事故而丧生的人，一次性地拿到了比较高的赔偿和保额，脸上浮现出浅淡的微笑，用一种不无羡慕的奇怪的语气絮叨着。我在母亲的讲述中交错着想起她瘦削苦相的脸，心下生出一股悲壮恐怖的色彩。

母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看着我说：“你会帮妈妈的，对吧？”

我心想，当然了。但我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要和丈夫商量一下，即便从法律上说，我如果有一块钱，他也占着五毛的股权。

母亲微微一笑：“知道。不过你要尽快决定，开工一晚，冬天水泥会冻住，那样就麻烦了。”

母亲往锅里倒入山茶油，开始炒香芹黄牛肉，这是我丈夫爱吃的。他十八九岁骑着摩托车翻山越河第一次来我家，母亲炒一大桌子菜招待他，对他的饭量最为满意。至于头脑和灵魂，她说，看不出来，这取决于他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女人。我恋爱谈得不够自在，因为母亲为了捍卫传统，不惜牺牲我的快乐。男孩玩牌晚了，要留宿时，她总是安排他们跟我弟弟睡一张床。她的脑子里也没有同性恋的概念。有几年时间，这个男孩总是假装先跟我弟弟睡了，等我母亲房间的灯熄灭以后，再不动声色地去他该去的地方。相当麻烦，但他赢得了我母亲的信任。弟弟一直默默地站我一边，可是有次我们吵架了，他在餐桌上把我的事儿全抖擞出来。我夹菜吃饭，没有辨驳，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老规矩早就该见鬼去了。可惜弟弟学习太差，没有人相信他。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母亲，她对一个孩子如此败坏另一个孩子声誉的卑劣行为感到怒不可遏。

有一年我在感情里缺乏信念，分手了一阵子。母亲先是伤心，然后问我，她能不能请人家做她的干儿子。她给他做了那么多的饭，舍不得失去他。

母亲算是如愿。十多年过去了，她换了个厨房，还在给这个人做饭。在她心里，他早就超越了什么干儿子，也比亲儿子让她省心。

然而对我来说，跟丈夫谈论老家的事宜，不管是积极的建设，还是消极的退避，都并不轻松。因为对于那个他度过了人生起始十六年的地方，他内心感到厌恶和恐惧。如今，他在上海过着一种有序的、不乏创造性和成就感的生活，虽然劳心费力，但也你情我愿；然而，只要春节一回老家，在混乱、失能、空荡荡的环境中待上几天，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消沉不安的人，一个容易暴躁的难相处的人，或者是，一只回来复仇却找不到具体敌手的小刺猬。他也的确使用过“复仇”这个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词。我丈夫一直对幼年时期讳莫如深，一次剧烈的争吵以后，为了继续实现一点良善的理解，他向我透露了些许痛苦的记忆。我惊讶地发现，我们虽然都出生在1990年，但他经历了我爷爷小时候那种没有保障和庇护的危机四伏的生活。

好些年，我父亲以每年主持修建两三座楼房的劳动节奏早出晚归，把每一次结款交给我母亲持家，同一时间，他的父亲对劳动和养育三个孩子没有表现出兴趣，而是以茶叶商贩的身份在外地游荡，像一个始终突破不了瓶颈期的旅行作家，等到终于回家时，却只能在口头上展示他的收获。这家人在物质上缺衣少食，心灵上受尽屈辱，社交生活除了鄙视、谩骂和肢体冲突，几乎没有别的内容。世事难料。我父亲因为脑部肿瘤和几次手术，沦为赤贫，差点死掉，对我的期待也变成了“健健康康地活着”。他父亲身强体健地回来了，沉迷地下六合彩，没有避免被庄家收割的普遍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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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女性，我很难理解父子关系。但在我看来，丈夫有一个艰难而孤独的早年，和他有一个失能又强势的父亲，关系很大。

一件小事：我返乡办婚礼的时候，怀孕六个多月了。丈夫的父亲想以他的方式表达对我的重视，或者是，对他孙辈的重视，我吃不准。他一定要带我去另一个偏远的村子，拜一个据说很灵的神婆“何仙姑”。我身体很好，上海的孕检趟趟顺利，没有流产的先兆，但现代医学说服不了他。僵持了一两天，我感觉这位父亲的不高兴已经造成了一种胁迫的气氛。丈夫劝我接受他的好意。

看起来很荒谬的一幕：父亲的弟弟掌握方向盘，不会开车的父亲坐在副驾驶指挥，我和丈夫坐在后排——这两个刚在上海读完硕士的年轻人就这么被两个文盲和一辆破车率领着，在一条路况烂透了的山体边缘一路狂飙。贴着车窗，垂直往下看，是一条流速很快的泥沙俱下的河流。前一天有辆摩托车掉下去了，这天，几个村民拿着鱼叉锄头在戳来戳去地捞尸。

这天，我在神婆的祠堂，在盛夏的燠热和烟熏火燎的空气中无法克制孕吐。神婆用毛笔在黄纸上画符，墨汁散发出变质的气味，她虔诚专注的举止不受干扰。她把黄纸卷成能包裹秘密的细条状，以防外人窥见她与神鬼之间的“交流”。卷纸在红烛跳跃的火苗上一节一节地燃烧，灰烬掉落在一只蓝色的瓷碗里。丈夫的父亲数点钞票，买下那些灰烬。他们教育我：“像泡茶一样，开水一冲，喝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了。”我笑起来，“我是过来看看的。”眼下也没有到福楼拜为了写作服砒霜的女主人公而吞吃一把砒霜的程度。

不过，很多普通人对待生活的认真劲头，其实比艺术家对待创作更加严肃和强烈。我想起一个少年时期的朋友，职业是理工大学的老师，先天性的宫颈机能不全引发接二连三的流产，几乎击溃了她的精神。她接受手术和西药，同时，每个星期在喝一杯递到我面前的同款“灰烬”。一定有人面带微笑地看着她咽下去。一旦她咽不下去，麻烦就来了。

我不可能撤掉已经形成的隔阂和界限，融入也消融于此。一如他们也无法进入我的空间，一如我写下的和我阅读的那些书和杂志，在这里一不留神就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变成餐桌上隔热的杯垫、碗垫、擦拭汤汁的抹布（“不好用”），灶台边烧开水时引火的燃料（“好用”）。我不免想起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编辑朋友们，他们在有限的特定阶层热闹惯了，生存也幸运地受到工作意义感的保护。

一个诀窍是，只要你能克制启蒙和改良的冲动，像撒手人寰一样做到真正的撒手不管，既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建设性想法，你就会收获人们的欣赏。他们把你当“自己人”，送你一桶新酿的血糯米酒，一篮子大雨初歇从林子里采摘回来的松树菇，一碗清洗过了的酸甜可口的野树莓，或者别的帮你休息得更好的东西。我丈夫早就聪明地掌握个中诀窍了。他劝我活得更加高效，“少回头，往前看，人生三万天，要把生命投入到拥有可能性的地方。”

晚饭后，我和丈夫出门散步。计划是先沿张家浜河走走，然后他回家，带孩子去游泳，我去市图书馆听一场新书的分享：关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后半生，51岁从作家转身做导演，拍摄19部电影，收录了她的片场手记的《迷途》最近出版了中译本。

也许因为我在母亲的身边生活，每当我去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书店闲逛，总有一种偷来的甜蜜不安的感受。母亲会怎么说呢？——“别总是被一些没有卵用的东西吸引！”“别在死人身上浪费时间！”或者，“去关心你认识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吧（她指的是老家的人），瞧瞧她们在过什么日子！”

我们站在镜天湖的桥上看晚霞。云彩随着光线发生细微的变化。两只黑天鹅领着一群刚出生的灰萌萌的小天鹅游过来，看起来生气十足，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会被剪去飞羽，遗忘高空飞翔的基因，每天在这里接受投喂和绕圈子的命运了。

丈夫指着远处说：“看，好美啊！”

我说起母亲想在老家建房子的事。

丈夫普通话切换方言，说：“有个关隘，我爸晓得了会怎么讲？他们讲话很难听的——蠢包崽子！”

“晓得”是必然的。两家离得很近，头天晚上他母亲的鸡窝遭了贼，第二天上午，我母亲就知道被偷了几只鸡。他父亲的意思我明白。丈夫娶进来我这个妻子，而非他嫁给我做了上门女婿，所以丈母娘家是别人家。过年那天，我在他家吃了午饭，想回家跟父母一起吃晚饭，他的父亲不高兴。“你已经是这边的人了，不是那边的人了。”以及，“外婆的外，是外人的外。”我母亲不喜欢做“外”人，孩子从出生起就是她一手照料，她想让孩子叫“奶奶”。然而这又表现得像在抢夺本不属于她的权利，于是折中取舍，她让孩子丢弃“外”字，叫“婆婆”，叫“公公”。别人打趣孩子，“你才三岁就有公公婆婆啦？定娃娃亲啦？”如果像在英语中一样，“祖母”统一为grandma，不分亲疏，没有边界，的确更利于生活，也利于我解决目前的问题。

另一个原则是，如果结了婚，你的让渡和拥有就变成了双倍，或者减半，也就是“一碗水端平”。丈夫的父母不需要建房子，我说：“要不，给他们换算成一份养老金？”

丈夫觉得这主意糟透了。他认为家里的老人没有掌财的能力。他讲起乡邻乔叟乔嫂的灾祸。他们的儿子在香港从事保险行业，惦记着老人，据说寄了不少钱回来。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家孩子不啃老，自己不像很多老人老无所依，喝醉的时候，清醒的时候，他们拿储蓄情况到处说。有天晚上，一伙吸毒的年轻人抢劫了这对老人，“得了六百块钱，差点把他们杀了。”

我们在合欢路和锦绣路交叉的路口即将分开时，丈夫让我站在他的位置上，替他想一想。

等到凌晨临睡前，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我对丈夫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先离婚。这样你爸问起来，你就说那是她家的事，与你和他都无关了。等我做完这件事——如果我们想复婚，再复婚。”

我丈夫目瞪口呆，然后笑了：“你像咱们的孩子一样，讲话没有分寸感。”

我思路打开，如同老朋友真心为他着想，建议说：“你要是二婚，千万别再找我这样的啦，来路太复杂。你找个婚恋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江浙沪独生女吧。”

“爸赌妈病弟读书，对吧？”丈夫笑着说。他在网上冲浪，一些话像是从漂流瓶里捡来的，虽然有点尴尬，有时也让人产生联想。

我不置可否，说恐怕更糟，我弟不爱读书。

既然话说开去，我呼吸到一种比较空旷的自由，一种不占据的松快。我跟丈夫讲到备选方案，推荐他一个身世比矿泉水还清澈爽利的上海朋友，作为我们离婚后他的出路。这位上海朋友表达过对我丈夫的欣赏，用词没有分寸，“梦寐以求”，她说。我只能说，隔床如隔山，我看她的丈夫也蛮可爱的。

我不是那种把离婚挂在嘴边实际上内心害怕破碎的人。透过离婚这个锁进储藏室的鲜少现身的词，他也许看见了我的决心，一种不聪明、不好看、不可撼动的保护母亲的决心。这决心像一把利刃，穿透一切，也包括我对他的爱情。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给丈夫挑选衬衫，他走过来，掰过我的肩膀说：“我爸那边我去处理。你如果能解决归属权的问题，把房子和宅基地归于你，而不是你弟，那我支持你。”

“这怎么可能呢？”我差点跳起来，只有方言能表达我的激动，“改别人的天，换别人的地，何必？我就不能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要吗？”

丈夫眯着眼睛笑了。他用没什么音调起伏的普通话说：“试试看，你也要学会关照自己。你妈妈首先不会同意的。”

从一封写给六岁女儿的家信（不久前被扔进了电脑垃圾桶），我找回了以下段落的碎片：

你在20年代的上海，生活充满了安全、确定和丰富；和你同龄的那个我，在90年代的山林里，生活是另一个样子。少女妈妈是存在的，她很可能就出现在邻居家。有些女人才三十多岁，就做了祖母。我的妈妈非常严肃地看少年犯罪类型的电视剧，提防我坠入深渊，恐吓我好好读书。（“如果读书不好，你的人生就完蛋了，什么好事都轮不上你！”）虽然她在一个连图书室、兴趣班也没有的地方带小孩，但她绝对称得上一个重视教育的野心勃勃的母亲。她守在做卫生纸的纸厂大门口，等待运废品的大卡车远道回来。她跳上来不及卸货的车厢，捡回鲁迅的书和黄冈的奥数题。很多东西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超纲了，我看不懂。妈妈像西方的牧师抱着《圣经》，总是虔诚地抱着《新华字典》。她指指《伤逝》，指指《狂人日记》，又返回去指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非常焦虑，“你认得这些字吗？你认得，那怎么还说看不懂呢？”

上小学后，学校会颁发一种“三好学生”的奖状，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三好，但我得很多的这个奖。妈妈反应冷淡，拒绝帮我粘墙上，“我不用给你买草稿纸了”，她戳着奖状的背面这么说。她还说，含糊不清的评价是掺了水分的表面花头，只有明确印着第几名的奖状才能说明实力和努力程度。我心思不在学习，期期收成惨淡。然而，妈妈的愿力是那么强烈，我甚至觉得她有点歇斯底里了。有次，我空手回来，妈妈愤怒地冲到餐厅，手臂一挥，动作极快地揭下墙上褪色的“优秀幼儿”奖状，三五下撕个粉碎，抛洒在我的头上。我吓坏了，僵在那里看着这个美丽疯狂的女人扭曲的眉眼，一动不敢动。

妈妈大声说：“你很快是初中生了！难不成要一辈子做优秀幼儿吗？”

我心里除了爱恋，又一次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每个孩子出生时都渴望一个强大的母亲，我的同情心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观看妈妈的生活时滋长起来的。她婚后有几年时间，我爸爸在广东打工，修建自来水厂的职工宿舍，每逢端午中秋和生日，妈妈就站在楼顶看着月亮哭泣。她对寂寞没有心理准备，也不是那种快活潇洒的性格，而我那时还太小，不懂得劝她暂时忘了我爸爸，出去找找乐子。她不知道，妈妈的快乐会点亮孩子的生活。妈妈心情不太好，物质条件也不优渥，我趋利避害，住到一墙之隔的爷爷奶奶家去了。爷爷曾经在一家国企做中层干部，退休金丰厚，饭菜美味，电视机也是宽屏和彩色的。两位老人有条件过活泼悦己的生活，也非常宠爱我，我经常被他们饭桌上打情骂俏的言语神态逗得捧腹大笑。我经常往碗里夹很多的肉类，红烧肉啦，鸡腿啦，鱼肚啦，猪蹄啦，说出门看看我的大狗，看看我的小伙伴，然后端着碗一路小跑着，像外卖员把这些食物投递到妈妈的碗里。爷爷奶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不说什么。但他们也不怎么主动邀请我的妈妈。有几回，他们要设宴招待远道而来的前同事前领导，只会对爸爸和我说，“过去一起吃饭，杀了一只羊”。妈妈就在旁边，她一个人做饭也很麻烦，但她完全被忽视了。

有一次，妈妈在厨房切芹菜，爷爷让她去做一件活儿，大概是搬动稻谷风车之类的。妈妈说，等切完手上这把芹菜。爷爷说，马上就去。妈妈没有放下刀，继续切菜。她的不服从激怒了他。他扬起巴掌，面露凶光，不知是吓唬她，还是真的准备给出一耳光。她菜刀提过头顶，瞪视着他，极果决地说：“你敢碰我试试！我赌你今天被抬出去你信不信！”

妈妈很可怕，又很可怜。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如果不去外面的世界为她争得一点尊严，简直是在谋害她的人生了。

在我自己做了妈妈，和女儿在地毯上动物似的打滚和大笑，听她用普通话撒娇叫“妈咪妈咪”，我会蓦然心起疑虑，不知在厨房忙碌的另一个女人，我用硬扎扎的方言叫“嗯妈”的那个女人，做我的妈妈，有没有过这样彻底放松的片刻。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过拥抱和亲吻。记忆中最亲密的身体接触是，她给我洗澡，拇指肚用力地擦洗我的膝盖弯，我说，疼，轻一点。有那么一次，我大概是皮肤感到饥渴，或者是从电视的二手生活中接受了再教育，开玩笑地提出拥抱的请求。妈妈愣了一下，不同意，她说：“真搞笑，那是外国电影里才有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兴这些。”她搓洗衣服时经常哼唱一首欢快的小曲，“妈妈的吻，甜蜜的吻”，我阴阳怪气地问过她，“你怎么知道那是甜蜜的吻？”——我的女儿，你已经见不到我所说的那个她了。她做了外婆以后，从你出生的第一天起，每天吻你好多好多，从你的脚丫子到脑门上的小头发，“亲亲，亲亲”，直到你严肃地向她提出“限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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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以后，左邻右舍的每一户人家的女孩，阿铃，大雁，小美，姣姣，芳芳，阿志，小青，表姐们，堂姐们，和我同龄的，大一点的，慢慢地都离开学校了。有的年龄太小，就近在麻将馆沏茶，有的满十六不到十八，能去不远不近的县城餐馆做服务员，炒蛋炒饭，还有的去了再远些的长沙，在宾馆拆洗床单，胆子大的，去了广东的深圳、中山、东莞、佛山，做什么不知道。我一个表姐，在长沙的宾馆打工，沾上了一些事，被老板娘下毒杀害了，时年十九岁。

等到我快初中毕业时，妈妈熟识的朋友都在劝她，让我加入打工妹的队伍。从农妇到女工，听着也是实现阶层跃迁了。一次，一个婶婶在我家玩，大意是说：“别让她读书了，高中成绩也不见得好，考大学那种事，没有准数的。如果没考上，不是浪费三年学费吗？最后不是还得去打工吗？早打工早挣钱，不是很好吗？”

我在一边听着，觉得她讲得好有道理。妈妈挣不到钱，如果我挣到钱交给妈妈，她一定会笑的。

妈妈倚着门框站在那里，喝着茶水。她用力嚼茶叶的样子好像一次一次地咬牙关。别人不理解她，她总是用一些本地娱乐新闻，谁的狗被偷了，谁又偷人了，尽快转移那些劝我放弃学业的讨论。妈妈坚定地抱着一定要让孩子读大学的理想；所以后来，弟弟从她攒钱买进的高中退学，可真是伤透了她的心。她不排斥给他买个三本读读的，——考不上二本，买不起二本，但事实证明，只要你眼光好，三本自身也可能升上二本。而她自己，只学完拼音就辍学了，通往大学的路怎么走，她哪里知道？多年以后，我自己做了妈妈，与上海的妈妈们聊天，两个高频词汇“鸡娃”和“焦虑”，是颇能形容我妈妈当时的处境。不过相比上海妈妈，我的妈妈显然更加茫然，也非常孤独。

一天晚饭后，我和母亲出门走走，去长柳路买第二天早上要吃的吐司。她已经接纳了吃蔓越莓吐司，但不喝牛奶，酸奶，觉得榨橙汁既浪费果肉，操作也麻烦。

偶尔她会用筷子敲敲饭碗的边缘，问我：“你现在早餐为什么不吃猪油蛋炒饭了？明明很香！”

还有：“你为什么不爱吃烟熏肉、水腌鱼、外婆菜、皮蛋、腌辣酱了？这些食物把你养大，你为什么要抛弃它们？你会抛弃我吗？”

或者干脆是：“你和我们坐不到一张饭桌上了！你一点都不像我的孩子！”

我对弟弟复述过母亲的话，弟弟让我宽心，因为母亲也说他不像她的孩子。但我觉得同一句话，不是同一个意思。弟弟说，不计较，就算我们是她从垃圾站捡的，也不用去找“更相像”的父母，因为我们已经成年了。唯一的母亲像一座房子已然竣工，完成了她自己的属性。

从面包店结账出来，母亲接到弟弟的电话，她打断他说，正忙着，晚点说。她不擅长说谎，我几乎在她关掉手机目光探视我的那一刻明白过来，她顾虑我在场。这阵子，母亲的电话分外的多。她在自己的房间打很长时间的电话，跟很多人聊天，房门紧闭。

过了一会儿，她主动提起房屋宅基地归属权的问题。

她拿我丈夫的父亲做类比。之前，丈夫的姐姐居无定所，想在娘家的宅基地盖几间小平房。那地方很大，容纳了菜地、果园和茶园，容纳她一家三口本是绰绰有余。但是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她，让她自谋生路。他认为一个结了婚的女儿已经不属于这个家庭，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不应该继续长在原来的地方。这个家庭的一切，好的坏的，都是要留给儿子或由儿子承担的。那时，当我这个轮不上开口的儿媳妇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分给她，她的情感记忆都在这里……我接受了丈夫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群起攻之，“不懂事，天真”。可以说，我的母亲和丈夫的父亲是同道中人，同一套伦理秩序的捍卫者，为了一些糟糕强大的理性而抑制了自然美丽的情感。在此之前，他们在聚会上坐下来聊天，能像知音一般亲近地聊上很久。接下来，他们为了捍卫各自的儿子反目成仇，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也在研究母亲求索的问题。我从网上了解到《民法典》的规定，结婚的女儿同样有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权，但户口迁出本地的，就不一定了。在老家，人们默认女儿没有土地的继承权，女儿们自己也不争抢、不多说，是因为那里只是按既定观念和风俗行事吗？

我对丈夫旧话重提，还是走离婚程式最简单。咱们应该像上海那些迫于政策，通过离婚、假结婚置房产的夫妻和单身人士学习，“用最直接的方式，把事情撂完”。我说，二选一不难选：此刻我们离民政局只有十五分钟车程，而离男权制的建立已经有几千年……还记得咱们老乡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咋说的吗？“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及丈夫的男权。”一百年过去了，世界改变了多少？我们有信心推得翻吗？假使推得翻，假使打得下我的江山，我也不一定想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然而，丈夫一听我说离婚计划，就像在南京东路小剧场听与己无关的脱口秀似的，乐不可支地笑起来。

有一天，母亲的妹妹，与我关系较近的一位姨妈发微信说，母亲认为我“无能”，“不会捞一把人（帮忙）”。在姐妹俩拖沓亲密的聊天记录中，我看见母亲说，“离开老家的小孩都是叛徒越跑越远”。

还有：“干脆不回来掉头回来呢要打却（劫）我们。”

加上：“我尽了全力让她出息让她好过。不晓得接下来她要做出什么。”

后来，我才东拼西凑地知道，让母亲感到受了背叛的，除了没有及时说话的我，还有我的丈夫——在她看来他个性不够彻底和慷慨，行事有掠夺的倾向。她以血缘亲疏论远近，这倒是容易想通的。当初，她在我的婚礼上含着泪水，不是那种幸福激动的泪水，更像是一个被洗劫一空的人空茫失落的眼泪。也许她的内心早就从一个外来的男人身上看见了掠夺的性质，我站在中间，越是投入，越是往他靠，她失去得越是彻底。共同生活的力量是强大的，她今日的境遇，自己也要想通的。

然而，思路还是在这里卡住了：她的儿子和丈夫没有选择跟她“站在一边”。

一天，我向弟弟求证，他的脸没有出现在视频电话的框子里。他的手臂晃动着，往墙上安装一台不锈钢抽油烟机。他找到了一个绝望感不相上下的投资人，相约折腾下一家煲仔饭店。等我说完的时候，弟弟会把嘴巴凑进框子里，答上一段。我觉得交流很隔膜，因为我只看得到他的嘴巴。弟弟没有经历过认识自己、周游世界的阶段，但不可思议地在这两个方面收获了确定感。他发两个表情包，“我是垃圾”，要么，“世界是垃圾场”。

作为老大，我没有体会过老二对老大的特别的情感，想象中可能接近这么一种意味：在他出生之时，把她当作已然存在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来热爱、拥抱和期待。

一段记忆：从中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开始，有几年时间，约会变成了我生活中顶顶开心的事。只是在一个熟人社会，不让人开心的耳目无处不在。我小心看护着自己的乐趣，不允许男孩的摩托车出现在家门口，也总是等到人们午睡的时间才出门。我赶不上家里的晚饭，慢慢的也找不出新的解释。一次，天下大雨，我冲进家门，母亲抓住我的胳膊，像拎小鸡一样把我往雨里扔，“出去鬼混，出去！”她厌烦地说。弟弟倚在门口，正在给我剥一颗煨熟的鸡蛋。这天以后，七岁的弟弟总是在晚饭以后出门。他脖子上挂一只手电筒，走到国道入口的那家杂货铺等我，有时带一把伞，有时带一瓶水。

我到大城市头几年，被生活逼到一只角落里，没有防护地走在大街上，觉得树露出死相，那些高楼倾斜着倒向我。弟弟那时候在夜宵店打工，每天坐在矮凳上，面朝一大脚盆的小龙虾，手持牙刷刷洗小龙虾的腹部。我们打完一个电话后，他调休跟着中介去看长沙的二手房。他联合未成年的女朋友，决心一起好好打工给我买房的想法，让我感到震惊。

“刷一辈子的小龙虾也给你买不起一间房子”，弟弟在视频里给我看堆成小山的龙虾，“小龙虾还有壳，姐姐你下辈子投胎做龙虾。”

新店的网络还没装，流量让通话变得不流畅。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宅基地？”

“我不需要这个。”他说。十足确信的腔调一直不变，让我想起他买进高中后搭火车来找我补习的那个暑假，他走进复旦光华楼二楼的教室，在最后一排坐下来，像是对冷飕飕的空调过敏，他马上要走。他也是这样毫不含糊，说，“我不属于这里。”

只见手机屏幕上，他的嘴巴动一会儿，卡一会儿，又糊一会儿。传来的声音倒是清晰的：“爸妈在乎的我不在乎。你开心吗？你开心就好。你要是开心，那套商品房你也拿去。”

我说：“没什么开不开心的，只是做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的区别。”

弟弟说：“好了，我也是为了自保。我不想被绑架，不想听他们说，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声音消失了。弟弟的嘴巴糊了，凝固在屏幕上，像一片小小的赤潮。我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儿，弟弟发来文字说：姐姐，你知道网上流行的说法吗？房贷、车贷、传宗接代。我要是接受了这房子，很快会被催婚催生的，很惨的。如果我没地方办婚礼，婚礼就会延迟，所以姐姐，我觉得你不要现在答应建房子。不要启动一件事情，然后引发下一件事情。

弟弟转发过来母亲和他的聊天记录。母亲对比分析我们姐弟的处境，感慨一番“同胞不同命”，预测了弟弟牛马一般劳碌黯淡的前途，最后没有忘记质问他：“你说说，你不要宅基地，是不是猪脑子？”

读到这一行时，连我也几乎相信，如果不是母亲拼命护着这小子，他的确难逃猪一般被宰杀的命运。

但弟弟自己不会这么想。他像个哲学家，怀着一些朴素又根本的看法，比如，“我来到世上时，什么也没有。等我离开世界时，又是什么也没有。那中间这个过程，我少拿了一点，多亏了一点，又有什么要紧呢？

等母亲想联合我父亲的力量，给她的个人意志做加持，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早就不是那个爱情至上的忠诚男人了。他正在迈入老年，性别特征越来越弱化，心理景观也随之更替，变成了一个“后代至上”的男人。他在沙发上摇着蒲扇，追忆往昔，同一生命阶段发生的大事，恋爱的体验，婚礼的筹备，学艺出师，家人过世，他都不爱讲了。他爱讲的，就是他在计划生育的特殊时期，如何通过贿赂留住了我的性命。

我母亲去领结婚证时，被查出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章子戳下去之前，她必须拿到流产证明。不然，这对年轻人不允许结合，孩子出生后没有户口，不能上学。我作为一个胎儿，投生得实在不是时候。如果提前知道自己很可能会在群体的仇怨和歧视中出生，一定主动地脐带绕颈，自我了断了。那天，一些未婚先孕的年轻夫妇别无选择，当下就去了隔壁房间流产。我母亲在恐怖的尖叫声中吓得失落了魂魄。我父亲坚持说，他会想办法的，一个好好的孩子不能变成一场血霉。他们没有领证就回家了。婚礼照常准备，婚期逼近，我在黑暗的软壳中生长。

一天，我的母亲被车子拉到了卫生院。我父亲骑着摩托车随后赶到的时候，她排在长廊里一列等待流产的女人中间，麻木地缓慢行进着。她在令人胆寒的尖叫声中崩溃了，“杀猪一样”，她后来跟我说，“每个女的被推出来时，下半身都是血，脸是死白的。”我父亲把她从人群中拽出来，拉到队伍的最后面，好像这样做能延长我的寿命。母亲的身体像泥沙总是往地下沉，她说，“没有麻药”，“没有办法”，“没有用”。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位老村支书正费力地拨开孕妇们，穿过长廊，迎面走来。不久前，我父亲帮他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他过去打招呼，问村支书要去哪间科室，然后转身跑去供销社买了一条软壳白沙香烟。村支书说：“放心吧，没问题。”

如今讲起来，我父亲说：“我女儿排着队来阳世的路上，前面真是铺满了白骨啊。我女儿命硬的，要珍惜，要把那些同龄人的命，通通活在自己身上。”

还有碰杯：“我俩跟一般父女还不同，有过命的交情。”

我长到三十多岁，想不起他冲我讲过一句过火的话。等到我女儿出生，他在日常的照顾陪伴中，一粥一饭，一言一语，发乎自然，表现出极尽耐心的慧性。他对后代的维护，一定加重了我母亲的寂寞。好些时候，我母亲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杨浦大桥下面跟大家跳舞，他说，那些陌生人跟他没有关系，孩子喜欢跟他待着，孩子需要他。他们一起搭乐高积木，各种造型的城堡，各种颜色的房子。

我明确告诉父母，如果他们想拆旧建新，我会支持他们。从1992年建自家的第一个房子，到2018年离开湖南帮我照料孩子，漫长的时间里除去生病和康复，我父亲一共主持修建了五十三座民居房，一所学校，两所工厂和一座水坝。他对一辈子谋生的行业保持着充沛的兴味，因为心脏早搏，他这些年不方便再从事建筑行业，那么，这有可能是他们一起修建的最后一座房子，有可能成为他一生志业的最高点，有定档意味的最后寄托。

我对父母说：“把它当作你们最好的作品来做吧。”

第二天，父亲把画好的设计图纸给我看，谋篇布局，清清楚楚。他说，当初我结婚时没能送我礼物，这个房子就是我的礼物。我说，妈妈准备了很多她做的礼物，被子啦——棉花也是她一手种一手摘的，刺绣枕套啦，刺绣屏风啦，刺绣挂画啦，等到我嫁女儿，我肯定没有她那种耐心。父亲点点头，继续说，他会把房子建得很结实，以后我可以留给我的女儿。

至于归属权，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是如何说服她的。他说来说去强调一个观点：“你只要把长女当长子看待，眼前的一切就明了起来了。”

我没有追问母亲是否真的诚服心悦。我心里又泛起那种对她的几乎与岁月等长的坚韧的同情心。她给三个男人做了那么多的饭，也没有争得一个盟友。每个人的意志像房子里的一堵墙，平行或交汇，都不是为了另一堵墙。有一些时刻，为了让她显得不那么孤独，我很想舍弃那些进步的，现代的，应该树立起来的新旗子，往她身边靠，站在她一起。

与我有关的每一个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我自己。我要接受房子和宅基地吗？放弃与接受，各自的意义是什么？我所看重的，是哪一种意义？

我手机里有一条视频，是两年前的夏天拍的。爷爷过世，我回老家奔丧。我把冷冻的爷爷推进殡仪馆的焚化间后，挑选了一个大理石骨灰盒，站在窗口排队。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敞开的骨灰盒推到我面前，往盒子边缘涂抹一层胶水。他说，还很烫，等等盖盖子。我说好的。我盯着工作人员头顶低悬的吊扇，盯着盒子里保留着轻微的胫骨形状的灰烬，觉得一生好强的爷爷失势到了极点。他在盒子里动弹不得，躯体抵抗不了清风的一点点挑衅。我摘下防晒帽，伸进窗口护爷爷周全，一边让工作人员快把吊扇关了，不然我爷爷会满天跑，跑进每个人的鼻孔里。葬礼完毕，宾客尽散，已是傍晚。我脱下丧服，换上泳衣，一个人去了小湖泊，在那里闷头闷脑地游泳，眼泪都流进静谧温热的湖水里。后来，岸边聚集越来越多的孩子和抱孩子的女人，这些女人或者她们的丈夫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从水里上来，摘下泳镜，孩子们都笑起来。

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问：“你游得好快！那是什么游法？”

我说，是自由泳。这确实跟这里大家游的狗刨和仰泳不一样。我小时候，女孩子不允许下水游泳，我们总是站在岸上看男孩们玩。他们用水枪打湿我们的裙子，我们不好回击，也不敢往水里扔石头。现在，这里依然是男孩们的夏日乐园。父亲依然只带儿子下水。如此度过幼年的大多数女孩子，终其一生也没有学会游泳。

我问他们是不是还想看看别的泳姿，蛙泳？蝶泳？踩水？孩子们兴奋地跳起来。在他们的尖叫声中，一位怪阿姨开始奋力表演。其中一位年轻的母亲，我那位接受了宫颈机能手术并养育了两个孩子的朋友，拍下了我手机里的那段视频。

这个夏天，我在老家住了五天。逢人过世，林子里的噪鹊昼夜不歇地发出伤情的长鸣，我耳朵受不了，一定要早走。整理行李的时候，堂哥家的三个女孩子围着我，想要一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在我听来熟悉而古老，却仍旧没有让一代新人得到满意的回答。“女孩进入初中后，学不好数学了吗？”年龄最大的侄女问。我说当然不是，点开手机相册，翻出一位数学家朋友的照片，春天我们一起带孩子去了北海道滑雪。我问大侄女，“你想跟她打个视频聊聊吗？”

一天前，侄女的母亲，比我大两岁的嫂嫂说，她想要我母亲陪同，去见某个“送子”神婆，求一个儿子。我问，为什么一定要有儿子呢。嫂嫂显然浸身其中，接受了上一代的思虑，说你不懂，这里和上海不一样，家庭需要一个儿子来保有土地，也就是宅基地、稻田、菜地、果园、茶山和林地。如果只有女儿，女儿一结婚，甚至远嫁……最后你的土地就会被收回（使用的权利）。

如果我接受房子和宅基地的归属权，也许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叙事谱系出现了。由此它会引发什么新的启示和反应？——“还有这种游法，好哇塞！”留在我耳朵里的神气十足的声音。

然而母亲呢，我对她的保护程度，最好只是保护七八成吗？对于她的承受力，我应该更有信心吗？她想要调和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呢？她刷抖音的时候，在茫茫网络中遇见过表达自己困惑的讲述吗？——类似《圣经》讲：“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她收获了洞明的解释来抚平内心的忧惧吗？

也许未来是一副可以调整的棋盘。一个决定会推倒另一个决定，滚滚树冠之上，一朵白云覆盖另一朵白云。